冯君可道

按：五代的历史纷乱如麻，首先要有个概观。对冯道之褒贬天上地下，要务是摆脱错位。郑也夫教授说：是冯君将他带入五代史，写出《五代九章》冯道实是五代第一人。本文为《五代九章》第六章，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五代九章》，郑也夫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0月版

一、出身乡儒

冯道生卒年882—954。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说瀛州要先交代河北。古代以河朔称黄河以北，以后这称呼主要指河北。河北在唐代的地位相当特殊。安禄山造反起于河朔。此地后来的安定来自妥协，即河朔三镇不向中央赋税，其节度使自己产生。乃至陈寅恪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两国”，且胡化严重。当代学者以日后发现的墓志铭为据提出：独立的只是官与税，汉文化不衰，本地依旧遵照朝廷规定办乡试，子弟赴京师参加进士科考。科举名额分配上，唐代方镇分为四等，河北列在第三，不是最后。河北子弟考中进士的确很少，而五代时登上台面的文武官员中河北子弟颇多。《旧五代史》列传中，仅幽州籍就有18人之多。地处边缘，科举劣势，《旧五代史·王缄传》却说，“燕蓟多文士”。将“河北优势”现象描述得最清楚的是历史学家毛汉光。五代武职官员共计744人，河北籍占34.2%，仅次于后唐起家的代北地区36.2%；河北籍在各朝代情况如下：梁（78，河北20.5%），唐（204，河北29.9%），晋（173，河北35.3%），汉（127，河北37.8%），周（162，河北42.6%）；文职官员毛汉光只统计了两个朝代：后晋（66，河南24.2%，河北21.2%），后唐（155，河北33.5%，河东12.7%）。即后晋的文职官员中河北籍数量仅次于其起家的河南，后唐文职官员中河北籍数量压过了所有省份，包括河东即代北。（毛汉光，1989，463、432）原因殊难解释。其中之一可能是，黄巢之乱未波及处仅四川与河北，后者成为李晋—后唐的人才来源地。

瀛州是唐代河北道三十州之一。地处河北东南，今沧州一带。景城是瀛州所辖五县之一。写入《旧五代史》的瀛州人四位。除冯道，其他三位王令温、李晖、王殷，都是武人，史册中未见相互间的联系。瀛州景城竟出了五代第一名人：冯道。

“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其中“农、儒”似属谋生之“业”，“儒”非指考生，故“儒业”似乎只能理解为教书。“不恒其业”，即教书在几代人中亦非一以贯之。

因为河北举子考中进士比例很低，笔者猜想，少年冯道的学习状态比较自然，未陷入“制艺”即考试学的泥潭中。这其实是很大的幸运。

那时河北兵变频繁。冯道十岁的时候景城兵变，刘仁恭“为景城令。属瀛州军乱，杀郡守，仁恭募白丁千人讨平之”。（《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读书人家在小小景城不会太多，募兵千人是大举动。故冯家多半认识刘仁恭，日后给冯道求得了一个差事。907年冯道约25岁，事刘守光做参军，即军中低级干事。若走科举道路，很难这个年龄入军中做事。此历练颇大，是非常时期，河北地区，认识当地节度使，三者所使然。

当时一同做参军的，有韩延徽、龙敏，很可能还有孙鹤。他们年龄、官职均相仿。韩、龙都是幽州籍，孙鹤多半也是河北籍。四人相互欣赏。这段交往，对大家都是幸事。《旧五代史·冯道传》说：冯道丁忧期间，“时契丹方盛，素闻道名，欲掠而取之，会边人有备，获免。”当时冯道人微言轻，契丹怎知其人。笔者以为是韩延徽相告，这也旁证其时韩与耶律阿保机无话不谈。

大约在911年冯道谏言刘守光缓伐中山，下狱数月。这年他29岁。狱中事情冯道及史家均无披露。古今中外狱中每有特殊人才，这个年龄短期入狱是可遇不可求的非凡锻炼。

冯道在刘守光军中四年。这期间他结识了良友，见识了暴君，目睹同僚被杀，也曾因言入狱。出狱逃离刘守光时，已经不是官场中的菜鸟了。

二、文牍，词臣，掌书记

冯道逃离大燕投奔李存勖，必是三思后行。存勖哪有功夫接待考察投奔者，这事情统归张承业打理。若是面见李存勖恐无这般运气。存勖有装门面的心理需求，很可能更看重科名或大唐故吏。张承业不同。大唐历史中宦官与朝臣是老冤家，且宦官都是底层出身，他们天然地讨厌贵族。且他是老吏，重实际才干而非进士招牌，择人时眼光常在士族之外。初次见面，冯道过了承业之法眼。接下发生了这一幕：时有周元豹者，善人伦鉴，与道不合，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公不可过用。”管记卢质闻之曰：“我曾见杜黄裳司空（注：唐朝宰相，738—808）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荐为霸府从事焉。（《旧五代史》卷72《张承业传》）卢质也是李存勖麾下有话语权者。其祖上是大唐官吏。能文，少年入仕，似乎没有科举功名。当年李克宁图谋皇位，被卢质与张承业联手废掉。以后卢随存勖南征北战。庄宗登基后“欲相之，质性疏逸，不喜居高位，固辞获免”。卢、张与冯道有过交谈，非术士相面能比。二人都看好且保举，冯道顺利当上了“霸府从事”（霸府即晋王之府，从事乃佐官），在宦途上起步。

自20世纪初叶至今，考古学家发现秦汉竹木简20万片，字数约200万字。占压倒优势的内容不是诗词格赋，而是朝廷文牍。它是中国官场自战国开始的文牍主义管理的物证。谁来撰文？本来凡识文断字者即可。但因为撰文者有身份地位，故从“词官”一职产生起，就开始了竞争。比什么？文字水准。汉代官场就有“记室”职务。建安七子中的陈琳与阮瑀同为曹操的记室，可见水准。从东汉到魏晋，入仕中出身的权重很大。隋唐开启的科举降低了门阀的地位，科考中比拼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字水准。唐代称首席记室为记室掌书记，因众多的掌书记在方镇中，又称节度使掌书记，简称掌书记。唐代方镇使府中有文武两系统。《通典》载，节度使的文职僚佐有：一名副使，一名行军司马，两名判官，一名掌书记，还有几名参谋、随军。（严耕望，1969，196）掌书记是要职。温庭筠、高适、韩愈、令狐楚、李商隐都做过掌书记。比拼之下，唐代文牍水准极高。掌书记们马上军前的急就章多不扔掉，日后汇成文集。譬如温庭筠的《汉南真稿》、李商隐的《樊南四六甲乙集》、令狐楚的《表奏集》等等。至今能见到一百多部，堪称“掌记文学”。（参阅吴丽娱，2002，105—130）此风不绝如缕，直演化到清代奏章。

文牍主义的管理是不归之路。举国已成垂直与水平信息互动之网，便没有独家固持口头传信之可能。这是里子，即务实的层面。还有面子，即便武夫掌权，不行文牍，没有像样的掌书记，近乎少了权力合法性。故此，唐代掌书记的传统，被五代十国的枭雄们忠实继承。

