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美国家对华免税，同为金砖国家却对华加税，背后的信号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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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北境翁。今天我们将聚焦中国汽车出海进程中的一个鲜明对比场景——面对同一类进口商品，两个同属金砖机制的新兴经济体，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取向。

南非拟对中国与印度产整车加征最高达50%的额外关税，意在构筑一道产业防线，缓冲外部竞争压力，维系本土制造根基。

阿根廷则主动释放政策红利，颁布新规允许总计5万辆价格亲民的电动及插电混动车型零关税入境；首批来自中国的近5800台新能源车辆已顺利靠港交付。

尤为引人深思的是：南非作为金砖国家成员，本应与中国具备更紧密的经贸协同基础；而阿根廷米莱政府在外交层面明显倾向美方，却在中国汽车准入问题上展现出罕见的务实包容。这种政策反差，究竟是由国情现实所决定，还是发展逻辑下的必然权衡？

差异的核心原因

一切贸易决策的底层逻辑，都根植于本国最紧迫的发展课题。南非与阿根廷对中国汽车的不同应对，本质分歧在于——前者重在“稳产业”，后者重在“保民生”。

南非政策设计的出发点，是捍卫本土汽车产业这一战略性支柱。作为非洲大陆百年来最具规模的整车生产基地，该产业不仅构成国家工业体系的关键骨架，更直接支撑着数十万家庭的生计稳定与区域经济韧性。

然而近年来，外部竞争态势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当前南非进口新车中，中国品牌占比已达53%，印度品牌占22%，两大亚洲制造力量凭借卓越的性能价格比，迅速渗透本地消费市场，令原本承压的本土车企雪上加霜、生存空间不断收窄。

在此形势下，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启动关税评估程序，拟议上调50%进口税率，实为一种审慎的“防御型调节”——通过适度抬高准入门槛，为本土企业争取技术升级与产能重构的缓冲期，防止产业断链引发系统性就业萎缩与社会波动。

相较之下，阿根廷政策重心明确指向“缓解通胀压力、提升民众出行可及性”。米莱执政后直面严峻宏观经济挑战，年化通胀率一度突破300%，普通家庭对经济型交通工具的需求空前强烈。

正因如此，此次推出的新能源车免税准入机制，设置了清晰的价格锚点：仅限单车售价不高于1.6万美元的电动或混动车型适用。

而中国主流新能源品牌恰好精准覆盖该价格带，在品质稳定性、续航实用性与售后响应效率等方面，高度契合新兴市场用户实际需求，自然成为该政策的最大受益方。

对阿根廷而言，其本土汽车制造业长期处于结构性弱势状态，既缺乏完整供应链配套能力，也未形成核心技术积累与规模化生产条件。即便实施保护主义措施，也难以在短期内培育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自主品牌。与其维持低效封闭，不如借力开放引入高性价比产品，在降低居民通勤成本的同时，间接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实现多重目标协同推进。

这种政策取向的差异，在两国本土企业的态度中亦有直观体现：南非多家车企公开表态支持关税调整，视其为维系产业存续的必要屏障。

而阿根廷一家本土电动车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坦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水平仍大幅落后于全球先进梯队。”对于中国车辆大规模进入，他并无焦虑情绪，反而认为这将加速行业认知更新，倒逼本土团队正视差距、探索差异化突围路径。

两者的路径抉择

如果说民生诉求与产业底子构成了“内在动因”，那么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产业升级节奏，则是驱动两国走向不同轨道的“关键杠杆”。

南非的关税安排并非走向孤立，而是以“阶段性防护”换取“可持续跃升”；阿根廷的开放举措也非被动让渡，而是以“顺势导入”撬动“结构性激活”。二者政策架构虽异，内核却高度一致——皆服务于本国产业演进的真实节律。

南非拟议的50%附加税，蕴含着“短期托底、中期转型”的战略意图。该国贸易、工业和竞争部特别指出，此项税率设定严格遵循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上限，完全符合多边贸易规则框架。

