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会订在母校旁的老酒楼,二楼包厢正对着我们当年那间教室的窗户。人到中年,聚会便成了怀旧的仪式,大家互相打量着对方眼角的细纹和微凸的肚腩,用夸张的笑声掩盖岁月带来的那点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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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进来时,包厢里静了一瞬。林薇还是那么瘦,米白色针织裙裹着依然纤细的腰身,只是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像被岁月轻轻折过的纸。她身边跟着个七八岁的男孩,安安静静的,手里攥着个旧魔方。
“我儿子,小树。”她声音很轻,还是二十年前那种软软的调子。
酒过三巡,场面热络起来。班长提议大家轮流敬酒,说一句最想说的话。轮到我的时候,我端起酒杯走向她。二十年了,我设想过无数次重逢的场景,真到了这一刻,喉咙却像被什么堵着。
“林薇,”我的声音有点哑,“敬你一杯。”
她站起身,酒杯轻轻碰过来。就在那一瞬间,她微微倾身,用只有我们能听见的声音说:“我儿子长得很像你。”
说完这句话,她仰头把酒喝了,神色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可我的酒杯停在半空,酒液晃出来,在手背上留下一道冰凉的痕迹。
整个晚上,这句话在我脑子里盘旋。我偷偷观察那个叫小树的孩子——他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专注地转着魔方,睫毛很长,低头时在脸颊投下淡淡的阴影。眉眼,鼻梁的弧度,甚至思考时下意识抿嘴唇的小动作……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又浮上来,在胸腔里胡乱地撞。
聚会散场时下起了小雨。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打车离开,她牵着孩子站在屋檐下等车。鬼使神差地,我走了过去。
“我送你们吧。”我说,“下雨不好打车。”
她看了我几秒,点点头。孩子已经困了,靠在她身上揉眼睛。
车里很安静,只有雨刷器规律的声响。后视镜里,她侧脸望着窗外掠过的街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孩子的头发。路灯的光影在她脸上明明灭灭,有那么一瞬,我仿佛看见了二十年前那个穿校服的女孩。
“你家住哪儿?”我问。
她说了一个小区名字,离我家只有两条街。这个发现让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到了楼下,她叫醒小树。孩子迷迷糊糊地下车,却把魔方落在了后座上。我追上去递给他,他抬起头,眼睛在楼道灯光下清亮亮的:“谢谢叔叔。”
那眼神太熟悉了——和我小时候照片里的自己,几乎一模一样。
“孩子他爸……”话问出一半,又卡住了。
“加班。”她简短地说,然后顿了顿,“要上来坐坐吗?喝杯茶醒醒酒。”
我本该拒绝的。可脚却不听使唤地跟着进了电梯。
房子不大,但整洁得过分,沙发上连个褶皱都没有。小树很懂事地自己去洗漱睡觉了。林薇泡了茶,碧绿的茶叶在玻璃杯里缓缓舒展。我们隔着茶几坐下,空气里有种说不清的粘稠。
“你刚才那句话,”我终于开口,“是什么意思?”
她捧着茶杯,热气氤氲了她的脸。“就是字面意思。”
“林薇,”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这不可能。我们……我们那时候……”
“记得高考前那个雨夜吗?”她打断我,声音很轻,“你说要陪我复习,其实是想跟我告白。”
记忆猛地撞开闸门。是啊,那个雨夜,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窗外的雨声很大,我拿着写了好几天的情书,手心里全是汗。可最后我什么都没说——因为她哭了,说父母在闹离婚,她可能要跟母亲去北方。我把情书揉成一团塞进口袋,只说了句“一切都会好的”。
“那天之后,你就突然疏远我了。”她说,“后来我确实去了北方,但三个月后又回来了。我找过你,你们邻居说你全家搬去了南方。”
我愣住了。这些事,我完全不知道。
“我给你写过信,”她继续说,“全都退回来了。后来听说你有了女朋友,很快就结婚了。”她笑了笑,笑容很淡,“那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命吧。”
“可是孩子……”
“孩子是早产儿。”她放下茶杯,双手交握着,指节有些发白,“八个月就生了。所有人都说是因为我孕期情绪不稳——确实,那几个月我过得不太好。母亲病重,工作丢了,还……”她停住了,轻轻摇头,“都过去了。”
我心里翻江倒海。如果她说的是真的,如果小树真的是我的孩子……那这二十年,我都错过了什么?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因为上个月,小树被查出来有先天性的心脏问题。需要手术,有一定风险。”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我想,也许你有权利知道。”
那晚我开车回家,在车库里坐了整整一个小时。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现着无数画面:十七岁的林薇在梧桐树下回头笑的样子;二十年前那个雨夜教室里昏黄的灯光;小树那双清亮的眼睛;还有妻子李静昨晚睡前说“你最近白头发又多了”时温柔的指尖。
我和李静结婚十八年了。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感情是慢慢培养起来的那种,像文火炖汤,不浓烈但醇厚。我们有个女儿,十五岁,正处在叛逆期,上周末还因为手机的事跟我吵了一架。这是最平凡不过的家庭,有争吵,有温情,有每月要还的房贷,有周末一起去超市采购的惯例。
可现在,这一切平静之下,突然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缝隙。
接下来的一周,我像个游离在世外的幽灵。上班时会突然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开会时领导叫了我三遍才反应过来;甚至有天早上刷牙,拿着李静的牙刷愣了半天。
周末陪女儿去书店,她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的事,我却心不在焉地盯着窗外。过马路时,女儿突然说:“爸,你最近怪怪的。”
“有吗?”
