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仁起义部队叛逃，7万多人最后不到一半，四野首长：无损功勋

1949年8月的长沙，天气闷热得有些让人心烦。城外湘江水色发暗，城内的电话、密电和各种传闻，却比盛夏的暑气更让军政人物不安。当时很多人都没想到，短短几天之内，一支号称起义的国民党部队，会从七万多人，骤然减到不足一半，留下一个至今还让人唏嘘的“起义叛逃”现场。
要看懂这场风波，还得把时间稍微往回拨一点。1948年夏天，国民党政权在全国战局上已经明显走下坡路，但在中南地区，桂系实力仍然不容小觑。蒋介石看得很清楚，如果放任白崇禧在华中、华南坐大，局面迟早失控，于是他想到了一个“老资格”。
1948年7月，蒋介石把年近七十的程潜请回湖南，让他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当过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高官，又是同盟会元老，在湖南一带颇有名望。蒋介石打的算盘很直接：一方面借程潜压一压桂系，一方面利用他老资格的威望稳定人心。
不过，蒋介石对“老人政治家”向来不完全放心。没过多久，他又从自己嫡系里挑了一个人，派往湖南“加强领导”。
这个人，就是黄埔出身、打过四平、在战场上颇有名声的将领——陈明仁。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一兵团司令，让他率部入湘。一纸任命，看似是帮程潜“加强防务”，实则是把眼线直接插到湖南军权要害之处，既帮又防，一举两得。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想不到的是，在陈明仁心里，“校长”并不只有一个。时间再往前推二十多年，两个人的缘分，其实早已埋下了伏笔。
一、旧校长与新局势
回到1920年代，孙中山在广州设立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那时的程潜，已经是负责招生和考试的“校长”。年轻的陈明仁，带着一腔抱负前去报考，本来成绩算不上出类拔萃，却被程潜破格录取，就此踏入军界。对于这段经历，他始终记得很清楚。
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抵达长沙，刚在兵团司令的办公桌前坐稳，就主动去拜访这位当年的“校长”。在屋里，他把蒋介石秘密交代的“监视程潜”的密令拿出来，摊在程潜面前，算是把话挑明。
这一举动有点冒险，却很能看出他的犹豫和摇摆。一方面，他尚在国民党军队序列之中，领的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另一方面，对眼前这位老校长，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与敬意。加上战局渐明，谁都看得出来，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这种心理上的两头拉扯，在后来的种种犹疑里，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时的长沙城内，并不仅仅只有国民党高官在盘算前途。我党在当地的地下工作早已展开多年，通过多条渠道，与程潜和陈明仁都建立了联系。经过多次接触后，我方判断，这两位在湖南最有实权的军政人物，已基本形成倾向，长沙起义可以逐步提上日程。
内部沟通有一个关键动作：请有决定权的人，用书面形式明确态度。程潜的立场，反而比后来名声更响的陈明仁还要直接。接到我方建议后，他毫不迟疑地写下备忘录，并正式签名，把自己的政治选择摆在台面上。
陈明仁却迟疑了。他不是不清楚局势，只是心中顾虑不少。一方面，他担心风声走漏，引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他也难免想到，自己在四平战役中曾经顽强抵抗，是否会因此遭到清算。备忘录写到一半，他停下笔，没有署名。
二、起义筹划与忽明忽暗的态度
对于长沙起义这件事，中共中央的态度并不含糊。毛泽东在收到相关备忘录后，认为湖南局势已经具备更大动作的基础，立即电示东北野战军和中原方向的部队，注意兵力部署，尤其要在湖南边界形成有力策应，一旦长沙有变，能够迅速形成配合。
就在形势看似渐入佳境时，意外又出现了。国民党方面，显然也不是完全蒙在鼓里。蒋介石对程潜的动向有所怀疑，多次催促他南下广州，出任考试院院长。这个职务听起来体面，却明显带有“请君入瓮”的意思：既是“尊荣”，又是脱离实权的安排。
程潜多次以年老多病为由，婉言谢绝，但也清楚感受到蒋介石的不信任。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他干脆离开长沙，暂时避开锋芒。这一离开，客观上把湖南军权更大一块，留给了陈明仁来掌握。
然而，正是这位掌握实权的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犹豫，让我方有些不放心。备忘录不肯签名，再加上湖南军队中对他的忠诚，多多少少掺杂着利益和旧部关系，一旦风吹草动，很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
