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国收到通知，联合国资金将耗尽，搬迁计划加速，中方提交申请

今年年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193个会员国发出了一封特别来信，长度不算惊人，但措辞一反往日的技术性口吻，重点放在“现金只够支撑到几个月后”这种直白提醒上。

这封信不是例行公文，而是提醒各国：这个每年管理数千项议程、覆盖超过190个成员的多边平台，正在经历近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资金吃紧。

公开预算显示，联合国常规预算中约有22%按规则应由美国承担，这一比例是在上世纪90年代多轮谈判后确定的。

从数字看，美国依旧是最大出资方之一，但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会费缴纳出现明显拖延，累计形成约14亿美元拖欠额。

如果只看2026年的账面数字，美国本应缴纳的会费大约为7.67亿美元。

这一规模放在美国每年超过800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里，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却在联合国整体不到几十亿美元的常规开支中，足以形成明显缺口。

会费问题之外，美国这几年陆续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等机构，总数接近31个实体和机制。

这些退出行为在法律上各有依据，但叠加在一起，对以纽约为核心运转的联合国体系而言，意味着部分项目筹资渠道被切断，部分合作协议不得不重谈。

现有章程里，其实写明了“拖欠会费达到两年前应缴额，将被暂停联大投票权”这样的条款。

但美国多年来将欠款控制在临界值之下，使得14亿美元的积累始终没有触发投票权自动中止，这也暴露出规则设计和现实政治之间的落差。

财务结构本身也并不宽裕，联合国不能像主权国家那样自行印钞，也没有广泛发行长期债券的授权，只能依赖各国会费和部分自愿捐款。

在这种模式下，只要一两家占比较高的出资国推迟支付，资金链就会在几个月内出现紧张，而无法建立5年或10年的稳定缓冲。

预算通过程序同样增加了脆弱性，重要开支要在193个成员之间达成协商一致，才会形成正式文件。

这让任何对22%份额不满意的国家，都有机会通过“拖延预算表决”“保留意见”甚至“附加条件缴费”等方式影响最终走向，导致不少项目半年内难以落地。

秘书处披露的最新数据中，为应对现金压力，联合国系统已削减约6亿美元开支，影响范围从行政管理到现场任务。

两千多个基层岗位因此被裁撤，部分合同延长期限从12个月缩短到6个月，对多国雇员家庭而言，这个调整远不只是“数字微调”。

在项目层面，一些原本面向非洲地区贫困儿童的教育和营养支持计划，被迫压缩批次或推迟发放经费，涉及儿童数量估计超过几十万。

同时，用于应对全球洪涝灾害的紧急备灾资金，也有项目报告出现动用频率下降的情况，年度投入从数亿美元缩减到更低水平。

古特雷斯在最新一次通报中提到，如果会费到账情况持续低迷，到今年7月前后，常规预算资金可能出现“短暂耗尽”的风险。

一旦这种情况真的出现，维和行动、选举观察、发展项目评估等覆盖上百个国家的日常工作，都会面临暂停或缩减规模的选项。

在资金和政治多重压力下，联合国开始尝试通过“职能分散”和“机构搬迁”来降低成本，而不是一次性迁移整个总部。

纽约总部所在大楼的物业、安保、通勤等综合成本，普遍高于很多欧洲和亚洲城市，测算显示，有些城市的综合运营费用可低出约3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宣布，将在纽约的约400个岗位，分批调整至德国波恩和西班牙马德里。

这两个城市过往就承接了气候、环境等领域的国际秘书处，如今承接更多职位，被视为在保持机构连续性的前提下，每年节省几千万美元运营支出的一种路径。

与此同时，一些关注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机构开始向非洲和亚洲迁移，原因既包括成本，也包括离项目一线更近。

过去10年，非洲和亚洲在联合国相关活动中的会议数量持续上升，部分国家每年承办的会议和培训班达到数十场，形成一定的区域聚集效应。

在亚洲城市中，中国上海近年承接了教科文组织相关研究机构，涉及教育、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

官方数据显示，上海地区国际组织和相关办事处数量呈每年约20%的增速，使其成为仅次于纽约和日内瓦的另一个密集节点。

总部是否需要重新选址并没有正式提案，但呼吁“重新评估地理布局”的声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渐增。

这些国家普遍认为，真正要体现193个成员的平衡，至少要在会议地点、秘书处分布上，避免过度集中在北半球少数几个城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近期主动向联合国提交申请，希望承办《公海条约》秘书处，并提出将其设在福建厦门。

这项条约涉及约占全球海洋面积70%的公海区域，秘书处将参与规则制定、资源利用和海洋污染监管等工作，其运行经费每年也将达到数百万美元规模。

厦门本身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之一，全年货物吞吐量以千万标箱计，具备与全球海运网络连接的硬件基础。

同时，“奋斗者”号等深潜装备背后的科研团队，部分也与厦门及周边科研机构有长期合作，为可能落户的秘书处提供技术支撑条件。

厦门在生态治理方面的数据同样被频繁引用，当地近岸海域水质达标率连续多年保持在较高水平，部分海域监测指标达到国家一类水质标准。

对于一个专注海洋治理的国际机构来说，这种实地环境和科研配套，被视为有利于开展长期评估和试验项目。

资金层面，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比例近年有所上升，目前已位列前三大出资方之一。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和维和摊款，没有形成拖欠余额，这种稳定性被多次写入年度财务报告中。

在改革讨论中，中国代表也提出过要完善会费缴纳约束机制，包括探索在现有“投票权暂停”条款之外，增加更多分级措施。

比如考虑与项目参与程度挂钩的安排，或者在出现连续多年拖欠时，引入额外监督程序，以防类似14亿美元规模的长期拖欠反复出现。

同时，一些成员国建议，对联合国内部预算结构做系统梳理，把行政和会议开支中可压缩的部分，更多转向人道主义援助和全球发展议程。

有学者估算，如果将部分重叠会议和出差安排整合，每年有望节省数千万美元，相当于为若干最不发达国家新增了重要资金来源。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次资金紧张既是会费本身的问题，也暴露了以1945年逻辑设计的制度，在2020年代多极化格局中的适应性挑战。

美国、欧盟、中国等主要出资方在安全、气候、数字治理上的立场差异，叠加14亿美元拖欠、22%份额计算方式等技术问题，使得“怎么稳定筹资”成为一场长期谈判。

未来几年，更多职能分散、更多城市承接国际机构，似乎已经是一个可观察的趋势，而不仅仅停留在6亿美元削减和400个岗位搬迁的短期操作。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控制成本、分散风险的同时，维持联合国作为全球公共平台的中立性和代表性，仍然需要193个成员不断博弈和协商。

当联合国在预算表里的每一行数字都变得如此敏感时，各国对多边机制的信任度、参与度和期待值，也不可避免地受到120多个双边和多边议题的牵动。

接下来，这场围绕会费、改革、迁址与职能重组的多线互动，会被引向怎样的方向，还需要更多时间去观察各方的决策和妥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