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大事了，美无视警告后，联合国亲自下场，纽约或创最早关门记录

1月30日，联合国发言人哈克在纽约透露一个细节：按照目前的收入和支出测算，联合国的常规预算最多只能维持到7月，之后若资金缺口仍在，8月总部大楼甚至面临“暂时关门”的选项，这个判断是在审视2024年整年运营成本后做出的。

古特雷斯几天前已经给193个成员国发出信件，他在信里写得很直白：如果主要出资国继续拖欠，财务在年中之前就会“触底”，这封信提到的缺口以十亿美元计，大多数部门已经通过削减差旅、压缩会议等方式尽量自救。

为了节支，纽约和日内瓦的办公楼已经在部分时段关掉电梯和空调，这类措施最多只能省下几百万美元，而联合国当前面对的年度常规预算规模在30亿美元左右，这种差距让秘书处内部很多人都意识到，单靠“抠细节”远远不够。

导致这一局面的一个关键数字是22%，联合国规定美国承担约22%的常规预算份额，同时还是维和经费的最大出资国，但截至目前，美国累计拖欠的会费和维和摊款已被多家媒体估算为超过30亿美元，占所有欠费总额的约九成。

公开报道提到，美国2024年的会费尚未结清，2025年应缴的约8.2亿美元也处于拖延状态，另外还有接近19亿美元的维和经费没有到账，这些数字叠加在一起，使得联合国财务部门在编制2026年预算草案时不得不预设“长期少收数十亿美元”的保守情景。

与这些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2025财年的国防预算草案大约是8950亿美元，其中国外军事部署和装备投资都在继续扩张，相比之下，拖欠给联合国的几十亿美元在整体联邦预算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这也使外界更容易把这种拖延理解为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单纯的现金紧张。

《联合国宪章》中有一条较少被提及的规定：如果某国拖欠的会费总额等于或超过前两年应缴额，就可能在联大被暂停投票权，这条规则曾在2022年被应用于伊朗、苏丹等8个成员国，当时这些国家因为拖欠金额过高而在大会表决中失去了表决按钮。

按照同一条规则，如果美国继续让欠款累积，理论上也会触及门槛，不过这一惩罚只涉及联大表决，并不影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和否决权，因此不少学者判断，对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制度压力有限。

美国历届政府与联合国之间在资金问题上的拉锯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多次出现“暂停缴费以表达不满”的操作，而在特朗普上台后的几年里，联合国方面统计的欠费规模再次抬升，其中就包含刚才提到的7.67亿美元当年会费“按时未到”的数额。

联合国维和事务部目前在全球大约还有11项主要任务，涉及非洲、中东和亚洲多国，每年维和预算的规模通常在60亿至70亿美元区间，如果美国不缴纳约19亿美元摊款，各任务区就不得不考虑削减兵力，有内部评估认为，部分行动可能被迫裁撤约四分之一的人员编制。

在黎巴嫩南部、刚果（金）东部等冲突多发地区，维和部队负责监督停火线、护送平民和车队，这些任务往往是以连队为单位部署，任何10%到20%的兵力减少都会实实在在改变巡逻频率，据估算当地生活在冲突线附近的平民动辄以几十万计。

资金吃紧也直接波及人道救助体系，据中东地区相关机构披露，联合国系统支持的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服务的23个流动诊所已经有部分暂停接诊，一处约旦境内疫苗冷库因电力保障项目缩减而面临断电，库内疫苗的采购金额以百万美元计，如果报废不仅是金钱损失，还意味着当地儿童接种计划要整体重排。

秘书处内部拟定的一份改革草案提到，为应对可能持续到2026年的财务压力，总体预算需要削减约15%，同时在全球范围精简大约2700个岗位，相当于工作人员总数的近两成，这其中既包括翻译、会务等日常支持人员，也包括调查冲突和监控制裁执行的专业团队。

如果调查冲突责任、监测核设施安全、预警跨境传染病的专家团组派不出去，不少案件就会缺乏一手证据支撑，联合国原本依赖的监测指标系统也可能出现空档期，相关数据报告的频率由每年1次减为2年或3年1次在内部已经被当作“可选方案”拿来讨论。

在机构内部讨论削支的同时，成员国层面绕开联合国的新构想也在出现，美国方面有人提出组建一个以少数盟友为主的“和平委员会”，在中东、欧洲等焦点地区单独协调停火和政治安排，这个设想在公开报道中至少出现了3次，有分析认为其目标之一就是弱化现有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框架。

不少国家代表在私下场合表示，如果类似“平行机制”真走到实操阶段，可能会与联合国现有的11项维和任务和多层人道项目产生交叉，资金来源、指挥链条和责任界定都可能出现“三套系统”，对有的中小国家而言，如何在几套安排之间平衡立场将是新的成本。

古特雷斯在最近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自己担任秘书长已经接近10年，这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年份，他在任期内多次尝试推动财务规则改革，包括改变“年末未用资金必须退还成员国”的传统做法，因为这种做法让一些部门宁可在12月集中把预算花完，也不愿把结余留到下一年度。

要改变这套规则，理论上需要得到全部成员国同意，这意味着193个国家都要在某个文本上签字，在过去20年里，能以这种方式获得全体同意的重大规则调整寥寥无几，用“个位数”形容一点不为过，而美国这样的大国在涉及自身利益时通常会保留否决性影响力。

相比“改一次规则”的难度，推动成员国按时缴费似乎是更直接的路径，截至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按时全额缴纳了2024年会费，其中很多是GDP在全球排名30名以外的中小经济体，它们的全年缴费总额加起来也难以填补美国一个国家留下的30亿美元级缺口。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美国既不选择退出联合国，又长时间拖欠部分会费，同时在安理会改革等议题上反复强调“对效率不满”，这种组合在外界看来像是一种“既保留话语权又减少义务”的折衷，而这套策略真正的成本则部分转嫁给了资源较少的成员国和一线项目。

当然，也有声音认为，当前全球治理格局与1945年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单一机构承担太多任务本身就难以为继，联合国预算长期维持在几十亿美元量级，而世界GDP已经超过100万亿美元，是否应该对职能进行重新定位，让不同地区机制分担部分协调工作，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距离古特雷斯给成员国发出“7月见底”提醒的时间已经过去数周，纽约时间表上的每一天都在把联合国推向那个预算节点，在剩下不到半年的窗口里，美国会不会补缴部分欠款、其他国家会不会支持有限度的规则调整、联合国自身又能否在瘦身和维持职能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还都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