为了打消顾虑，我方专门派人做陈明仁的工作。核心要点有两条：一是再次强调“既往不咎”的大原则，对其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切战事，不作翻旧账；二是明确传达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和态度——
“当年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谅解他。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这句话说得很直白，也很实际。从战场立场，转到政治选择，只看此后，是对很多旧军人最有说服力的承诺。不得不说，这样的表态，打消了陈明仁心中相当一部分担忧。
在谈话中，陈明仁也给了明确表态：“起义大事，绝不变更。”他不仅这样说，在行动上，也开始做出某些与南京方面命令相违背的安排。例如，白崇禧要求他在规定期限内炸毁长沙重要的生产和交通设施，以实施“焦土政策”。陈明仁一拖再拖，就是不真正下手。这一点，我方看得非常清楚，也据此判断，他的起义态度并非口头敷衍。

令人感到微妙的是，国民党高层对于这类动向同样敏感。白崇禧、蒋介石方面很快加强了对陈明仁的拉拢，既有职位，也有金钱。陈明仁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和湖南绥靖总司令，名义上的权力更大。同时，蒋介石又派出陈明仁的黄埔同学邓文仪、黄杰，带着亲笔信和重金到长沙游说。
这一轮劝说并非毫无效果。谈话之后，陈明仁向我方提出一个条件：希望在起义之后，仍然保留第一兵团司令的职务。这种要求看上去不算过分，对刚刚起义、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来说，也合乎情理。我方予以答应，以稳其心。
同时，程潜与陈明仁又提出，希望成立一个名称颇为尴尬的机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由陈明仁担任“司令”。这个名字听上去多少有些不伦不类，既保留“国民党”字样，又带上“人民解放军”称呼，颇显过渡时期的暧昧和妥协。不过，从大局出发，毛泽东并未纠缠名称问题，而是同意其成立，以便于长沙和平解放的顺利进行。
经过大约半年的接触与谈判，局势终于走到了公开揭牌的一刻。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三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正式通电起义，宣告长沙起义。这一电文，对当时的湖南乃至全国形势，都有不小震动。
中共中央方面随即发去贺电，其中一句“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既是政治评价，也是对这次起义影响的概括。湖南这个重要省份，能够在大体和平的状态下易帜，意义十分明显。
只不过，通电发出，不等于一切稳定。早就以“谋算缜密”闻名的白崇禧，此时还握有不小兵权，他的反制和搅局，很快就展开了。
三、白崇禧“反戈一击”的布局
长沙起义消息甫一传出，白崇禧就开始全面反击。他深知，与其正面对抗大规模解放军，不如先瓦解刚刚起义的部队。于是，一场以舆论和心理战为主的“反戈行动”，迅速在湘中、湘西展开。
国民党飞机在长沙、衡阳等地上空低飞散发传单，文字内容直指起义部队的疑虑与恐惧。传单中宣称：程潜、陈明仁在通电起义后，已被解放军扣押，下落不明；东北野战军四野准备进入长沙，缴收第一兵团的全部武器。更进一步的，是对第一兵团官兵的“重利诱惑”。
传单写得极为具体：若某位军官能携一个连投奔衡阳方向集结，军衔可升一级，赏银五百大洋；能带一个营来的，同样升一级，赏银达到一千。对于战乱年代的官兵来说，这种直接而现实的许诺，很容易动心。
与此同时，白崇禧还以兵力实施配合。他调集两师兵力向湘西一带推进，以备接应“回头”的起义部队。同时，又任命黄杰接替陈明仁，出任第一兵团司令，负责组织、收容那些在传单鼓动下重新倒向国民党阵营的官兵，从头拼装一个新的第一兵团。

这里有一个关键背景，往往容易被忽略：参与此次长沙起义的“第一兵团”，实际上是国民党后期新组建的部队，与陈明仁早年的嫡系渊源不深。许多师团指挥员与陈明仁之间，只是近期上下级关系，缺乏长期信任纽带。此前，为了保密，陈明仁又没有向各级军官充分说明自己的真实打算。这就在无形中埋下隐患——一旦外界信息混乱，真正能坚定跟他走的人，就会大打折扣。
事实很快印证了这种担忧。传单撒下去没多久，部队内部人心浮动的情况便日益严重。各级军官之间互相打听消息，很多人听信“陈明仁被扣押”的说法，开始私下筹划退路。有部队打电话求证，却又不愿意当场表态，一旦感到“上面不稳”，就更不敢轻易押上身家性命。
程潜的侄子程杰，在这段时间也频繁出面做工作。他向第七十一军军长杜鼎打电话，试图说明长沙起义的真实情况。电话接通，那头却抢先开口：“不是我们不愿意跟着司令官走和平之路，而是共方不讲信义，扣押了陈司令。我劝你也快跑吧！”话没说完，对方便匆匆挂断。
从这一通短暂的通话，可以看出白崇禧的心理战已经奏效。很多军官宁可信传单中的消息，也不愿相信刚刚起义的上级还握有主动。对他们来说，“信错一边”的代价太大，而传单中描绘的“升官发财”又太有诱惑力。