此举表明，南非无意因产业保护而损害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整体关系，尤其重视维系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制造大国的合作纽带。

更为关键的是，提高进口成本只是过渡手段，终极目标在于吸引外资落地建厂。一旦国际车企（含中国头部品牌）选择在南非设厂投产，不仅能直接创造数以万计的高质量就业岗位，还将带来智能制造工艺、绿色低碳技术以及现代化管理体系，助力本土产业链由“组装代工”向“研发+制造+出口”全价值链跃迁。

这种“以市场换资本、以政策促升级”的发展范式，在巴西、越南等多个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国家均有成功实践，对当前面临转型阵痛的南非而言，无疑是契合发展阶段的理性路径。

阿根廷则无需承担类似产业包袱，其开放策略更接近“顺势补缺”。该国汽车制造业长期受制于基础设施滞后、人才储备不足与研发投入薄弱等制约因素，尚未构建起足以抗衡国际一线品牌的综合能力。

倘若强行推行保护政策，不仅难以催生真正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反而可能延缓市场发育节奏。与其维持低效保护，不如主动引入优质供给，既满足大众对安全、节能、实惠交通工具的基本期待，又可激活沉寂已久的终端消费活力，带动上下游服务生态同步成长。

外力的助推

除内部动因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主政者的施政理念，也成为塑造两国政策分野的重要变量。

一方因遭遇外部关税压制而被迫收缩防线，另一方则依托自由主义治理逻辑从容拓展开放空间——外部约束条件的显著差异，赋予了两国截然不同的政策腾挪余地。

南非的贸易防御姿态，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单边关税施压带来的连锁反应。2025年初，美方宣布对南非输美商品加征30%惩罚性关税，而美国恰为其第三大汽车出口目的地，此举直接切断了本土车企重要的海外营收通道。

此前，南非曾连续97年稳居非洲最大汽车生产国地位，但在美国关税冲击叠加进口替代加速的双重压力下，今年已被摩洛哥超越，失去区域龙头位置。

为扭转困局，总统拉马福萨去年专程赴华盛顿斡旋，试图缓和与特朗普政府间的经贸摩擦，但未能获得实质性让步。可以预见，短期内美方对南非的高关税壁垒仍将延续。

当外部出口渠道受阻、内部市场又被低价进口车快速蚕食时，若不及时采取调控手段，本土车企或将面临不可逆的产能萎缩与技术退化风险。

在此种“双线承压”的现实情境下，加征进口关税已成为南非稳定工业基本盘、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刚性选择。

阿根廷的开放逻辑，则得益于其亲美外交立场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形成的“双重适配”。尽管米莱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倾向于与美方协调立场，但其本人坚定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其政策主张与特朗普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存在根本性分野。

当全球多地掀起加征关税浪潮之际，阿根廷却反向发力，大幅削减进口壁垒。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进口总额同比飙升30%，刷新历史峰值；其中中国对阿出口额同比增长超57%，增速领跑主要贸易伙伴。

这种全面开放姿态，并非仅针对中国，同样惠及欧美跨国企业。因此即便中国新能源车在阿市场份额持续扩大，美方也难以就此提出正当性质疑。

结语

南非与阿根廷在中国汽车进口议题上的政策分野，不存在绝对优劣之判，只体现路径适配度的差异。前者在内外交困中坚守制造底线，借贸易调节为产业升级争取战略窗口；后者在通胀高企中拥抱市场力量，以制度开放纾解民生难题。

两种选择，皆是对本国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与社会期待的深度回应，也生动诠释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变局中因地制宜、灵活求存的发展智慧。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持续重塑，南非的关税机制或将随本土产业链成熟度提升而动态优化；阿根廷的开放模式也可能在经济企稳后转向更具韧性的制度化安排。

对中国车企而言，唯有深入理解各国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精准把握不同市场的核心痛点与发展节奏，才能真正实现从“产品出海”到“价值扎根”的跨越，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行稳致远，最终达成与东道国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