李袭吉，大唐进士，自称李林甫后人，任李克用掌书记十五年，文字一流。天复中，武皇议欲修好于梁，命袭吉为书以贻梁祖，书曰：“一别清德，十五余年，失意杯盘，争锋剑戟。山高水阔，难追二国之欢；雁逝鱼沉，久绝八行（注：书信的意思）之赐……毒手尊拳，交相于幕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梁祖览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谓敬翔曰：“李公（李克用）斗绝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此文系《全唐文》收入其两文之一。李袭吉天祐三年（903）卒。李克用扣住刘仁恭的使者王缄，强迫做其掌书记。克用卒，李存勖续用王缄做掌书记。918年王缄殒命于胡柳坡之役。效力李家军六年的冯道有了机会。初，判官王缄从军掌文翰，胡柳之役，缄没于军。庄宗归宁太原，置酒公宴，举酒谓张承业曰：“予今于此会取一书记，先以卮酒辟之。”即举酒属巡官冯道，道以所举非次，抗酒辞避。庄宗曰：“勿谦挹，无逾于卿也。”时以职列序迁，则（卢）程当为书记，（卢）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职，私怀愤惋，谓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余上。”先是，庄宗尝于帐中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闲笔砚。”由是文翰之选，不及于程。时张承业专制河东留守事，人皆敬惮。旧例，支使监诸廪出纳，程诉于承业曰：“此事非仆所长，请择能者。”承业叱之曰：“公称文士，即合飞文染翰，以济霸图，尝命草辞，自陈短拙，及留职务，又以为辞，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谢之。后历观察判官。（《旧五代史》卷67《卢程传》）笔者以为“即举酒属巡官冯道”的主语可作两解。语词上可以是李存勖或张承业，逻辑上则应该是张承业。我认可后者，以为存勖“举酒谓张承业曰”就是请承业帮他确定一位掌书记，其后他说“无逾于卿也”是认可承业的选择。冯道坦然接受肯定不妥，因为酒桌前官位高他的不止一位。卢程系官宦子弟，本人是昭宗末年（904）进士。掌书记直接侍奉老大，内外多有表现，日后晋升机会大。大唐历史上的多位高官是从掌书记踏板上飞黄腾达的。但卢程自知没有文字能力，故其牢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服这样一位来自小地方的、没有科名的、寒门乡儒当上掌书记。

卢程的牢骚是有代表性的。旋即有下面的段子：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册》。”（《欧阳史》云：《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北梦琐言》云：《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道寻知之，召赞谓曰：“《兔园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聊，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兔园册》今天已看不到。从前人的议论看是经典文章之荟萃。而任赞嘲笑的支点应该是小地方人只见过这本书。冯道的反击是：你们专攻“举业”的人，“止看文场秀句”，没有资格嘲笑，即使它是流行图书。截至五代，书籍都是手抄，小地方的寒门子弟能接触的书籍肯定少很多。这也是日后冯道上奏雕版印经的动因之一。《新五代史》中嘲笑《兔园册》的主角是名家子刘岳。这似可说明，其时蔑视冯道者不在少数。一段时间内，词官间持续着刀笔地位上的明争暗斗。复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进《贺平中山王都表》云，“复真定之逆贼”。道让琪曰：“昨来收复定州，非真定也。”琪昧于地理，顿至折角。（同上）

（明宗）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贼，李琪罚一月俸。”（《旧五代史》卷58《李琪传》）李琪非卢程、任赞、刘岳堪与比肩。他祖上世代为官，13岁文章惊动宰相王铎，唐昭宗年间进士，文声颇盛于后唐。真定与定州都是河北地名。真定是个县，属镇州（常山郡）管辖。定州是与镇州同级别的建制。冯道是河北人，自然熟知。上述史料令人费解的是，一个地名的错误，何以要皇帝下诏乃至罚一月俸禄。只能理解为，当时词官间相互挑剔、激烈冲突，明宗不罚李琪不足以摆平。这也反证出冯道任掌书记期间历经同僚的挑剔而不败，终于修成正果。当然此处也含薛居正的立场，借此扬冯。其后百僚上明宗徽号凡三章，道自为之，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举朝服焉。道尤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漓之态。（《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下面抄录冯道文字片段三则。其一长兴元年（930）明帝受册徽号之辞：伏惟皇帝陛下，天授一德，时历多艰。翊太祖以兴邦，佐先皇而定难，拯（李）嗣昭于潞困，救（周）德威于燕危，遏思远而全邺都，诛（王）彦章而下梁苑。成再造之业，由四征之功。洎纂鸿图，每敷皇化。去内库而省庖膳，出宫人而减伶官，轻宝玉之珍，却鹰鹯之贡。淳风既洽，嘉瑞自臻。故登极之前，人皆不足；改元之后，时便有年。遐荒旋毙于戎王，重译径来于蛮子，东巡而（朱）守殷殪，北讨而王都歼，破契丹而燕、赵无虞，控灵武而瓜、沙并复。……典礼当告成之后，夙夜思即位之初，千秋万岁，永混车书。（《旧五代史》卷41《明宗纪七》）

其二写给良臣刘审交的墓志：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怀感如此者，诚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剥，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确然行良吏之事，薄罚宥过，谨身节用，安俸禄、守礼分而已。凡从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爱慕。（《旧五代史》卷160《刘审交传》）

其三，刘审交墓志写后两个月写出《长乐老自叙》。可能是故交清白为官的一生，让他想到自己也来日无多，故这几乎是其自撰的墓志。从其文首末句可见，“长乐老”兼有籍贯和自乐之双重意思，其非自夸自恋之徒。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长乐二郡，历代之名实，具载于国史家牒。……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佑。……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并录诗词两则。其一，毕见冯道乱世中之定力与达观：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其二，诗一句：天成元年……（卢质赴任）同州节度使。时宰相冯道以诗饯别，其警句云：“视草北来唐学士，拥旄西去汉将军。”儒者荣之。（《旧五代史》卷93《卢质传》）诗句中“视草”是词官给皇帝写诏书的意思，“拥旄”是节度使之喻称。此句称道卢质文武双全：做过掌书记，又即将赴任同州节度使。卢质出身大唐书香门第，堪称唐学士，其来自长安，故云“北来”。同州位于陕西，故云“西去”。“汉将军”，则既蕴古风又表汉籍。当年卢质提携冯道，而今冯道身为宰相，文声高迈，诗句质朴，工稳雄浑，切合卢质身份经历，故“儒者荣之”。惜全诗遗失，不可复见。

三、官运与作为

掌书记是升迁的踏板。李家军此前的两位掌书记李袭吉和王缄未能升迁，系因二位殒命之时，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只是藩王，军中没有上升空间。冯道任掌书记五年后，李存勖称帝。又做了三年掌书记，李嗣源即位，冯道的机会来了。掌书记官位不高，但其表现被帝王身边的军头看到。李嗣源看准了冯道，他需要此人。帝王需要不同角色来帮衬。他要借重冯道什么？嗣源是以义子取代李家亲子的，正统上有瑕疵。冯道有廉洁奉公的名声，做宰相可为其壮门面。并且，他需要冯道这样的纯正儒士给他讲道，一个逆袭上位者格外需要像样子的治国，何况有李存勖的覆辙。至于繁琐的政务，人事的勾当，自有安重诲之流去打理。李嗣源的期待与冯道的性情颇为合拍。侍奉李嗣源七年中，冯道其实就做了两件事。其一，雕版印制九经。此事与王朝合法性相关，其背景深厚，头绪繁多，下节专述。其二，且更频繁从事的，讲道。天成、长兴中，天下屡稔，朝廷无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访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记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经井陉之险，忧马有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果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佗日又问道曰：“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臣忆得近代有举子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诗甚好。”遂命侍臣录下，每自讽之。道之发言简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笔者相信冯道为明宗讲道远多于此。明宗执政清明，当与之密切关联。

