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御医”王时伟：文物修复不是修旧创新，是保护传承

本期人物：王时伟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原总工程师、研究馆员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监事长

他是“故宫御医”，为百年古建问诊疗伤；有人称他为“传承使者”，让匠艺文脉绵延不绝。他就是王时伟，一位从事古建筑保护研究设计工作40余年的古建修复大家，他牵头修复过故宫的建福宫花园、宁寿宫花园等重量级项目，让残破古建重焕荣光；他也游走于国际舞台，将中国古建修复理念推向世界，主持的新加坡凤山寺保护修缮项目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卓越奖。

“我们希望让后人能够感受到它鼎盛时期的艺术辉煌，而不仅仅是凝视其残缺的状态。”王时伟的话语中，蕴含着对文化遗产传承的深刻思考。

于帅卿/发自北京

“我们这代人，很多选择都带着时代的印记。”阳光透过窗棂温柔地洒落，王时伟静坐在记者面前，娓娓道来那些过往。

王时伟是一名古建修复大家，他进过太和殿藻井上方幽暗的梁架，亲手触摸数百年前的榫卯痕迹；在乾隆花园褪色的通景画前，又与来自世界的专家争论如何最小化干预地恢复其昔日辉煌；他还用最原始的鸭嘴笔和硫酸纸，为故宫9000多间房逐一绘制“身份证”……在这片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木结构古建筑群中，王时伟牵头修复过故宫的建福宫花园、宁寿宫花园等重量级项目，让残破古建重焕荣光；他游走于国际舞台，也将中国古建修复理念推向世界。

这些场景，构成了他40余年古建保护生涯的日常。

有人说他是“故宫御医”，为百年古建问诊疗伤；有人称他为“传承使者”，让匠艺文脉绵延不绝。如今，年逾古稀，他依旧步履不停地奔走在文化传承第一线。

王时伟在故宫太和殿架木上留影。

以笔为尺，为故宫绘制“身份证”

1975年，高中毕业的王时伟选择进入故宫工作，“作为北京人，从小就对故宫有着亲近感”。

初入故宫，王时伟被分配从事建筑修缮、勘察设计等工作，在爬屋顶、钻梁架的过程中，他逐渐熟悉了古建筑的基本工艺，先后参与了故宫东南角楼、寿皇门等建筑的勘察设计工作。

“那些看似冰冷的木头和石头，其实都藏着故事。角楼的榫卯结构，不用一颗钉子就能牢牢咬合，这都是古人的智慧。”

随着工作的深入，王时伟意识到专业知识的必要性。1982 年，国家文物局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作开办古建专业班，他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并凭借扎实的基本功，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古建专业。

“这是清华大学第一次专门开古建班，老师都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郭黛姮、徐伯安这些老师都继承了梁先生的精神”。在清华求学期间，他不仅深入研读《营造法式》等经典文献，更到五台山、西安等地考察，“一到五台山看到唐代建筑，那种震撼是难以言喻的，也更懂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伟大”。

1988年，王时伟带领10余人的工作专班，开启了故宫首次全面测绘制档工作。“当时故宫有9000多间房子，只有中轴线部分有测绘图纸，大部分建筑都没有完整档案”，这是改革开放后故宫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文物保护 “四有” 要求的持续推动下，建立完整的建筑档案成为当务之急。

在没有先进测绘仪器的年代，“我们的工具就是卷尺、水准仪、鸭嘴笔、米格纸和硫酸纸等最原始的工具。”王时伟回忆，在测绘过程中，他们遇到最大的难点是“全面性”与“精细度”的双重要求。

“故宫的建筑大多年代久远，结构复杂，有些地方甚至难以到达。为了获取准确的数据，我们爬遍了故宫每一间房屋，甚至钻进屋顶内部，亲手触摸每一个建筑部件，仔细观察内部结构。有时候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反复测量多次。”王时伟说，像墙上的古老纹样、梁架上的墨书题记，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信息，我们都要原样绘制下来。

“鸭嘴笔又是个‘娇气’的工具，笔尖间距要调得恰到好处，太宽线条太粗，太窄又画不出来。”王时伟一边回忆一边向记者比划着如何使用鸭嘴笔。

为了画好一张图纸，常常要反复修改好几次。历时近5年，绘制了几千张硫酸纸图纸，建立了故宫最完整、最精准的建筑档案。

“后来做修缮工程，只要调出对应的图纸，建筑的原始形制、构件尺寸就一目了然，确保了‘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王时伟表示，现在这些手工图纸依然是故宫古建档案的核心，为故宫后续所有修缮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作为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代古建人，他既承接了前辈开创的古建研究传统，又面临着新时代文物保护的新要求。“怎么把这些不可移动的建筑遗产好好记录下来、传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也正是这份使命感，成为他40余年坚守故宫的核心动力。