“有啊。”她挽住我的胳膊,这个亲昵的动作让我鼻子一酸——她已经很久不这样了,“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那天下午,我鬼使神差地开车去了林薇家附近。把车停在街对面,像个偷窥者。我看见她带着小树从超市出来,手里拎着购物袋。小树似乎说了什么,她笑了起来,低头摸摸他的头。那个笑容,让我想起了高中时她解出一道数学难题后得意的样子。
周一上班时,我接到了林薇的电话。她的声音很急,带着哭腔:“小树住院了,医生说需要提前手术……”
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我赶到时,林薇正站在重症监护室外,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她转过身,眼睛红肿,整个人像一张绷紧的弓。
“医生说情况不稳定,最好这两天就手术。”她声音嘶哑,“但是手术费……”
“多少钱?”
她说了一个数字。不算天文数字,但对一个单身母亲来说,足够沉重。我几乎没有犹豫:“我来付。”
她猛地抬头:“不行,我不能……”
“就当是我借给你的。”我打断她,“孩子要紧。”
其实那一刻,我想说的是:这是我的责任。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还需要确认,需要证据,需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交完费后,我在走廊尽头的吸烟区站了很久。手机响了,是李静:“晚上回来吃饭吗?女儿说想吃你做的红烧鱼。”
“回。”我听见自己说,“买条新鲜的鱼,我早点下班。”
挂断电话,我靠在墙上,突然觉得精疲力尽。两个世界在我面前拉扯:一边是相伴十八年的妻子和正在长大的女儿;另一边是一个可能是我骨肉的孩子,和二十年前未说完的故事。
手术安排在周三。签同意书时,林薇的手抖得厉害。我站在她身边,看着那几页纸上的风险提示:麻醉意外、大出血、术后感染……每一个词都触目惊心。
“我来签吧。”我说。
她摇头,深吸一口气,在亲属签字栏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字迹很用力,几乎划破了纸。
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里,我和林薇坐在等候区的塑料椅上,几乎没有说话。有时她会站起来踱步,走到窗边又折回来;有时她盯着手术室门上那盏红灯,眼睛一眨不眨。我给她买了水和面包,她动都没动。
中间护士出来过一次,说需要输血。林薇立刻伸出手臂:“抽我的,我是O型。”
我是A型。那一刻,我突然抓住护士:“孩子是什么血型?”
护士看了下单子:“A型。”
林薇的血型是O型,孩子是A型——从遗传学上,这是可能的。可我的心还是沉了沉。我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手术灯熄灭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手术很成功。”
林薇腿一软,我赶紧扶住她。她捂着嘴,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却一点声音都没有。那是一种压抑了太久的释放。
小树被推出来时还睡着,脸色苍白,小小的身体裹在被单里显得更小了。我跟着到了病房,看着护士安顿好各种仪器。林薇坐在床边,轻轻握住孩子的手,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
我退出病房,在医院楼下的花园里抽烟。初秋的夜风已经有点凉了,我裹紧外套,脑子里乱糟糟的。手机里有三条李静的未读信息:“鱼买好了,等你回来做。”“女儿作业遇到难题了,说等你教她。”“老公,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
我一条都没回。不知道该怎么回。
小树醒来是在第二天清晨。我买了粥和水果去医院,推开病房门时,看见他正小声和林薇说话。见到我,他的眼睛亮了亮:“叔叔。”
“感觉怎么样?”我把东西放下。
“胸口有点疼。”他诚实地说,然后又补充,“但能忍受。”
他很懂事,懂事得让人心疼。我坐在床边,看着他喝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他细软的头发染成金色。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我的孩子。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真实存在。
林薇去医生办公室的时候,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小树。他忽然问我:“叔叔,你是我妈妈的朋友吗?”