石敬瑭登基后的处境与李嗣源极为相似，缺乏合法性，急需一位壮门面的宰相。且他比嗣源观察冯道更长久。冯道为石敬瑭做宰相六年。李嗣源、石敬瑭是五代前四朝君主中最勤政廉政的，也是最倚重冯道的。此非偶然，当为互动的结果。除了润物无声的诸多话语、建议，冯道在后晋做的最大事情是出使契丹。石敬瑭登基第二年，契丹遣使为其加徽号：英武明义皇帝。石敬瑭必须遣使回赠。人选成了问题：派资历浅者不成礼节，资历深者又不愿去。天福中，命（王）权使于契丹，权以前世累为将相（注：曾事大唐、后晋、后唐、后晋四朝），未尝有奉使而称陪臣者（《大典》卷作：未尝有称臣于戎虏者），谓人曰：“我虽不才，年今耄矣，岂能远使于契丹乎。违诏得罪，亦所甘心。”……其实权不欲臣事契丹，故坚辞之。（《旧五代史》卷92《王权传》）

道与诸相归中书，食讫，外厅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变手战，道取纸一幅，署云：“道去。”即遣写敕进，堂吏泣下。……不数日北行。晋祖饯宴，语以家国之故，烦耆德远使，自酌卮酒赐之，泣下。（《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注引《谈苑》）君臣“泣下”，足见这趟差事的风险。同时也可看到朝中对“臣事契丹”的分歧。冯道显然没有此种情结，他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他是现实主义者，虽与当初石敬瑭求助契丹获取王位无涉，却以为接受既成事实、和睦两国关系已属必须。冯道也确实是出使的最佳人选，契丹两朝君主均久闻其名。将达西楼，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无迎宰相之礼。”因止焉，其名动殊俗也如此。（《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五代春秋》说：冯道三年九月出发，四年二月归来。历时近半年。减去往返时间，他在契丹国当有两三个月时间，应该是与契丹王相处时间最长的汉臣。惜交往细节无存。冯道载于《全唐诗》中的两行诗句（全诗无存）应该是这趟出行的最可靠的记录。其一，“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牛头与象笏历来是契丹王对贵宾的礼物，赠与冯道说明他们相处甚欢。其二，“朝披四袄专藏手，夜覆三衾怕露头”，一方面说明该地该时之寒冷，另一方面旁证了外界与史家的猜测：（德光）遂潜谕留意，道曰：“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道在契丹，凡得所赐，悉以市薪炭，征其意，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当为之备。”若将久留者。契丹感其意，乃遣归，道三上表乞留，固遣乃去。（《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注引《谈苑》）冯道此行为两国和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遗憾的是，出访时韩延徽不在首都西楼，大概在渤海国。不然交流会更有成效，且更易落实。可惜此行的成果自后晋出帝即位便泡汤。如果少帝留冯道在中枢，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九年后冯道与德光再见面时，中原狼烟地动，后晋不复存在。

冯道在后唐明宗、闵帝，后晋高祖、出帝，后周高祖时为宰相，实则只是在明宗与后晋高祖时，其相位是名副其实的，且做成一些事情。刘知远登基后，冯道不再受重用。刘知远也一直在远观冯道，深知其人的声誉和可借助之处。即位时，刘知远与李嗣源、石敬瑭的处境大不同。后者是逆袭而上，前者是填补契丹留下的真空。即刘知远没有对合法性的格外需求。此时冯道声誉如日中天。而刘知远不需要像李嗣源、石敬瑭对之积极地倚重，他只需要消极地借助。故冯道不再任宰相，改任守太师（注：太师是职事官，正一品；守太师是散官，从一品），被封为齐国公。笔者猜想，这是刘知远的宏观考量。他还有一个微观的心结：冯道曾向石敬瑭推荐他最憎恨的杜重远。大小理由决定了他不重用冯道。

郭威即位时有合法性需求。但入京师时冯道的下马威，让他感到不好借助。故选择了刘知远那样安置冯道。任命冯道为中书令、弘文馆大学士。在《五代会要》上，冯道被列在郭威时七位宰相的第一位。冯道在后周没有过后唐、后晋时的大举动。

冯道做过三朝五帝的宰相，做过李嗣源、石敬瑭、郭威的山陵使。五位皇帝的宰相、三位开国君主的山陵使，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位。

四、雕版九经

五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是雕版刊印文献的铺开。这之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冯道。

在技术演化中，印章与经石是雕版印刷的前导。印章从两河流域辗转传入中土，又从泥封变为与纸张结合，而成为雕版印刷的先导，乃至“‘印’这个字眼便同‘印章’技艺一并输入‘印刷’之中”。（参阅郑也夫，2005，第五章）

第二个前导是石刻。东汉的“举孝廉”造就了墓志铭的繁荣，士子以此彰显自己的孝道。而东汉皇帝为今古经文之争苦恼已久，灵帝接受了蔡邕等人的建议，将钦定的经文刻在石碑上，所谓定于一尊。史称“熹平石经”的46具石碑，历时11年，183年竣工，呈U形立于京师太学门外。士人有了权威的版本才能科考与教书。故“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以后又有北魏的“三字石经”和大唐的“开成石经”。一刻再刻，是因为王朝崩溃时，经石几度毁于争夺与战乱。而经学是王朝的意识形态，石经是其合法性象征。但在以上三代石经前面，士子们只是抄写，还没有拓印。现存最早的石经拓片是藏于伦敦的欧阳询《化度寺铭》（632）。最早远不等于普及。

在印章与经石拓印双重启示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已见端倪。除了佛像和佛经，唐晚期也有了《历书》、《灸经》等。

更多世俗读物的雕版印制，居然是乱世五代开启。最初是书商行为，印制的是历书、流行诗词，等等。官府牵头印制儒家经典，则是冯道率先发起。冯道受谁的启发？《册府元龟》云：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子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刻立。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我们通常以为，五代雕版印刷始于蜀。上文中却是“吴”在“蜀”之前。《十国春秋》卷78载：宝大二年（925）冬十月，镇海镇东留后王子传瑾、中吴军节度使王子传璩各贡唐锦绮千件及九经书史四百二十三卷。宋朝叶少蕴（1077—1148）说：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转引自《书林余话》）宋代印书的第一重镇岂能一蹴而就，杭州在五代时就成气候了。文献中可见该地当时大量印制佛经。

前后蜀的雕版印刷留下的信息比吴越更多：僖宗入蜀（811），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卖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争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遂叱去。（《唐语林》）

