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他的电台任务重，因危险拒其他电台分担，不久暴露牺牲

红色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主人公李侠的人生轨迹，融合了中共上海秘密“电台三烈士”——台长李白，中共上海市委机关负责人、秘密电台负责人张困斋、以及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秘密电台报务员秦鸿钧等烈士的事迹。

张困斋，原名德辨，又名人杰、昆者，1914年6月出生，浙江宁波镇海小港衙前村（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人。

张困斋年幼时随父母迁居上海。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张困斋和兄长张承宗在南京路亲眼目睹英国巡捕开枪残害游行的中国工人和学生，他震惊万分，忙跑回家中凑钱买面包饼干，赶到老闸巡捕房，从后门慰问被捕的爱国青年。

1926年，他父亲病逝，家庭陷入困境，张困斋随母迁回镇海，就读于镇海县立中学堂（镇海中学）。

次年，宁波发生四九反革命事件，国民党反动派在宁波屠杀革命志士。张困斋的表兄（共产党员）在县立小学教书，因此被捕入狱，而该校女校长胡焦琴竟惨遭杀害，这使张困斋看清了蒋介石反革命的真面目，同时也领悟到革命就会有牺牲。

1929年，张困斋初中毕业，考入宁波工业学校，读了一年高中课程，1930年辍学到上海，进入上海辛泰银行任职员。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悍然进攻上海，各界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张困斋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征集捐款，购买慰问品，写慰问信，慰劳前线将士。

1933年，张困斋在量才补习学校读夜校时，认识了一位姓洪的同学。次年，洪同学带来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传单，还有《红色中华》《布尔什维克》等刊物，张困斋和同事、好友如获至宝，互相传阅。其间，张困斋参加了“社会科学者联盟”和“武装自卫会”的活动。

1934年，张困斋和镇海北大街胡亨房家的胡梅卿女士在上海结婚，夫妻情意甚笃。不久，胡梅卿回乡探亲，突染时疫病故，张困斋赶回镇海，痛不欲生。后来，别人劝他再找对象，他坚决拒绝，并立下了“上海不解放我不结婚”的誓言。直至牺牲，张困斋都没有再娶。

1935年4月，在洪同学的朋友胡嘉的介绍下，张困斋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正式加入革命组织。是年，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展开，张困斋积极参加活动，并和部分银行职员组织成立“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发表宣言，印传单，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张困斋所参加的“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作为发起单位参加，并成为其所属的一个大队，包括金融界、银行、钱庄、保险业的职员，张困斋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和宣传员。

1935至1937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动的多次示威游行中，张困斋任联络和纠察队长。为启发群众爱国抗日，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内战的反动面目，1936年6月，张承宗、张困斋等20余人发起成立“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他们通过细密的群众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把银钱业职工广泛团结起来。

10月4日，“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正式成立，有会员440人，成为上海有广泛影响的进步群众团体。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根据党的指示，立即成立银钱业同人战时服务团。

张困斋带领服务团的歌咏队，到市区街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高唱由聂耳、冼星海、麦新等创作的歌曲，指挥百人大合唱，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游击队歌》等。同年10月，张困斋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张困斋更加深入银行、钱庄进行抗日宣传。半年多时间，他先后介绍了梁廷锦、戴湘生、舒自清、叶景灏、何广仁、顾洛毅、袁绮祥、夏寿祺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有党员上百人，银行和钱庄建立了党支部。为了迎接更艰巨的工作，张困斋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拉弹簧、举哑铃、晒日光浴、洗冷水澡。

1939年2月，张困斋由党组织委派去往无锡梅村，参加江南游击区工作。他化名秦国维，被分配到一支名为“江浙游击军”的部队，担任政训处的秘书。

该部队的司令邓本殷是一个旧军官，部队成员十分复杂，有散兵游勇，有地方帮会，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参谋长、政训处主任和一些政工人员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困斋兼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