“嗯,高中同学。”
“我妈妈说,她高中的时候可笨了。”小树笑起来,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但我觉得她骗人,她什么都会。”
“你妈妈以前是数学课代表。”我说,“一点也不笨。”
“那你们是好朋友吗?”
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好朋友?我们曾是彼此青春里最特别的人,是那个会在对方课本里夹纸条的人,是那个约好考同一所大学的人。可是后来呢?
“曾经是。”我最终说。
小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从枕头下摸出那个魔方:“叔叔你会玩这个吗?我总差最后一面。”
我接过魔方。二十年前,我也曾痴迷这个。那时候林薇总说我玩魔方时特别专注,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手指似乎还记得那些公式,转动、对齐、归位——不到两分钟,六面全部复原。
小树睁大了眼睛:“哇!叔叔你好厉害!”
“想学吗?我教你。”
他用力点头。我于是坐到床边,一步步教他基础公式。孩子学得很认真,小眉头皱着,嘴唇抿着——那个神情,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林薇回来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我从余光里看见她抬手擦了擦眼角。
那天下午,我做了个决定。离开医院后,我去了亲子鉴定中心。咨询、填表、缴费——整个过程冷静得可怕。工作人员给了我两个采集盒,用来装口腔拭子样本。
“一般五个工作日可以出结果。”她说。
我点点头,把盒子装进口袋。走出大楼时,夕阳正把天空染成橘红色。我坐在车里,看着那个小小的盒子,突然觉得自己很卑劣——一边享受着小树对我的亲近,一边却要去做这种冷冰冰的验证。
但我必须知道真相。为了所有人。
取样本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艰难。小树那边很简单,我说要检查口腔健康,他很配合地让我取了口腔细胞。难的是我自己的——我必须在不让李静怀疑的情况下完成。
周三晚上,我躲在书房里,对着镜子取样。棉签在口腔内壁摩擦时,我突然想:如果结果如我所想,我该怎么办?告诉李静?她会崩溃的。瞒着她?那对小树和林薇公平吗?
那个周末,李静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不再追问我去了哪里,但会在深夜我假装睡着时,轻轻抚摸我的头发。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之间有了一种默契——有些事,她等我主动说。
可这件事,我怎么说得出口?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的前一天,小树出院了。我去帮忙办手续,林薇在病房里收拾东西。小树已经能下床慢慢走路了,他拉着我的衣角说:“叔叔,妈妈说为了庆祝我出院,要请我吃冰淇淋。你也来吧?”
我看向林薇,她点点头:“一起去吧,小树一直念叨你。”
我们去了医院附近的一家甜品店。小树点了个草莓圣代,吃得满嘴都是奶油。林薇和我点了咖啡,相对无言。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问。
“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等小树完全恢复。”她搅拌着咖啡,“然后……可能会换份工作。现在这份经常加班,不方便照顾他。”
“需要帮忙的话……”
“程峰,”她打断我,第一次叫了我的名字——连名带姓,像高中时那样,“你已经帮了很多了。手术费我会慢慢还你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她看着我,眼神复杂,“但你有你的生活,我不想打扰。”
“如果小树真的是我的儿子,”我压低声音,“那就不是打扰,是责任。”
她猛地看向窗外,侧脸绷得很紧。过了很久,她才说:“结果还没出来,别急着下结论。”
“你其实一直都知道,对吗?”我问,“从怀上他,到现在。”
林薇没有回答。但她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高考前的教室,林薇坐在窗边,阳光把她的发梢染成金色。我走过去,把那封揉皱的情书展开,放在她桌上。她抬起头对我笑,然后整个教室突然开始坍塌,我伸手想抓住她,却只抓住了一把飘散的灰尘。
醒来时,天还没亮。李静睡在身边,呼吸平稳。我轻轻起身,走到阳台上。城市还在沉睡,远处只有零星几点灯光。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凌晨,我爬起来复习,脑子里却全是林薇的样子。那时候以为,喜欢一个人就是全部了,却不知道命运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亲子鉴定报告是周五上午寄到的。灰色的信封,薄薄的几页纸。我拿着它,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小时,没有勇气打开。
中午,我开车去了江边。秋天的江水很平静,有渡轮缓缓驶过。我坐在长椅上,终于撕开了信封。
直接翻到最后一项——亲子关系概率:99.9999%。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一瞬间,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震惊或者激动,反而有种“果然如此”的平静。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到达了一个早已预知的终点。
我拿出手机,翻到林薇的号码,却迟迟没有拨出去。该说什么?质问她为什么瞒了我这么多年?还是道歉自己缺席了孩子的成长?似乎都不对。
最后我打给了李静:“晚上我们出去吃吧,就我们两个。”
她有些惊讶:“女儿呢?”
