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凭什么成功？原来日本人早就试过洋务运动不行了

一场甲午战争，清帝国负担上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赔款，国家改革三十多年来最大的成就——耗费巨资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帝国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被拱手相让，台湾岛及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后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大片领土被割让出去。而让当时世人震惊的是，让大清帝国损失如此之多的不是强大的英吉利、法兰西，而是小小的日本。

在当时的清帝国子民眼中，这属实难以置信。即便是听说过日本近些年妄图占领台湾，妄图染指藩属国朝鲜这些事儿的有识者，也并不在意。确实，这个野蛮的小国确实常常侵扰，但是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不老实的小国哪里敢像欧人一样大张旗鼓而来呢？或许是因为战前的骄傲和战后的痛楚对比过于鲜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都极为关注一个问题——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北洋舰队

星条旗下的日本：不战而降

日本的近代和中国的近代一样，是在炮舰威逼下打开国门的。

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的四艘军舰以战斗姿态突然出现在浦贺的海面上。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向江户的将军递交国书，强行让日本开国。幕府惊慌过后在1854年同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随后英国，俄国闻风而来与日本签订条约，开放港口。

佩里来航

如此听起来，日本发生的事倒是与在中国发生的剧情十分相似，同样的闭关锁国，同样的炮舰开门，不过道光帝也正经的向英国宣战过，清军也有所抵抗。幕府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便签署不平等条约了。

日本的国法虽然规定了锁国，但是对于一个岛国而言，在四面环海，狭小的地域，贫瘠的资源的条件之下，绝对的锁国是不太实际的。主观的阻力来源于日本并非统一国家，在幕府统治边缘，那些强大的藩在对外交流方面有不同的考量。为了调和主客观矛盾，日本人实际上在长崎港通商。

或许，这样听上去，日本在长崎的通商与清帝国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的通商十分相似，一样的小港口通商，一样的闭关锁国，一样的炮舰叩关。但是日本的近代和中国的近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日本真的锁国了嘛？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日本缺乏资源，因此对外通商是日本的刚需，这就决定了清帝国那种进口以奢侈品为主要进口的小贸易并不适合日本。此时，我们要看看为什么日本要锁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基督教徒的狂热让统治阶级感到恐慌，特别是传统日本的“僧家”势力曾让武家心有余悸，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宗教力量形成洪水猛兽，日本便锁国了。但是地方强藩的大名们对于西方的“铁炮”非常感兴趣，他们讨厌的仅仅是那些个为了传教而来的西方人传教士，对西方器物不排斥。在日本武家统治者的矛盾心理下，尊崇重商主义的荷兰走进日本的视线，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和日本人交往会相对安全——其他西方国家会在贸易中夹带传教士！二者一拍即合，因此在相对锁国之下，日本与荷兰构建着特别的关系。

在这种长期稳定的交往中，被称为 “兰学”(因为是荷兰人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作为一种非主流思想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这种小众的兰学虽然影响有限，但是和依然死记四书五经思想的清帝国和朝鲜王国的文人们比，日本的文人可以说非常幸运。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就这样在日本缓慢的传播着，但是让日本的思想出现缓慢和小范围的变革。

海上马车夫

由于在锁国令下，儒学文化圈的中国，朝鲜并不在限制之列，通过荷兰商人和朝鲜，清帝国被迫打开大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接着而来西方各国签订条约，也早在黑船来航十多年前就已经震惊了日本的高层。

在佩里来犯三年前，美国通过荷兰人向幕府表达了希望通商的要求，荷兰商馆也劝告幕府：“除我国之外，日本应和更多国家通商”。幕府及地方大名深知世界大势，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件事搁置了。

早在佩里叩关七年前，“幕末最后的绝顶聪明人”幕府老中首座（德川幕府下最高官职）阿部正弘在给攘夷派（希望把外国人赶走）德川齐昭的信中说到

:“即便现在发出命令，驱逐外国船舰，也错过最佳时机……日本的小船难以对抗外国军舰，外国军舰反而会阻断江户的近海通商。”

在佩里叩关之际，时任幕府将军病重，幕府最高官员老中阿部正弘得到情报，美国舰队装备的大炮要远超日本海岸线的塞防炮，武士阶层尽管还能使用，但是以冷兵器和落后火枪装备起来的军队难以抵挡美国。不战而签署条约，正是在这种了解西方国家，深知自己落后的情况下做出的唯一决定。

日本武士

在半锁国下的日本，儒学走向经世论的方向，注重实际问题；兰学学者注重于以荷兰语翻译，学习西方思想，了解世界；水户学开始从小范围树立起“尊皇”的思想、社会底层的商人，市民的个人意愿也被表达为思想。在油盐不进的封闭的亚洲儒学文化圈，这种吸收外界思想，相对宽松的思想禁锢的社会确实难得，但是这种状态和欧洲的思想运动比肯定是小儿科，日本还是不可避免的落后于世界。

明治维新下日本的选择

这样一场革命听上去气势磅礴，在日本明治时代的狂歌高呼:“从上层看来，称为‘明治’；从平民而看，则是‘难治’。”“乱”是明治维新时期时，民众眼里的改革景象。

在签订一系列条约后，日本人在梦中惊醒，幕府和地方都采取了学习西方的措施。桥本左内提出“器械艺术取彼方，仁义礼智在我国。”横井小楠提出：“明尧舜，孔子之道，而尽西洋之器械，则富国不止，强兵不止。”幕末正是在这种思想下进行学习西方的活动。

洋务运动

这些思想和中国洋务运动的思想如出一辙，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希望保留本国的独特价值观，只学习西方优秀的科学技术。这大概是文人在面临炮舰时的妥协，在文化自信的条件下，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如同几十年后的大清帝国，幕末的“洋务运动”没有能让日本走上富强的道路，即便是早期的明治年间，为了攘夷而开国的思想指导下——攘夷派认识到无法与列强战斗，希望通过富强赶走侵略者。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完全脱节的社会怎么能可能学习到别人的先进价值观下造就的强大生产力呢？

在历经了十余年幕末·明治初的洋务运动式的购买式学习，日本人深刻体会到这样学习的幕府在倒幕军的火力优势垮台了。

明治六年，福泽谕吉，西周等为代表的明六社成立，由民间支持文明开化，领导自由民权运动。明治四年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日本在明治六年（1873年）迎来了岩仓具视回国，自此日本国内获得改革的土壤。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学习西方的思想、制度、科技，已经不能用中国此时正在迈向高潮的洋务运动和它比较了。

所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从来都不是相互分离的，日本的明治维新正是在尝试了“中体西用“失败后的又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