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氏家训序》）后蜀还有雕版印刷史上与冯道齐名的毋昭裔，毋氏组织刊印书籍之多同代无出其右。

那么谁是发起刊刻儒家经典的第一人。不是吴越。《十国春秋》说吴越国后唐上贡书籍可信，九经则可疑。吴越国钱镠父子素好佛学，未闻其热爱儒学。后唐刊刻九经历时22年。吴越悄无声息地就完成了？笔者以为，所贡书籍应该是佛经等印刷品。

刊印儒家经典也非始于蜀国。《资治通鉴》说后周广顺三年（953）毋昭裔“请刻板印九经，蜀王从之”。这之前，944—952年，毋昭裔完成了“后蜀石经”（十部经典）的制作，共计117.3万字，用石千余块。石厚3厘米，故不能向汉、魏、唐代的经石那般威严地树立于太学院前，只能放在经堂中。后唐情况如下：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版，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

汉乾祐元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

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两部，共一百三十册。（《五代会要》卷8）由是观之，冯道主持九经刊刻于932—953年。后唐开始九经板刻后，后蜀才开始其石经制作（944）。冯道的九经印制竣工后，后蜀才开始其九经的板刻（953）。

毋昭裔石刻九经时，冯道的板刻虽已开启12年，但还未及印制，不排除毋昭裔此举未受后唐影响。冯道选择雕版，既是国力不逮，也因他洞悉雕版印制的优势。毋昭裔不可能不知道汉、魏、唐三代石经群之宏伟，虽天府之国财力尚可，但其石经之轻薄寒酸是显然的。对比之下，更形冯道的明智。昭裔可能是获悉了后唐的板印九经后旋即跟上的。

五代十国中后唐率先开始九经板印是不存疑问的。然而宋人的著述竟然使我们对后唐国内谁开先河产生了疑问，并且无独有偶。

（王明清：）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刊版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932）。（《挥麈录·余话》卷2）

（汪应辰：）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927）国子监板本也。（《文定集》）王明清（字仲言，1127—1202）该段文字中还说：毋昭裔九经印板在前，后唐是效仿他。我们上面已经反驳，故上面引文中省略其谬论。但是“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言之凿凿。长兴二年分明早于冯道、李愚长兴三年的上奏。王国维（1923）说“五经、孝经、论语、尔雅皆李鹗（锷）书。……石晋以前所刊，皆鹗一人书”。故“锷书”皆在冯道的九经之中。但是王国维没有说明锷书上的题年为何比冯道上奏早一年。

汪应辰（1118—1176）说他有一本《贞观政要》，排版错误较多。看到友人的《贞观政要》是“后唐天成二年（927）国子监板本”，那可是早于冯道上奏不止一年，而是五年了。即此书是明宗即位第二年的制作。

王明清、汪应辰说出了他们拥有或看到的后唐更早的国子监本。我们没有得到这两个监本的其他信息，特别是其为哪位大臣奏请刊印。明宗近乎文盲，动议不会出自本人。

史料不能证实，便留给想象。

明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证明其合法性的问题。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指出前任的歧路，表示自己将走上正途。向百官问询正途在哪里，这姿态就是合法性所在。百官讲到《贞观政要》是很自然的事情。明宗请出冯道很大意义在此。故提出《贞观政要》者中极可能有冯道，或者提出者就是他。而此时来自吴、蜀的信息，让后唐有了板刻的可能。

有板印《贞观政要》的试水，才有了日后刻印九经的大举措。因为是大举措，面临说服明宗的问题。冯道说服君主的关键词当然是合法性：东汉、北魏、大唐都有经文石碑傲然树立在太学院，那是王朝合法性的象征；今天后唐营造它太困难，且经文印板更有其独到的优势，它是考生之必备。这么大的制作，说服工作事先要做准备的。故笔者猜想，冯道、李愚委派书法家写出一部经文，请明宗过目，说明印制后就是这模样。笔者进一步猜想，落在经文尾部的是书写完成的年份，而不是刻印的时间。这是书写者与版刻者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所使然。故李锷所书五经留下了“长兴二年”的字迹。

有学者认为，板印经书的建议主要源自李愚，根据是李愚随同伐蜀。笔者已经引征《册府元龟》“（后唐）曾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信息不独来自前蜀，甚至吴越进贡印板书籍后唐君臣都见到了。故李愚随同伐蜀不能证明上奏是他的创意。奏折上的第一人是冯道，尚无他人创意的证据。

冯道刻经历经了四个朝代九个君主。笔者以为，每个君主都程度不同地知晓刻经有利于其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认为，这个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冯道在五代乱世的安全。当然，笔者不认为这是冯道的目的。一个士子对儒家经典的态度应该是他的主要动因。

冯道是五代十国倡导刻经第一人，这是笔者思考这段存在疑问的历史得出的结论。且笔者以为薛居正，特别是欧阳修应该高度评价此事，可是他们没有。笔者钦佩冯道，但说不上特别高看板印九经的意义。拙作《文明是副产品》“雕版印刷的起源”一章的结语是：对冯道道德上的谴责是“家天下史观”的逻辑。而在印刷术上独尊冯道，则是刻意拔高监本、官学、经学，使之凌驾于民间出版、世俗文化、宗教信仰的心理所致。两种偏颇，实则合一：重王朝与官学，轻世俗和民间。（郑也夫，2005）没有冯道，雕版印刷也一定会光大，技术演变已经到了火候。但宋朝帝王应该感谢冯道，其板印九经迅速让宋代的科举在社会全面铺开。科举利弊参半：它是加固帝制、抵制封建复辟的第一利器；它促进寒门向上层的流动，也僵化了举子们的精神世界。笔者无意颂扬科举，又如何在这个意义上抬高冯道呢。

五、敢谏之臣

敢否谏言是臣僚称职与否的试金石，也是日后评价冯道的分歧所在。欧阳修说：“道前事九君，未尝谏诤”（《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司马光说：冯道“若逆旅之视过客……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二》）二位罔顾事实。庄宗与梁军夹河对垒，一日，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庄宗怒曰：“孤为效命者设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镇，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遽命道对面草词，将示其众。道执笔久之，庄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对曰：“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韬入谢，因道之解焉，人始重其胆量。（《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这段落中令“人始重其胆量”的事项，似嫌单薄。其实，此非单一之因果。张承业曾在酒席上力劝庄宗节俭，导致庄宗拔剑相向，若非太后出场几出人命。惜郭崇韬与张承业劝君节俭的两个段子都没给出发生时间。笔者以为张承业在前。理由是，庄宗对郭崇韬发怒换了手段，以退位让贤相威胁。即上次动武，这次动文。若郭崇韬先发，则对张承业后武，有变本加厉之嫌，庄宗不是暴君，这不合乎他的心理。若笔者猜想靠谱，则此为众臣目睹庄宗拒斥节俭谏言的第二次发作。如此情境下冯道劝说方见胆量，“人始重其胆量”才合情入理。

