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偶听大别山传来捷报，立刻指示中原局：马上同他们取得联系

1947年3月的一个深夜，延河畔的窑洞里灯火未眠。值班的电台里传出了敌台的播音：“大别山区残匪何耀榜，再度作乱。”微弱的电波忽高忽低，却足以让正在审阅作战简报的毛主席停下了手中的铅笔。片刻沉思，他抬头望向警卫：“赶快把郑位三同志请来。”

这一声吩咐来得突然，却并非冲动。此前，国民党宣称已在鄂豫皖“肃清共匪”，并于湖北黄安七里坪举行“反共胜利大会”。然而，就在礼炮齐鸣的瞬间，会场枪声大作——几名红色游击队员混入人群，击毙了联防指挥部副指挥杜定廉，把庆功场变成了血案现场。敌台的慌乱播报，反而成了大别山仍在燃烧的铁证。

外界只看到突如其来的伏击，却少有人知，这支不足十人的小分队率领者正是老红军何耀榜。他左腿裹着布条，拄着木杖，坚持在山岭间穿行。枪响退去，他命人撤到密林深处，留下的却是蒋介石心腹写给武汉行辕的电报：“大别猾匪未除，速请重兵。”国民党随后扩编清剿部队，意在一举抹去这块据点。

毛主席听完郑位三的汇报，立即作出判断：大别山这面红旗必须保住。电令很快发往中原局：“尽速与何耀榜接上关系，他的队伍是中原战略支点。三个月，慢则半年，主力即将南下，他们要顶住。”在错综的战场上，通信线路时断时续，但命令像夜色里的狼烟，直扑大别山。

彼时的何耀榜却并不了解这份重量。自1926年参加农运、1932年负伤留守鄂豫皖，到1935年与高敬亭合编红二十八军，再到抗战时期在鄂东、豫鄂边坚持招兵训练，他的整段岁月几乎都在奔袭与转移中度过。熟悉他的战士常说：“老何一天不打游击就浑身不对劲。”若翻阅当年中共中央文件，这位“地头蛇”名字出现的频次，仅次于李先念等大将，可见其地方号召力。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奉命暂赴延安学习，却只待了九个月。1939年初，听闻李先念已南下豫鄂边，他自请即刻返程。二月，他赶在安陆、应城交界追上部队。李先念握住他的手道：“你们回来，我的信心就更足了。”短短一句，后方的赞许与前线的渴望尽在其中。随后，鄂东游击总队火速组建，群众看见“红胡子何司令”又回来了，纷纷送粮、递情报。

抗战胜利，局势转入国共内战。1946年夏，中原部队突围在即，李先念考虑到鄂东交通要害，任命何耀榜为独立二旅副旅长，死守佛塔山。敌人猛烈围攻，四团阵地几覆几起，何耀榜每天拄杖巡壕，左腿旧伤反复溃烂。突围成功后，他隐蔽在鄂东北，队伍不足百人，却仍能突袭集镇、破坏交通线。

1947年元旦前后，敌军偷袭山洞。国民党报纸大字标题：“惯匪何耀榜就地正法。”甚至竖起一颗无名人头示众，以为斩草除根。山间零散游击小队愤怒欲抢“头颅”，还未行动，哨兵带回密语：何队长在另一处山坳安然无恙。这个小插曲，让敌军自揭其短，也让党组织知道大别山火种未灭。

几周后，中原局派出的郑志惠翻山越岭抵达七里坪，与何耀榜对接。新的大别山工委随即成立，何耀榜为书记，刘名榜、徐锡煌分任副书记和指挥长。工委一面稳住内线，一面接应外线。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终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会师当天，警卫员把何耀榜架到前沿，硝烟未散，他笑着说：“老山又回到咱们手里喽。”

然而久病终难支撑。随军西进时，敌机扫射击落担架，他滚入战壕，左腿炸裂，筋骨裸露。两次手术救下性命，却留下终身残疾。1948年春，华野将他送至后方疗养。陈老总探视时半开玩笑：“大别山若有神灵，也该记你一功。”

1950年代初，湖北省军区请他出任副司令员，他摆摆手：“独脚司令怎么跑得过队伍？”最终改任省政协副主席。除公职外，他埋头整理旧档，与战友口述，完成《大别山上红旗飘》。十年内，此书再版多次，许多老兵回忆往事，总要翻阅几页找寻自己的影子。

1964年10月20日，55岁的何耀榜病逝武汉。王任重批示成立治丧委员会，张体学主持后事。翌年8月6日，湖北省人民委员会追授他为烈士。和平时期授烈属殊为罕见，但对这位三度孤军、扛过三十年枪火的老兵，官方给出的理由简短有力：功在大别山，功在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