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既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又要对陌生的、成份复杂的战士做坚持抗战的宣传教育工作，把部队改造成一支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并非易事。张困斋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机智灵活地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工作，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青年。他随时保持警惕，防止意外发生，更不轻举妄动。

之后，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老六团开进无锡，并和梅光迪、何克希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合，很快解除了邓本殷部队的武装，对官兵分别情况作了处理。张困斋被分配在“江南抗日义勇军”部队，经阳澄湖东进。

不久，“江南抗日义勇军”奉命西撤丹阳，苏南沪宁路东地区工作全部转入地下。因张困斋疟疾发作，中共东路工委派他到苏州阳澄湖边的太平桥地区，接任东路特委的机关刊物《江南》半月刊主编。

《江南》经常报道江南老百姓在敌伪残酷统治下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激励战士勇敢打击敌人，坚持艰苦的抗日斗争。《江南》每期发行量不断增加，深受广大军民读者的喜爱。

1939年冬，太平桥地区的地方武装胡肇汉部叛变，并大肆捕杀民运干部。中共东路特委机关撤离太平桥，《江南》暂时停刊。

此时，张困斋的健康状况很差，浑身虚肿，痔疮疟疾并发，行路也很困难，无法随机关撤离，党组织决定把他调回上海。

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埋头苦干，调查研究敌伪粮食市场，并撰写专题报告，为新四军进入上海提供资料。同时，他还与其他同志一起编制了《上海市工商金融名人录》。

但是，因形势突变，中共中央于21日两次急电，命令上海起义紧急中止，继续执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针。

中共上海市委要在上海设立秘密机关和联络点，张困斋就专门负责设立秘密机关，在乍浦路123号开设“联合西服号”，在福煦路（延安中路）916号开设“丰记米号”，张困斋出任经理，其店员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该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军警特务们在此频繁出入。张困斋等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掩护刘长胜、张承宗、吴学谦等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的活动。

不久，原来先后由刘长胜和张承宗直接领导的市委秘密电台，也由张困斋领导。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是秦鸿钧。这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与中央通讯联系的机要工作，责任重大，任务十分繁重。

张困斋为了熟悉业务，自己也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准备必要时担负起电台的工作。在此后的三年中，张困斋既负责掩护中共地下党机关，又担负着秘密电台的收发工作，时刻保持着高度警觉，任务艰巨，工作繁重。

1948年，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势猛烈，捷报频传。此时，中共中央与上海往来通讯日趋频繁，许多紧急命令和情报都要经过张困斋负责的“红色电波”传递。

秦鸿钧和张困斋的工作量加重。张困斋身体变弱，经常气喘难寝，又没有时间就医。每当夜阑人静，从他卧室里传来阵阵剧咳，直到天明，但他次日照常工作。

市委领导询问张困斋，收发报时间延长，容易被敌人察觉，是否要启用别的电台，他坚决说：“不要不要，我们能够完全任务。”他向秦鸿钧传达，秦回答：“用别的电台，他们不也是有危险吗？”两人紧握双手，决心用实际行动来迎接盼望已久的上海解放。

1949年3月17日深夜，党设在秦鸿钧寓所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测出，秦宅迅即被包围，秦鸿钧在撤离时不幸被捕。

19日下午，张困斋按约定的时间到达秦宅时，遭到预先埋伏在周围的国民党特务的逮捕。他在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受尽折磨，老虎凳把他的腿折断，辣椒水使他咳嗽吐血不止，拔手指甲使他连心疼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秘密，为同志们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保护了党的领导机关不受损失。

5月7日晚，国民党特务将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位同志押赴浦东戚家庙残酷杀害。临刑前勇士们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这时，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逼近上海，敌人将烈士遗体推入壕内草草掩埋。

仅仅18天之后，上海解放。张困斋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了，而他却牺牲在曙光升起的黎明前。

8月28日，上海市委在交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张困斋、秦鸿钧、李白三烈士追悼会，中共上海市委在挽联上写道：“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