赠大监张公璨，汉祖（注：刘知远）即位之初为上党戎判。汉祖在北京时，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贸易及民间盗用之，如有牛死，即时官纳其皮，其有犯者甚众。及即大位，三司举行请禁天下牛皮，法与河东时同，天下苦之。会上党民犯牛皮者二十余人，狱成，罪俱当死。大监时为判官，独执曰：“主上钦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请，二十余人死尚间可，使天下犯者皆衔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东，大聚甲兵，须藉牛皮，严禁可也，今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时三司使方用事，……曰：“岂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诏敕。”力言于汉祖。汉祖亦怒曰：“昭义一判官，是何敢如此。其犯牛皮者，依敕俱死。大监以非毁诏敕，亦死。”敕未下，独瀛王（注：冯道）非时请见。汉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东时，断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足为陛下惜。昭义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禄，居陛下官，不惜躯命，敢执而奏之，可赏不可杀。臣当辅弼之任，使此敕枉害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当诛。”稽首再拜。又曰：“张璨不合加罪，望加敕赦之。”汉祖久之曰：“已行之矣。”冯瀛王曰：“敕未下。”汉祖遽曰：“与赦之。”冯曰：“勒停可乎？”上曰：“可。”（《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注引《洛阳缙绅旧闻记》）

这是面对后汉立国之君刘知远及时、果敢的谏言。再看面对郭威。太祖入京师，以谓汉大臣必相推戴，及见宰相冯道等，道殊无意，太祖不得已，见道犹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时，徐劳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谓汉大臣未有推立己意。（《新五代史》卷18《汉家人传》）后汉隐帝刘承佑少不更事，被坏人包围，杀了三大臣后，又欲谋杀重兵在外的股肱之臣郭威，且先就杀了郭威之子。郭威大军兵不血刃抵达京师。众臣皆以为郭威势在必得。故冯道之从容、持重及话语拿捏，非常人所及。且这与冯道当年迎接李从珂拥兵入京殊为不同。二者看似矛盾，实则一以贯之。李从珂与李从厚实力悬殊固不待言。明宗李嗣源的四个亲子除了从厚，尚存年方六岁的李从益。从珂不是义子，是从小跟随的养子，且协助李嗣源功劳第一。李从珂上位势不可挡，李嗣源没有后人堪与比肩。故冯道劝中书舍人卢导写劝进书时说：“凡事要务实。”郭威入京时，刘知远身后有一个亲子、两个亲弟。亲子多病，但这是外人包括冯道和郭威事先所不知。弟刘崇、刘信和侄刘赟分别坐镇河东、许州和徐州。若郭威当下称帝，三人必来讨伐。后周立国多年后也未能剪灭刘崇的北汉，可见刘家后人的实力。故可以说，冯道对李从珂、郭威的不同做法，皆为天下太平计，非替一姓称帝虑。

还有比面对郭威入京师更见冯道胆量处。郭威请冯道与秘书监赵上交、枢密直学士王度等到徐州迎请刘赟继位。冯道要郭威赌咒此非欺诈方才上道。冯道、刘赟回京途中，郭威称帝，派郭崇威迎截刘赟、冯道。赟谓道曰：“寡人此来，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是以不疑。”道默然。（《旧五代史》卷150《湘阴公传》，注引《旧五代史考异》）

左右知其事变，以为道所卖，皆欲杀道等以自快。赵上交与王度闻之，皆惶怖不知所为，惟道偃仰自适，略无惧色。（《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赟曰：“勿草草，事岂出于公耶。”道已去，崇威乃幽赟于外馆。（《旧五代史》卷105《湘阴公传》，注引《旧五代史考异》）欧阳修说冯道“事九君，未尝谏诤”，特别嘲笑冯道反对柴荣登基伊始就要出战。似乎那是冯道唯一的、还是蹩脚的谏言。那次劝谏，君臣几度对峙：帝召群臣议亲征。宰臣冯道等奏以“刘崇自平阳奔遁之后，势弱气夺，未有复振之理，窃虑声言自来，以误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命将御寇，深以为便”。帝曰：“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冯道等以帝锐于亲征，因固诤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朕何惮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帝又曰：“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帝不悦而罢。（《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第一》）高平之战的过程说明，胜得侥幸，劝谏实属必要。笔者以为过后柴荣明白，所以对冯道尊重如故。

上述显示冯道面对五代时期的四位强悍君主，谏言无畏。明宗李嗣源和后晋高祖石敬瑭，执政有方，且与冯道关系融洽，殊少大政方针上的分歧。朱温他无缘遇到。而当初面对枭雄刘守光，冯道因谏言而下狱。

六、善待同僚

说罢谏言君主，再说和睦同僚。

明宗李嗣源临终之时任命李从荣为兵马大元帅，委任刑部侍郎任赞为“王傅”。不久太子李从荣陷入圈套，以谋反罪被诛杀。明宗已经无力理政，大臣们面临着发落从荣下属，时宰相、枢密使共议任赞等已下罪，冯道等曰：“任赞前在班行，比与从荣无旧，除官未及月余，便逢此祸。王居敏、司徒诩疾病请假，将近半年，近日之事，计不同谋。从荣所款昵者高辇、刘陟、王说三人，昨从荣称兵指阙之际，沿路只与刘陟、高辇并辔耳语，至天津桥南，指日影谓诸判官曰：‘明日如今，已诛王居敏矣。’则知其冗泛之徒，不可一例从坐。”朱弘昭意欲尽诛任赞已下，冯赟（注：明宗之三司使、枢密使）力争之乃已。（《旧五代史》卷44《唐明宗纪第十》）任赞何许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曾编排《兔园册》嘲笑冯道的人。冯道不计前嫌，救了任赞和这一干人的性命。下面事情证明冯道举荐人才也不计前嫌：史圭，常山人也。……受知于（安）重诲，重诲奏令圭与同列阎至俱升殿侍立，以备顾问，明宗可之。……重诲既诛，圭出为贝州刺史，未几罢免，退归常山。……高祖（石敬瑭）登极，征为刑部侍郎，判盐铁副使，皆宰臣冯道之奏请也。始圭在明宗时为右丞，权判铨事，道在中书，尝以堂判衡铨司所注官，圭怒，力争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为道所举，方愧其度量远不及也。（《旧五代史》卷92《史圭传》）再看两例。刘处让，曾任右金吾卫上将军，后去职，不快。一日至中书，宰臣冯道、赵莹、李崧、和凝在列，处让因酒酣，历诋诸相，道笑而不答。（《旧五代史》卷94《刘处让传》）

胡饶，大梁人也。……（历数其劣行）凡饶之凶戾如此。清泰初，冯道出镇同州，饶时为副使，道以重臣，稀于接洽，饶忿之，每乘酒于牙门诟道，道必延入，待以酒肴，致敬而退。道谓左右曰：“此人为不善，自当有报，吾何怒焉。”……天福二年夏，会张从宾作乱，饶谒于麾下，请预其行。从宾败……（饶被）斩之以闻，闻者快焉。（《旧五代史》卷96《胡饶传》）与同僚相处时的胸怀，导致冯道鲜有私敌。置身乱世，有私敌者生存的概率大大降低。不善待同僚，有计谋也无益。黑道有言：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善待、宽容，不算计同僚，是冯道长命于乱世的要因。当然还要仰仗我们第八节中要说的运气。

