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你仅聚焦于屏幕中跳动的宏观指标,越南当下的经济图景,几乎找不到明显瑕疵。
2026年1月,越南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2025年度经济成绩单:全年GDP增速锁定在8.02%,经济总规模跃升至5140亿美元,在整个东盟十国中稳居前列,已实质性迈入区域经济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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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持续流入,河内与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交易活跃,红绿交替间频现单日新高;主流财经媒体头版标题接连刷新:“东南亚增长极加速成型”“全球制造业新坐标确立”,整片土地仿佛正以全速驶向“东方新制造中心”与“亚太新增长极”的双重定位。
可一旦你将视线从政府新闻发布会移开,转向西贡老城区一家不起眼的换汇窗口,另一组截然不同的数字便扑面而来:越南盾兑美元汇率已失守26300关口。
这并非短期震荡,而是连续五年贬值通道的自然延伸;对工薪阶层而言,它直接对应着每月薪水所能兑换的国际商品数量持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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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造企业而言,它意味着进口设备、能源与关键原料的成本逐月攀升;对银行与外汇管理部门而言,它代表着流动性管理压力与资本外流预警信号同步增强。
这正是当下越南最本真的经济切面——顶层设计的高歌猛进与街头巷尾的真实体感剧烈错位,一面是GDP曲线昂扬上扬,一面是本币价值悄然流失。
一面是被反复讲述的“增长神话”,一面是日益弥漫的“生计焦虑”,它们并非彼此割裂的表象,而是同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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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常将越南的跃升归功于“成功承接中美战略博弈下的产能再布局红利”,此判断确有依据,却只揭开了问题的表层;更值得深究的是:越南所承接的,究竟是产业链中哪一环?
深入平阳省工业区、北宁省电子走廊,映入眼帘的是密布的标准化厂房、高速运转的自动化产线、堆叠如山的出口集装箱;但若细察技术图谱,便会发现一个鲜明现实:这里鲜有原创设计实验室,遍地皆是精密组装工坊。
高端芯片采购自中国与韩国;光学模组与传感器依赖日本与韩国供应;整机架构与品牌运营权牢牢掌握在欧美日韩跨国集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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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本土厂商实际承担的,仅是终端环节中最基础的一环——紧固螺丝、粘贴序列号、封箱装柜、等待货轮启航。表面看出口额屡创新高,实则单位产值所含技术溢价与利润空间极其有限。
赚取的是微薄代工服务费,却要独自应对整条供应链的风险敞口:海运延误一天、电网临时断电两小时、镍钴价格单月上涨15%,整条生产链便可能陷入停滞。
2025年越南中间品与原材料进口总额同比再增12.4%,数据本身已清晰表明:其尚未构建起具备韧性的本地化制造生态,对外部供给的高度依存仍是深层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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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峻的是基础设施瓶颈正从隐性制约转为显性掣肘——电力缺口已由季节性现象固化为全年常态;海防港与盖梅港装卸效率持续承压;陆路运输成本占工业品出厂价比重常年高于东盟均值3.7个百分点。
这些短板在全球订单饱满、资本宽松时期尚可被增长惯性掩盖,但一旦外部需求降温或融资环境收紧,便会迅速演化为系统性运行障碍。
资本对此反应最为迅捷——2022至2024三年间,来自欧盟、日韩及部分北美基金的实业类FDI出现结构性收缩,部分项目推迟投产,部分工厂启动本地化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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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越南缺乏进取意愿,而是国际投资者已清醒识别:这台高速增长的引擎,其地基强度远未匹配当前转速。
如果说制造业的隐忧尚属渐进式积累,那么房地产市场,则已成为一道正在拉响红色警报的高压阀。
2025年内,河内巴亭郡与胡志明市第一郡核心地块房价平均涨幅达26.8%,部分新建住宅项目单年升值超35%。这不是个别开发商的营销噱头,而是市场整体情绪的集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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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撑这一轮上涨的基本面是否同步跃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幅仅为5.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徘徊在14.3%;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力、轨道交通覆盖率、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密度等核心指标,均未实现质的突破。
那么资金为何仍汹涌入市?答案直指本质:实体经济回报率持续走低,大量本该用于产线智能化升级、新能源设备替换、智能电网扩容的长期资本,未能进入工厂车间。
本应投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工程师梯队培养、工业软件国产替代的信贷资源,也未流向研发一线,而是集体转向了土地与楼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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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典型的“资本空转”现象——当实体经营难度加大、利润率压缩至临界点时,“炒房”反而成为门槛最低、路径最短、账面收益最确定的资产配置方式。
越南正不自觉地滑入一条极具警示意义的老路——以资产价格膨胀暂时遮蔽深层次结构矛盾。外界常将其与1980年代末的日本类比,但现实情境实则更为复杂。