“让她自己解决。”我说,“我有话想跟你说。”
选的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常去的那家西餐厅。李静穿了件藕粉色的毛衣,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整顿饭都吃得心不在焉。
甜点上来时,我终于开口:“李静,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我把一切都说了。从同学会开始,到小树的手术,再到那份亲子鉴定报告。说的时候不敢看她,盯着桌布上的花纹,语速很快,像是怕一停顿就会失去勇气。
说完后,是长久的沉默。餐厅里流淌着钢琴曲,隔壁桌的情侣在低声说笑,一切都那么平常,平常得残忍。
“所以,”李静终于开口,声音很平静,“你有个八岁的儿子。”
“我也是才知道。”
“二十年了,程峰。”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们结婚十八年,女儿十五岁。这二十年里,你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人吗?”
“不是的,我……”
“那你告诉我,”她打断我,声音开始发抖,“如果那天她没有跟你说那句话,如果孩子没有生病,你是不是永远不打算知道?永远不告诉我?”
我答不上来。因为她说得对——如果不是这个意外,我可能真的会永远活在那个平行世界里,对另一个生命的存在一无所知。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离婚?去和他们母子团聚?”
“我没想过离婚。”我急忙说,“李静,你是我妻子,女儿是我女儿,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那他们呢?”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那个孩子也是你的儿子。你要怎么选择?一半时间陪我们,一半时间陪他们?”
那个晚上,李静没有回家。她去了女儿的房间——其实是女儿上初中后就不怎么住的房间,被她保持着原样。我躺在主卧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一夜无眠。
凌晨四点,我收到林薇的短信:“小树想你了,问我叔叔什么时候再来教他魔方。”
我盯着那条短信,很久很久,然后删掉了。
周六,女儿从学校回来。她一进门就感觉到了家里的低气压,看看我,又看看紧闭的次卧门。“爸,妈怎么了?”
“我们有点事要处理。”我试图让声音听起来正常,“你饿了吗?想吃什么?”
“你们是不是要离婚?”她直接问。
十五岁的孩子,已经敏锐得可怕。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是因为那个阿姨吗?”女儿继续说,“我上周六看见你们在医院门口。”
原来她都知道。那天我去医院看小树,竟然被她看见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无力地辩解。
“那是怎样?”女儿的眼睛红了,“爸,你知不知道,妈妈这周偷偷哭了三次?我半夜起来喝水听见的。”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在我心上。我想起这些年,李静为我做的点点滴滴:我胃不好,她每天早起熬小米粥;我工作压力大,她自学按摩帮我放松;我父亲去世时,她陪我在殡仪馆守了三天三夜……
“对不起。”我说,声音哽咽。
女儿哭着跑回自己房间。家里一下子空了,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
周日早上,李静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她眼睛肿着,但神态平静。“我们谈谈。”
我们坐在客厅里,像两个谈判的对手。
“我想了很久,”她说,“这件事,你确实有责任。对孩子,对林薇,都有责任。”
我点头。
“但我们这个家,也有责任。”她继续说,“女儿正在青春期,需要完整的家庭。我们十八年的感情,也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我从来没想过要断。”我急切地说。
“我知道。”她苦笑,“所以才更难办。”
我们商量出了一个方案:我会承担小树的抚养费,定期去看他,但不会改变现在的生活结构。李静要求见一次林薇,她要亲自确认一些事。
见面约在一家咖啡馆。两个女人面对面坐着,我在旁边,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林小姐,”李静先开口,“首先,谢谢你救了小树的命。作为母亲,我理解你为孩子做的一切。”
林薇有些意外,点点头:“应该的。”
“我想知道,”李静直视着她的眼睛,“你对程峰,现在是什么想法?”