七、宰相与枢密使

冯道事四朝十帝，若加上刘守光（守光911年称帝，冯道同年入狱，后逃离）和耶律德光，就是六朝十二帝，而能年高七旬、寿终正寝。且有欧阳修、司马光之污名化，便是善意之人也多相信此必得益于冯道狡诈圆滑。

笔者首先要说的是，世人以为五代时期只有少数人侍奉多朝是严重误解。史册中，多数人在契丹建立的大辽，以及一些短暂存在的小国比如刘守光的大燕中的身份不够清晰。故为了比较，大辽、大燕等都不在下面的计算中。即，只统计大唐、梁、唐、晋、汉、周、宋，七个朝代。据毛汉光统计，五代有史可据的246个文职官员中，事六朝者7人占2.8%，2人自大唐至后周，5人自后梁至宋；事五朝者21人占8.5%；事四朝者41占16.7%；事四朝以上者共69人占28.0%。武职官员中，事五朝者21人，事四朝者27人，文武官员中，事四朝以上者共117人。（毛汉光，1989，435—472）即冯道只是117人中的一个。何况还有事五朝以上者49人。

但冯道的批判者会说，多数侍奉多朝者非高官。此言不虚，《汉书》有言：权臣易世则危。对长久官居高位者需另论。以下分析话分两头。先论权臣，再说运气。

五代时期哪个官职是权臣？答曰：是枢密使，而非宰相。这是五代官僚结构的特征。冯道在后唐、后晋、后周三朝中做过宰相，但从未做过枢密使。虽名声显赫，但不是权臣，不曾深入卷进权力与利益中，因而安全了很多。

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说：枢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宠任宦者，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若内中处分，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则其权任己侔（注：等同）宰相。至僖昭间杨复恭西门季元之徒遂至于视事行文书矣。……盖当时所谓枢密使者专横如此。朱梁惩唐弊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不知枢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复改为崇政院，以敬翔为使。至后唐而复枢密院，郭崇韬、安重诲相继领其事，皆腹心大臣。则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卷58）意思是：枢密院唐代就有，是宦官充任的内廷之一，职务是承受表奏，出纳帝令。在唐代宦官膨胀之时，枢密使的权力不下于宰相。朱梁废了大唐，灭了宦官，故回避枢密院名称。但因为处在乱世，依赖亲信近臣的心理更重，则以亲信充任的崇政院代之。

敬翔、李振、郭崇韬、安重诲、桑维翰、王峻，分别为最早跟随朱温、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郭威的人。均足智多谋，郭氏兼战功赫赫。与之对应，五代帝王们选择宰相则是另一种考虑。不在乎能力，要的是名声。要么是大唐旧臣，朱温的八位宰相中，六人是唐臣，一人无传记。能干不忠诚的唐臣早就杀了。选择听话哪怕不能干的唐臣，图的是名声。后唐也是这思路。其宰相李琪、萧顷、豆卢革、韦说、卢程、崔协，或曾唐臣或名家子，大多没有能力。若宰相不是唐臣出身，则要有另一种名声：文才出众，廉洁奉公，等等。冯道是因这一名声入选的。郭威称帝时，冯道已经69岁，郭威从冯道身上借助什么？名声。即五代的帝王们，以宰相做金字招牌，靠枢密使打理政务。

如是，大权在宰相还是枢密使这边，甚至不是博弈的结果，而是前定的。如司马光和胡省三所说：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资治通鉴》卷282《后晋纪三》）

然自后唐同光以来，枢密使任事，宰相取充职位而言。（《资治通鉴》卷289《后汉纪四》，胡省三注）笔者以为，司马光比胡省三说得准确，即权重转向枢密使从朱温时就开始了。朱温的宰相中没有谋略超过敬翔和李振的，亦没有受重用超过敬、李的。如果说敬、李不够张扬，不是对宰相们谦让，而是摄于末帝时的外戚集团。

比较枢密使与宰相之权力大小，以其看各自的作业范围，不如看谁管着谁，谁压着谁。先看郭崇韬与豆卢革（时为第一宰相，即首相）的关系：郭崇韬虽尽忠于国，而亦无学术，（豆卢）革、（韦）说俯仰默默无所为，唯诺崇韬而已。（《新五代史》卷28《豆卢革传》）

崇韬权兼内外……豆卢革受成而已，无所裁正。（《资治通鉴》卷272《后唐纪一》）再看安重诲与冯道、赵凤的关系。安重诲设计了一个圈套，使李从珂丢失城池，而后要冯道、赵凤协同他奏请明宗处罚从珂。枢密使轻易地就绑架了这二位宰相。何以如此？明宗初登位，四方书奏，多令枢密使安重诲读之，不晓文义。于是孔循（注：也做过枢密使）献议，因唐室侍读之号，即创端明殿学士之名，命冯道等为之。（《旧五代史》卷36《明宗纪二》，注引《五代会要》）史家多说：端明学士是明宗为冯道设立的。但是如果枢密使能读书奏，就不会有端明学士。换言之端明学士是替枢密使为皇帝侍读。而首任端明学士的冯道和赵凤都是宰相。可见宰相的权力低枢密使一头。

五代时期权力在枢密使这边是没有疑问的。五代权力结构的另一混乱是，颇多身兼枢密使与宰相者，敬翔、郭崇韬、赵延寿、韩昭胤、桑维翰、李崧、冯玉、杨邠、王峻。多是由枢密使兼宰相的，也有由宰相而兼枢密使的。后汉刘知远时有四个宰相，唯杨邠兼枢密使，乃至，凡中书除官，诸司奏事，帝皆委（杨）邠斟酌。自是三相（窦贞固、苏逢吉、苏禹珪）拱手，政事尽决于邠。（《资治通鉴》卷288《后汉纪三》）《十七史商榷》（清人王鸣盛著）云：“五代必兼枢密使方为有相权。如豆卢革但有相名耳。”冯道是五代半个世纪中，宰相任期最长的人，但他从未兼任枢密使。此系双向选择。在帝王眼中，冯道不是亲信，不懂阴谋，缺少干才，不是枢密使的材料。冯道也刻意回避这一职务。石敬瑭曾取缔枢密院，那是宰相冯道一生中权力最大的短暂时刻。他几次请奏恢复枢密院，动机是减少繁务，远离权力利益，此其性格使然。

因枢密使与宰相卷入权力利益的程度不同，故风险不同。五代共有枢密使34人，3人（李绍宏、郝琼、韩昭胤）情况不清，5人入仕宋朝，二者不计，余下26人中17人（65.4%）非正常死亡。五代共有宰相47人，3人（于兢、姚洎、韩昭胤）情况不清，6人入仕宋朝，余下38人中11人（28.9%）非正常死亡。宰相与枢密使的非正常死亡率是1∶2.3。上述身兼枢密使与宰相者9人。其中1人情况不清，7人非正常死亡，占8人的87.5%。即枢密使风险高，枢密使兼宰相风险超高。

再看两个直观的例证。后唐灭后梁时，后梁的两位枢密使：敬翔自杀，李振被杀，二人都遭诛族。与此同时，后梁末帝的8位宰相，2位死因不清，6位中只有兼任宰相的敬翔死于非命。明宗后期的两位枢密使朱弘昭与冯赟，在明宗弥留之际可以废掉了太子李从荣，拥立李从厚，而在李从珂临近京师时就丧命。而明宗的宰相都安度明宗后的权力变更。何以如此，因为五代时期，枢密使是帝王的心腹，牢牢地捆绑在帝王的战车上，宰相是讲大唐故事、写官样文章的人，没上战车。