陈明仁很快发现，部队内部难以控制。他紧急发表一份《告全体起义官兵书》，呼吁官兵不要受敌方宣传蛊惑，不要误入歧途。这篇告书话说得很重，态度也算坚定，但在风声四起、信息不畅的情况下，实际效果相当有限。
短短几天内，长沙起义部队中已经有相当比例开始向衡阳、湘西方向流动。一些整建制单位在夜间悄然撤离。到最后，逃走的官兵累计约四万多人，数量相当惊人。对于刚刚通电起义、还试图稳定局势的陈明仁来说，这种局面几乎接近“溃散”。
在这种情况下，只靠他个人的力量，显然已经无力挽回。他与程潜商量后，向东北野战军方面发去电报，请求尽快出兵协助平叛，以免局势彻底恶化。可以想见，这份请求电报，对他本人来说，既是一种无奈，也是对起义承诺的一种坚持——既然已经选择站到人民解放军一边，那么对于部队中出现的叛逃与反水，就必须通过武装手段予以处理。
四、追歼叛军与起义“缩水”的后果
接到陈明仁、程潜的请求，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的领导层内部，也并非毫无杂音。此前在与陈明仁谈判过程中，他多次显得犹豫、时有要价，这些情况，四野方面都有所了解，对他的政治坚定性难免心中有数。
然而，从大局考虑，既然长沙起义已经公开宣布，湖南和平解放的大门也已经打开，那么尽力稳定局势，就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此，四野的领导人态度明确：对陈明仁个人的优柔寡断，可以留待以后慢慢观察；眼下遏制叛逃、稳定湖南，是首要任务。
于是，四野迅速调集兵力，命令三个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对叛走的原起义部队展开追歼；同时，第二野战军也派出一个军，从西南方向配合行动。这次行动，既是对敌军的追击，也是一场对“起义叛逃”现象的严肃处置。

在具体作战中，第四十九军军长钟伟表现得相当果断。他在接到命令后，命所部迅速南下追击。其中，第一四六师推进速度过快，在湘中青树坪、界岭一带，与白崇禧军队的王牌部队发生激烈遭遇战。战斗过程异常紧张，一度有被合围的危险。所幸其它部队及时策应，终于把一四六师安全救回。
这场作战之后，叛军的主力被有效冲散与压制，大规模“成建制叛逃”的局面基本得到遏制。四野随后转入整顿阶段，对留下来的起义部队进行详细登记与重新编组。这一次重新统计，让许多人看得直摇头。
本来参加湖南起义的部队，总数约为七万七千人。追歼战结束、人员清点之后，真正留在解放军序列中的，只有大约三万六千人，不到原先的一半。叛逃的人数之多，实在令人错愕。
陈明仁深知，自己在前期保密过严、说明不足，再加上起义通电前后态度不够坚决，对这场大规模的“起义叛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心里十分不安，多次写信向程潜表达歉意，坦陈自责之意。程潜的回信，则更多倾向于安慰，认为事已至此，只能着眼后续工作。
更为关键的是，第四野战军领导层随后发来的一封电文。电文中有一句后来常被人引用的话：“一二执迷不悟，策动哗变，并无损将军之功勋，更无从影响大局之胜利，切勿因此事焦急……”这几句话，是对整个事件的定性，也是对陈明仁政治地位的一种保护。
站在战争全局角度看，湖南能够基本通过起义和平解放，而不是陷入大规模攻坚战、巷战，这本身就减少了大量伤亡与破坏。虽然起义部队中有相当比例在白崇禧的策动下叛逃，但残存的三万六千人，仍然是中南地区解放军力量的重要补充，更重要的是，湖南的政权更替过程，并未演变为血腥的大规模内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四野电文中“无损功勋”的评价，并非简单的客气话，而是基于整体战场态势的冷静判断。陈明仁在起义中的摇摆，是事实；他最终站到人民一边并承担后果，同样是事实。这两者放在一起衡量，功过并存，结论自然不会简单用“失误”两个字来概括。
整编工作在紧张而有序的节奏下推进。1949年8月14日，原属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员，部队下辖三个军、九个师。由于实际兵员数量已经减少，再加上后来部队合并调整，这个编制几经压缩，最终缩为一个兵团、两个军、六个师。
从长沙起义到湖南全境解放，再到后来的编制调整，一条线串下来，可以看到国共在战局最后阶段的一种典型局面：城池、兵团的变化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站在哪一边、如何站稳，才真正决定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
陈明仁与他的“起义叛逃”部队，给后人留下的，也许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故事，却是一个很接近真实战时心理的样本。有人选择坚定，有人临阵动摇，有人见风使舵，有人顾前顾后。局面看上去复杂，实则折射的，是大势之下个人抉择的分量。
湖南之所以能在解放战争后期避免一场伤亡惨重的大会战，起义这一步棋，有其关键作用。叛逃的存在，并没有完全抹去起义本身的意义。四野那句“无损功勋”，既是对具体事件的判断，也隐含着一种态度：在那样的年代，只要关键一步迈对，前面的曲折，就未必会成为决定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