这个问题问得直接,林薇愣了一下。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高中时喜欢过,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对他,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他救了小树,感激他愿意承担责任。”
“那你希望他离婚吗?和你们一起生活?”
“不。”林薇回答得很快,“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有我的生活,虽然不容易,但还能应付。这次联系他,纯粹是因为孩子的病。”她顿了顿,“李姐,你放心,我不会破坏你们的家庭。等小树再好一些,我们就离开这里。”
“离开?”我忍不住问。
“嗯,我母亲在南方有个老房子,一直空着。我想带小树去那边住,换个环境,也换份工作。”她笑了笑,“本来就想走的,只是手术耽搁了。”
李静看着她,似乎在判断这话的真假。最后,她叹了口气:“你不用走。孩子在这里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你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可是……”
“程峰会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李静说,“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拆散两个家庭。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平衡。”
那天的谈话持续了很久。三个成年人,试图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里,找到一条对所有人都伤害最小的路。离开时,李静和林薇握了握手——两个女人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
晚上回到家,李静对我说:“她是个好母亲。”
“你也是。”我说。
她摇摇头,眼泪又掉下来:“程峰,我恨你。但我更恨命运——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为什么要在我们安稳了这么多年后,扔下这样一个炸弹?”
我抱住她,她也终于不再推开我。我们相拥而泣,为逝去的青春,为受到的伤害,也为未知的未来。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工作日下班后,我会去看小树,陪他做作业,玩魔方,有时也带他出去吃饭。周末,我尽量全部留给李静和女儿,陪她们逛街、看电影,像以前一样。
小树恢复得很好,脸色渐渐红润起来。他叫我“程叔叔”,并不知道这三个字背后的含义。有次他问我:“程叔叔,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正在教他解一道数学题,闻言笔尖顿了顿:“因为……因为你是个好孩子。”
“妈妈说你以前是她最好的朋友。”他眨着眼睛,“那你们为什么后来不联系了?”
“因为……走散了。”我说,“但有时候,走散的人还会再遇见。”
十一月的某个周末,女儿突然说:“爸,带我去见见那个弟弟吧。”
我和李静都愣住了。
“我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女儿说,“放心,我不会欺负他的。”
于是有了第一次的家庭聚会——如果这能算家庭聚会的话。我们约在儿童乐园,小树玩得很开心,女儿居然很有耐心地陪他坐旋转木马、玩碰碰车。两个孩子在海洋球池里打闹时,我和李静、林薇坐在外面的长椅上。
“她是个好姐姐。”林薇看着女儿细心帮小树系鞋带的样子。
“她其实很善良,”李静说,“只是需要时间接受。”
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暖的。我看着游乐场里奔跑的孩子,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好天气,我和林薇逃了午自习,去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看云。那时候我们躺在草地上,手几乎要碰到一起,却又害羞地缩回去。
“你还记得吗?”林薇忽然说,“高中时你说过,以后想开一家书店,每天看书晒太阳。”
“记得。”我笑了,“但后来成了会计,每天对着数字。”
“我那时想当画家。”她说,“结果做了设计,也算沾点边。”
我们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有释然,也有遗憾。有些路,我们走岔了,就再也回不到原点。但好在,我们都没有停在原地。
圣诞节前夕,小树学校有亲子活动。林薇问我能不能去——老师要求父母一起参加。我犹豫了,给李静打了电话。
“去吧。”她说,“别让孩子失望。”
活动是制作圣诞装饰。小树很开心,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林薇,向每个同学介绍:“这是我爸爸妈妈。”我和林薇都有些尴尬,但谁也没有纠正他。
做手工时,小树负责涂胶水,我负责剪形状,林薇负责拼接。配合默契得像真正的三口之家。活动结束后,小树趴在我背上睡着了。林薇走在我身边,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谢谢你。”她轻声说。
“应该的。”
“李静她……真的很了不起。”林薇说,“换作是我,未必能做到这样大度。”
“她是个好女人。”我说,“是我辜负了她。”
“也辜负了我。”林薇停下脚步,看着我,“程峰,如果当年你没有搬家,如果收到了我的信,我们会在一起吗?”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无数遍。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也许会,也许不会。”我诚实地说,“但无论怎样,我都会对小树负责到底。”
她点点头,眼睛里有泪光:“这就够了。”
送他们到家后,我没有立刻离开。林薇安顿好小树,送我下楼。在单元门口,她忽然说:“有样东西,一直想给你。”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锈迹斑斑的,是二十年前流行的那种饼干盒。打开,里面是一沓信,用橡皮筋捆着,纸已经泛黄了。
“这些年写的,但都没寄出去。”她说,“本来想等你老了再给你看,但现在觉得,还是现在给你吧。”
我接过盒子,沉甸甸的。
回到家时,李静还没睡,在沙发上织毛衣。“女儿睡了。”她说,“小树今天开心吗?”