守正创新，让世界看见中国智慧

王时伟（左一）故宫倦勤斋修复项目现场。

在王时伟的职业生涯中，建福宫花园复建和宁寿宫花园修复两大项目，集中体现了他的修复理念。

建福宫花园1923年烧毁，只剩遗址。“站在景山上俯瞰故宫，西北角就缺了一块，特别显眼。”王时伟说，“从恢复故宫建筑群完整性的角度来说，复建建福宫花园是很有必要的。”

复建的难点在于既要找足依据，又要坚持传统工艺和材料。为了搜集证据，他带领团队清理遗址、梳理文献，从乾隆花园的建筑形制中寻找参考，从宫廷档案中挖掘细节。

“中国建筑的台基、柱础石都是固定的，我们通过清理遗址，能准确判断建筑的布局和开间尺寸；再结合文献记载和同期建筑的特点，逐步还原建筑的形制，经过多轮论证，文物局才同意复建。”王时伟说。

在复建过程中，他和团队也在四处寻访老匠人，确认传统技艺的传承情况，奔波于各地寻找符合要求的木材和颜料，最终用5年时间完成了复原设计，让消失80余年的建福宫花园重现于世。

在与美国基金会合作修复乾隆花园倦勤斋时，王时伟面临着东西方修复理念的碰撞，“西方重视前期研究，比如对病害进行科学分类，这种系统方法很科学，我们采纳了”，但他也坚持中国传统的合理性。

“比如彩画，西方理念基于油画创作成分大，不主张重绘。但中国彩画是定式的，有严格的等级和规范，创作成分少。”在2000年左右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经过深入讨论，中外专家达成共识，若彩画损毁严重，且匠人技艺尚在，可以重绘；若损毁较轻，则优先修补，尽可能保留原始部分。

在乾隆花园修复中，面对大量严重损毁的珍贵装饰，王时伟没有简单遵循西方“只保不补”的理念，而是基于深入研究，在确认传统工艺可以精准还原后，对彩画、玉件、瓷片等损毁部分进行了必要的复制与补配。

王时伟(左一)在与苏州织绣手工艺人交流双面绣复制工作。

“我们希望让后人能够感受到它鼎盛时期的艺术辉煌，而不仅仅是凝视其残缺的状态。”王时伟说。

除了在国内的古建保护工作中取得卓越成就，王时伟的影响力还延伸到了国际舞台。他主持的新加坡凤山寺保护修缮项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工艺的精湛技艺和中国文物修复理念的科学性。

在国际合作中，王时伟特别注重传递中国声音。他回忆与美国建筑基金会合作拍摄纪录片时的经历，“样片中中国人镜头非常少，我坚持必须修改，这是合作项目，应当平等展现。”

修改后的影片在大英博物馆首映时，中国匠人的心路历程得到充分展示。“做纸的工匠、修复彩画的匠人……他们的故事都进入了镜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

在这些修复项目中，王时伟始终强调 “工匠精神” 的重要性。他认为，“‘工匠精神’不只是手艺精湛，更重要的是要有文物保护意识”。

“当时，故宫内部修缮流程漫长，而许多涉及室内装饰、字画等专项技艺，馆内力量难以覆盖。”王时伟顶住压力，通过严谨的调研与筛选，力邀各方社会工艺大师加入项目。这一创举为日后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修缮开辟了道路，使得许多原本难以推进的精细修复工作得以实现。

在修复倦勤斋时，他找回了安徽潜山的手工纸作坊复制裱糊纸，还邀请浙江东阳的雕刻大师修复竹木雕刻。为了确保修复质量，他花大量时间与匠人沟通，引导他们理解文物修复的核心是“尊重原貌”，而非自由发挥。

“很多匠人手艺很好，但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不能随意修补。我们要让他们明白，修复文物不是创作，而是传承。”王时伟说。

传承，为了更远的未来

王时伟在解说乾隆花园符望阁修复方案。

“古建修复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这是王时伟40余年工作的深刻感悟。

早年的古建修复多依赖师傅带徒弟的经验传承，缺乏系统的理论和规范，但随着时代发展，现代科技和西方修复理念的引入，让古建修复面临着“守旧”与“创新”的抉择。

在午门展厅改造中，他创新性地采用“玻璃壳子”方案，既保护了古建筑的结构，又改善了展陈条件；对于午门内檐的陈旧彩画，他没有采用传统的重绘方式，而是用现代化学材料进行清洗和加固，“能保留的原始彩画一定要保留，现代材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延长它的寿命”。

除了深耕一线修复工作，王时伟更致力于推动行业整体发展。他深刻认识到，“古建保护不是单一的建筑学科，而是涉及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多领域的综合学科”。为此，他积极推动文物修复行业的规范化进程。

在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制13类文物修复师标准之际，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受其委托，由王时伟主持开展修复师的培训、考核与评审工作。此项工作推动了文物修复行业向规范，标准化发展。

随着国家持续推动文物修复师持证上岗制度，他欣慰地表示，“持证既是对专业人才的认可，更是对文物安全的保障。”