五代宰相中至少27人寿终正寝，岂独冯道？

八、权变之际

笔者以为，冯道的为官之道不是阿谀逢迎，而是刻意不卷入权力利益之中。但在持久不坠的因素中，这是次要，首先要靠运气。做官的风险尤其发生在皇位变更之际。其时，运气与为官之道合一，决定一个人的存亡，而运气占大头。对冯道遭遇的七次权变，容笔者一一道来。

之一，李存勖—李嗣源。该时官员们面临站队问题，站错队有杀身之祸。而郭崇韬伐蜀及魏城兵变之前，冯道已丁忧回乡。李嗣源兵近京师时，冯道正在丁忧服后的回京途中。他不存观望之心，却自然地避开了兵变之际。李嗣源早就看好他。登基后还未谋面就说：“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新五代史》卷18《冯道传》）

之二，李嗣源—李从厚。李嗣源临终之时，皇位几定于李从荣。众臣忧心忡忡，害怕侍奉这位是非之君。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费尽心思辞职，朱弘昭拒绝接替枢密使一职，遭明宗呵斥后才就职。乃至朱弘昭、孟汉琼等人构成了皇位角逐的漩涡中人。明宗身旁的这几位阴谋杀掉了李从荣。癸巳，冯道率百僚见帝于雍和殿，帝雨泣哽噎，曰：“吾家事若此，惭见卿等。”百僚皆泣下沾襟。（《旧五代史》卷44《唐明宗纪十》）微妙的是，此刻率百官见明宗的是冯道，他之前没有像范延光、赵延寿一样费心逃避，其后也没有像朱弘昭一样被动陷入。原因在于，冯道不是枢密使，其所为只是向明宗进言治国理念。这是他与明宗的双向选择。即冯道官职很高，亦不乏贡献，却未置身在权力中枢和管理核心。他得其所愿。故安然度过这番权力交替。

之三，李从厚—李从珂。长兴四年十二月闵帝李从厚即位。即刻任命冯道为山陵使，即主持明宗修陵，这一般是先帝的宰相才能担任的职务。翌年二月闵帝在朱弘昭、冯赟、康义诚建议或支持下，出台了酿成大祸的调令：“宣授凤翔节度使璐王从珂为权北京（太原）留守。”正在主持修陵的宰相冯道竟无涉这一重大决策。以后便是从珂兵不血刃地取代闵帝从厚。冯道在安重诲阴谋去除李从珂之时，就在默想未来的皇储之变。此番他更看清了事情走向，故动员百官劝进。窃以为，他的意图是顺应皇室内不可阻挡的变更，减少朝官与社会为之流血牺牲。

之四，李从珂—石敬瑭。冯道虽请中书舍人写劝进书，却丝毫不以此邀宠于从珂。乃至从珂即位，此前两任宰相的冯道不被续任，不久外放，出任同州节度使。乃至石敬瑭请来契丹颠覆后唐时，冯道不在京师。如同当年李嗣源一样，石敬瑭也是登基后找来冯道出任宰相。

之五，石敬瑭—石重贵。冯道事数朝多帝。其实，真正被器重的只是后唐明宗与后晋高祖，尤其是石敬瑭，乃至敬瑭向冯道托孤：高祖卧疾，宰相冯道入见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于前，因以宦者抱持置道怀中，高祖虽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托道也。高祖崩，……景延广已阴许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新五代史》卷17《重睿传》）

高祖崩，道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奉齐王重贵为嗣。（《旧五代史》卷87《重睿传》，注引《契丹国志》）笔者在第一章中曾做过分析。石是谨慎的人，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明确交代，可做两解。一，他拿不出定见，只好做无言的托付：我信得过你，你相机行事吧。二，他几乎已经放弃了立三四岁的重睿继承王位，不然这是最容易明确表达的事情。两解不冲突。而景延广利用其近臣的便利，已经私下勾结了石重贵。冯道为太平计，同意立长不立亲。有实权和有名位的二人达成共识，在百官那里顺利通过。这是冯道卷入最深的一次皇位继承。

之六，石重贵—耶律德光。石重贵感谢景延广的功劳，即位后对之格外倚重。宰臣冯道等上表，请依旧置枢密使，略曰：“窃以枢密使创自前朝，置诸近侍，其来已久，所便尤多。顷岁枢密使刘处让偶属家艰，爰拘丧制，既从罢免，暂议改更，不曾显降敕文，永停使额。所愿各归职分，岂敢苟避繁难。伏请依旧置枢密使。”初，高祖事后唐明宗，睹枢密使安重诲秉政擅权，赏罚由己，常恶之，及登极，故断意废罢，一委中书。至是冯道等厌其事繁，故复请置之，庶分其权。表凡三上，不允。（《旧五代史》卷81《晋少帝纪一》）可见冯道非但不求进入中枢，还想减少权力和繁务。重贵即位后约第二年，将宰相冯道外放，任同州节度使，一年后调任邓州节度使。其时景延广与石重贵制定了与契丹交恶的大政方针。最终契丹灭后晋。景延广、桑维翰都毙命其时，即主战与主和的日后都有人欲夺其命。若冯道卷入其中，命运殊难预料。

耶律德光入主京师。从外地招来冯道，二者有一番脍炙人口的对话：契丹入汴，道自襄、邓召入，戎王因从容问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其后衣冠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延寿阴护之所至也。（《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德光喜，以道为太傅。（《新五代史》卷18《冯道传》）

继勋自镇来朝，契丹责之。时冯道在侧，继勋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邺，道为首相，与景延广谋议，遂致南北失欢。臣位至卑，未尝措言。……”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闹人，无相牵引，皆尔辈为之。”继勋不敢复对。（《旧五代史》卷96《刘继勋传》）冯道分明是从外地被招来，欧阳修偏要含蓄地说冯自己投奔，此处《资治通鉴》倒是不跟随欧阳修。欧阳修说“无才无德痴顽老子”意在揶揄冯道，却也神似冯道的机智与幽默。薛居正说冯道一言致中土“衣冠不至伤夷”或许言过其实，但冯道此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德光的心态。至于刘继勋慌不择路诬告冯道，全不知昔日冯道留给德光印象甚好，且契丹人明白南北交恶之肇事者是谁。以后德光携冯道一干人北上。所幸大辽在中土溃败，冯道等人于兵荒马乱中南归。这年冯道65岁，涉险过关。

之七，刘承祐—郭威。大辽北去，留下的真空被一直观望的刘知远填补。在两朝为四位皇帝做过宰相的冯道此时德高望重。知远任命其为守太师，进封齐国公。但这只是名誉。刘知远一向讨厌杜重威，临终前交代杀死他。《资治通鉴》说：后晋初叶“冯道、李崧屡荐重威之能，以为都指挥使，充随驾御营使”。以刘知远的心胸，这几乎注定了他对冯道敬而远之。他临终时将幼主托付给四位顾命大臣。郭威在外。少帝刘承祐不满三位大佬对其压制，他身旁的宵小们企图一股脑颠覆刘知远的重臣。此时冯道身处边缘，不挡人道，安度这场血腥的劫难。