“很开心。”我坐下来,把铁盒子放在茶几上。
李静看了一眼,没问是什么,继续织毛衣。我打开盒子,抽出最上面的一封。信纸是浅蓝色的,字迹娟秀:
“程峰,今天是小树第一次叫妈妈。如果你在,该多好……”
我一封封地看下去。这些信记录了小树的每一次成长:第一次翻身,第一颗牙,第一步路,第一天上幼儿园……也记录了林薇这些年的孤独和坚强。最后一封是最近的:
“今天在同学会上见到你了。你胖了一点,但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小树问我那个叔叔是谁,我说是妈妈的老朋友。他盯着你看了一会儿,说:‘这个叔叔长得像我。’孩子的眼睛真毒啊……”
我抬起头,发现李静不知何时停下了手里的活,正静静地看着我。
“她写给你的?”她问。
“嗯。”
“情书?”
“不全是。”我说,“更多的是……记录。”
李静走过来,拿起一封信看了几行,又放下。“收好吧。”她说,“这是你们的故事。”
“李静,我……”
“不用说。”她打断我,“我都明白。人心就那么大,装不下太多人。但你心里现在有他们母子的位置,我也不可能假装不知道。”她在我身边坐下,靠在我肩上,“只是程峰,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让我和女儿觉得,我们成了你的第二选择。”她的声音很轻,“我可以分享你的责任,但不能分享你的爱。”
我紧紧抱住她:“永远不会。你们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
圣诞节那天,我们两家破天荒地一起吃了顿饭。在我和李静家,我和女儿下厨,做了一桌子菜。小树很兴奋,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女儿虽然还是有点别扭,但也会耐心回答小树的各种问题。
饭桌上,大家碰杯。小树举着果汁说:“祝我们大家都健康快乐!”
“健康快乐。”我们重复着,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
饭后,孩子们在客厅看动画片,三个大人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李静突然说:“明年春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带上孩子们。”
林薇有些意外:“这……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李静擦着手,“一家人嘛。”
她用了“一家人”这个词。我和林薇都愣住了,然后,慢慢笑了起来。
窗外的夜空开始飘雪,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雪花在路灯下飞舞,像时光的碎片,一片片落下来,覆盖了过去所有的遗憾和错过。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问题要面对:如何向小树解释他的身世,如何平衡两个家庭的关系,如何处理内心深处那份永远无法完全释怀的愧疚。但至少在这个飘雪的圣诞夜,我们围坐在温暖的灯光下,暂时找到了某种平衡。
林薇和李静在阳台上看雪,低声说着什么。女儿教小树玩一个新游戏,两个孩子笑作一团。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读过的一句诗:
“破碎的终将完整,分离的终将重逢——不是以我们想象的方式,而是以命运安排的方式。”
也许这就是生活吧:不完满,有裂痕,但总有些时刻,所有的碎片会暂时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在时光里闪闪发光。
就像今晚的雪,虽然明天就会融化,但这一刻,它确确实实地美丽着。
我端起茶杯,走向阳台。两个女人回过头来,雪花落在她们肩头,又很快消失。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还有电视里圣诞歌的旋律。
“下雪了。”我说。
“是啊。”她们同时回答。
然后我们并肩站着,看雪无声地落满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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