彼时的日本,纵使泡沫鼎盛,仍牢牢掌控着半导体光刻机、混合动力汽车平台、精密数控机床等全球价值链顶端环节,拥有雄厚的技术储备与金融缓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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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的越南,产业重心仍深陷于全球分工体系的加工组装末端,却已提前透支信用周期与居民杠杆空间,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已升至5.1%,接近监管预警线。
大量信贷资金经由影子银行、信托计划、地产商关联公司等多层通道注入楼市,潜在风险敞口持续扩大;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出让金依赖度高达42%,进一步推高地价刚性预期;普通家庭面对本币持续贬值,不得不提前加杠杆“上车”,将居住需求异化为被动保值行为。
最终形成闭环:房价越高,企业用地与用工成本越抬升,制造业盈利空间越收窄,资本就越难回流实体,从而加剧金融与实体的割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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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悖论意味的是,越南盾在2025年累计贬值3.47%,理论上应强化持币观望倾向,现实中却催生更强投机动能。
在“货币购买力将持续稀释”的集体心理驱动下,购房者普遍选择更高融资杠杆,进一步放大系统脆弱性。
一旦外部变量突变——如美联储再度激进加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深度回调、主要出口市场提高技术性贸易壁垒——房价增长斜率一旦趋缓甚至拐头,整套金融—地产—财政联动机制将面临集中冲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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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银行体系坏账率跳升、家庭资产负债表大幅缩水、地方财政收入骤降,三重压力将在数月内叠加显现。而这尚非终极考验,真正的结构性压力,来自全球格局的深刻重构。
将镜头拉出越南国境,置于全球金融与贸易坐标系中,可见其正身处一场静默却致命的结构性挤压之中。过去三年,美联储连续九次加息,全球流动性中枢显著上移。
对越南这类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新兴市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不可逆的“资本虹吸”,伴随而来的是跨境资本净流出、外汇储备消耗加速、本币汇率承压等连锁反应。这些问题根源不在政策疏漏,而在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位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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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当局并非无所作为——央行多次动用外汇干预、财政部加快发行主权债置换短期债务、国家银行强化房企融资集中度管理。但现实结果是,26300这一关键汇率防线最终失守,印证了单边行政手段已难以扭转市场根本预期。
更需正视的现实是:越南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依然薄弱,难以真正主导自身发展节奏。
曾被华盛顿视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战略典范的越南,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后,迅速遭遇美方反倾销调查扩围、原产地规则突击审查、绿色关税试点加码等一系列政策转向,每一项调整都超出其自主调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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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便是:上游原材料进口成本上升,下游出口通道收窄,本土企业利润空间被双向挤压。那些原本就依靠微利运营的劳动密集型代工厂,生存阈值正被不断下压。
2026年1月,越南政府宣布启动新一轮基建特别国债计划,并扩大与东盟、RCEP伙伴国的本币结算试点,方向具备合理性,但执行约束极为突出:中央财政赤字率已达3.8%,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逼近65%警戒线,政策见效周期注定漫长。
从更宏大的历史维度审视,越南当前面临的,实则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的系统性适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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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贸易增长放缓、跨境资本趋于审慎、跨国企业推动“中国+1”策略向“近岸+韧性”深化演进时,那些过度倚赖低成本劳动力与外资驱动的增长引擎,必然首当其冲承受压力测试。
越南过去十年选择了一条阻力最小的跃升路径:快速承接转移产能、优先扩大物理产能、专注做大总量规模。这条路径在顺周期中成效卓著,但逆周期来临时,所有被忽视的短板都将被指数级放大。
站在2026年初这个关键节点,越南既迎来一次全面体检,也面临一场严肃审判。若无法将资源配置重心从地产投机与低端组装中果断抽离,切实投向核心技术攻关、本土品牌培育、数字基建升级与绿色能源转型,那么“亚洲新虎”的叙事,或将止步于概念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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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纽约曼哈顿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交易员在彭博终端敲下“SELL”指令时,他们关注的是美联储点阵图变化、美债收益率曲线形态、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而非胡志明市一名纺织女工今日能否买到足量大米,亦不关心河内郊区年轻工程师的家庭负债率。
这不是冷漠,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底层逻辑;而认清并接纳这一逻辑,正是越南未来所有改革行动必须锚定的现实原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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