不算刘守光，冯道一生侍奉十一帝。其中四帝传位臣僚无涉风险：刘知远称帝于大辽留下的真空，刘知远传给刘承祐，郭威传给柴荣，柴荣传位时冯道已离世。其余七次皇权更替均充满血腥。其中五次中冯道的处境是：一次丁忧，两次外放任节度使，李从厚大政不问宰相冯道，刘承祐在位时冯道边缘化。冯道一生做过三朝五帝（后唐李嗣源、李从厚，后晋石敬瑭、石重贵，后周郭威）的宰相。真正器重他的只有李嗣源和石敬瑭。明宗时冯道的为官之道使其不问立储。只有石敬瑭托付之事冯道必须过问，而热衷权力的景延广又成为主导。丁忧、外放、边缘化的五次处境首先要归为运气。但在此处，运气竟与性格互为因果。明宗临终时，不是官位高的冯道，而是朱弘昭、冯赟、康义诚将李从厚推上王位。故从厚登基后，冯道虽是宰相，从厚依靠的是朱、冯、康。冯道在明宗时的消极导致其闵帝时的边缘，免去闵帝君臣四人的劫难。冯道是石敬瑭最倚重的人，而石重贵明白自己是靠着景延广上位的，遂使冯道免去了景延广和桑维翰的劫难。

综上所述，冯道官运长久，第一靠运气，第二靠其刻意远离权力中心。他貌似一直位高权重，其实不然。多位帝王仅需这位高风亮节的老臣作牌位。

九、评价之评价

在《旧五代史》作者们的眼中，冯道高山仰止。他们花了最大的笔墨讲述冯道。在列传中，冯道的篇幅高居第一，比篇幅第二的郭崇韬多五分之一。其他列传篇幅均不及冯道一半。且给了冯道极多赞美和至高评价：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丁父忧……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举朝服焉。道尤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漓之态。……一日，道因上谒既退，明宗顾谓侍臣曰：“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是日道若齐至，与麻答相见，稍或踌躇，则悉为俘矣。时论者以道在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阴报昭感，多此类也。……史臣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乃至给读者的印象：冯道是五代第一人。因此最大的不解是本传最后一句话：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谓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盖谓此也。（同上）笔者以为，此言非薛居正等所写。理由有三。其一，文理不通。若结语出现大转折，前文当有铺垫，宿儒出语不会如此突兀。其二，《旧五代史》的八位撰写人均为贰臣。薛居正本人“事四朝”（后晋、后汉、后周、宋），扈蒙事四朝，张澹事三朝。且赵匡胤时宋朝贰臣恐怕过半。该传记这最后一句话伤害作者们的自尊，即便他们甘心如此，也要避讳对满朝文武的刺激。陈晓莹说：“与其说这（《旧五代史》）是一部宋人眼中的五代史，毋宁说，这是五代人眼中的五代史。”（2018，45）五代朝官皆为贰臣，他们绝然不会污名贰臣。其三，赵匡胤要依赖这批贰臣，他断然不会嘲讽贰臣。此时如此抨击贰臣，会令人联想到赵宋天下的不正当来路。那么这话出自何处。笔者以为是后人所加。《旧五代史》后来干脆消失了。原因何在？它能消失，为何不能被添加。

对冯道及五代贰臣的抨击，是宋代开国的贰臣们死后的事情。景德四年（1007）宋朝皇帝（真宗）第一次否定冯道，“历事四朝十帝，依阿顺旨，以避患难，为臣如此，不可以训也”。而薛居正的下一代人所著《五代史阙文》（作者王禹偁，954—1001）和《五代史补》（作者陶岳，？—1022，成书于1012）都没有非议冯道。看来真宗这句话没有实际影响。多数研究者认为，宋初三代，乃至仁宗早期，冯道依然被尊重。

宋朝皇帝对冯道的正式否定，是仁宗在皇祐三年（1051）拒绝冯道曾孙冯舜卿乞请录用：“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所上官诰，其给还之。”耐人寻味的是1053年，即两年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完稿。二者距宋朝立国九十余年。乾隆下旨编《贰臣传》距清军入京约百二十年。时间差上两朝代如出一辙。后面是同一逻辑。贰臣为本朝效力之时不可讨伐。隔代君主图长治久安，决意杜绝本朝自身生二心者，批判贰臣遂落实到日程。宋代与清代的一个差异是，清代讨伐的是曾效力它的贰臣，宋代因本朝的来历，不便讨伐跟随太祖入宋的贰臣。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清代《贰臣传》污名了一大批。宋代选择了前朝的一个人冯道当靶子。

冯道突出在哪里？绝非批判者——无论是仁宗还是欧阳修——挂在嘴上的“事四朝”。如前所述，后周与宋初，事四朝者多如牛毛。杨凝式事六朝（唐至后周），和凝事五朝（后梁至后周）且做过宰相，侯益事五朝（后唐至宋，武人，宋朝得到宰相待遇。未入新旧《五代史》之列传），张昭远事五朝（后唐至宋，史官，《旧唐书》主要撰写者，被宋太祖封郑国公。未入新旧《五代史》之列传）。此不乏堪与冯道比肩者。冯道的突出之处是，事四朝与好名声集于一身，头上的光环从五代直达宋朝。仁宗与欧阳修等不能容忍的是：一个贰臣如此荣耀，这岂不是鼓励大家去做贰臣。但是批判贰臣时选择冯道有个难点，就是冯道可能是“事多朝”中最好的那个人。欧阳修行文时必定感到为难。他讲述的冯道的高风善行是独特的，而“事多朝”是冯道与他人共享的。极而言之，如果冯道没有高风亮节及因此获得的声誉，即便“事四朝”也不会遭遇格外的批判。事多朝与善行，具有相当大的相互独立性。这是导致人们争议之所在。也是令一些人，既有批判者也有称赞者，困惑的原因。评价冯道，只有一种类型的人无困惑，包括笔者，我们以为在五代“事奉多朝”没有过错。

自仁宗以后，宋代君主对冯道的否定态度是其切实利益所决定。欧阳修与司马光对冯道的批判是否有御用的成分，即使当代史学家能说清楚，作为史学业余爱好者的敝人亦不在此列。逻辑上说，欧阳修、司马光不可能不考虑帝王的好恶。欧阳修竭力发现五代稀少的“死臣”，抵抗赵匡胤称帝的后周都虞候韩通却未入其《新五代史》。北宋史学家刘攽（1023—1089）据此称《新五代史》为“二等文字”。《资治通鉴》写到后周恭帝即位便戛然而止，不去触碰赵匡胤黄袍加身的说法。但另一方面，不能排除二人对冯道的批判有主要源于个人认知的可能性。身处鼎革之世的王夫之、陈寅恪同样批判冯道，二位的言论都与君主压力无涉。笔者以为，欧阳修、司马光、王夫之、陈寅恪，在很大程度上说的不是五代史，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特别是欧阳修，与其说他批判的是冯道，毋宁说批判的是薛居正。但如此是对不起历史学的，如果世间尚有纯正的学术。

来源：郑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