不过，王时伟心中仍存牵挂。他忧虑地指出，当下不少古建复建项目采用混凝土结构，偏离了传统工艺的本真；同时，他也期望故宫未来能推行“菜单式”开放，让文物真正走进大众视野。

退休后，王时伟将重心转向青少年文化遗产教育，参与创办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未来，”他深信，只有让他们了解古建、热爱古建，这项事业才能后继有人。

在清华附中的一堂课后，孩子们将他团团围住，“斗拱为什么不用钉子”“彩画的颜色为什么不会掉”……看着孩子们求知的眼神，王时伟欣慰地说，“只要能在他们心中播下一颗热爱文化遗产的种子，我的工作就充满了意义。”

对 话

王时伟：文物修复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王时伟依旧步履不停地奔走在文化传承第一线。

中国房地产报：在古建修复中，您在“坚守传统工艺”与“引入现代科技”方面是如何平衡的？

王时伟：现代材料与工艺的应用并非替代传统，而是有益的补充。以故宫午门内檐彩画为例，传统桐油光油耐久性差，经论证后，我们在保留传统材料的基础上引入B72材料进行封护强化，实现了工艺改良。核心原则是，坚持传统工艺与材料为本，现代科技作为验证与补充。

中国房地产报：新加坡凤山寺获联合国奖项，对“中国方案”意味着什么？

王时伟：这意味着中国文物修复的理念与技术获得了国际权威认可。以新加坡凤山寺项目为例，我们向东南亚地区传递出文物修复在坚守传统技艺与材料的基础上，大力加强科技手段的研究与应用的实践路径。与此同时，也让国际社会领略到中国传统工艺的精湛水准。这种以完整文化载体为支撑的呈现方式，能够有效跨越文化差异，推动“中国方案”真正走向世界。

中国房地产报：回顾您40多年的故宫生涯，哪一项工程或哪一个时刻是您最感到骄傲和欣慰的？是否也留有至今想来仍觉遗憾的事情？

王时伟：最令我感到骄傲的，是近20年来深度参与的一系列国际合作修复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是技艺的实践，更是理念的交融与进步。

在国际合作中，我深刻体会到，文物修复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针对文物本身的状况进行客观分析与深入研究，尊重文物原貌、科学评估、最小干预，采取最适宜的修复方法。

另一项引以为傲的突破，是在体制内开创性地引入社会工匠参与核心文物修复。我们顶住“外人不得介入”的传统压力，通过严谨的调研与筛选，力邀各方社会工艺大师加入项目。

正因为在理念上敢于融合创新，在机制上勇于突破旧规，我们想做的事基本都得以推进并落实。回首往昔，奋斗无悔，未留下遗憾。

中国房地产报：当前，在古建筑技艺传承方面还有什么方面的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王时伟：在当前古建筑传统技艺传承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实践场景的缺失与制度性支持的不足。古建筑修复项目有限，匠人缺乏持续实践机会，难以维持手艺的熟练与传承。同时，政策与市场未能形成有效联动：虽已设立非遗大师称号并给予一定补贴，但若其手艺缺乏应用场景与市场价值，技艺仍难以延续。

只有通过政策支持、市场培育与教育引导相结合，传统技艺才能在当代找到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实现有序传承。

中国房地产报：在您看来，“工匠精神”具体体现在哪些细节上？

王时伟：我觉得，真正的“工匠精神”在文物修复中是“手艺”与“理念”的结合，只有既掌握传统技艺，又建立起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才能成为合格的文物修复者。

我们常说“手艺人”，但文物修复所要求的是在技艺纯熟之外，还要具备对历史的敬畏与原真性的坚守。如在修复乾隆花园时，即使是补配一小块玉或瓷片，也必须严格考证原物的材质与工艺，依古法还原，绝不能以现代材料随意替代。

这种意识并非天然具备。我们曾邀请过一些技艺顶尖的刺绣、雕刻大师参与修复，他们手艺出色，但起初常将修复视同创作。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沟通，引导他们认识到，文物修复的核心是“尊重原貌”，而非自由发挥。技艺是相通的，但出发点完全不同，创作追求个性，修复则强调克制与考证。

中国房地产报：作为学生的导师，您最希望传递给学生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对年轻人有何期望？

王时伟：首先，兴趣是起点，广博是根基。古建筑保护是高度跨学科的领域，仅凭对单一学科的兴趣远远不够。学生应主动拓展知识结构，广泛涉猎历史、文化、材料、工艺等多方面知识，建立起应对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其次，在实践中成长，在项目中积累。我本人从建筑专业起步，也是在参与如中美合作修缮等具体项目中，才系统接触到丝织品、木雕、玉器等各类室内装饰与工艺。真正的学识来源于实践，要在真实场景中不断学习与总结。

最关键的是，树立整体性保护与多学科协作的意识，现代文物保护已超越“修房子”的范畴，发展为“研究性保护”。

我认为，未来的从业者不应是孤立的技术人员，而应是具备统筹视野与协作能力的人，成为连接不同专业的“协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