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空战，他开歼6击落美军战机，24年后对手专程来中国拜访他

1989年10月18日傍晚，北京西郊一间并不宽敞的接待室安静得出奇。灯光洒在两位老人花白的鬓角上，空气里弥漫着咖啡豆的香味。沉默几秒后，那位身材魁梧的美国人忽然竖起大拇指，用并不熟练的中文冒出一句：“我欠你一杯酒。”高翔眯眼看他，轻轻摆手：“战场上的事，早翻篇了。”一句对话，让在场翻译的紧张神情瞬间放松。

外人想不到，他们曾在24年前于海南岛上空生死对决。彼时，一方驾驶歼6，一方驾着几乎代表美国空军最高性能的F-104C。夕阳下的握手，没有火花，却让许多旁观者心里涌起复杂滋味。

时钟拨回1965年6月13日，中国南部战备进入严阵以待的节奏。越南战争持续升级，美军侦察机隔三差五闯进我领空，高度、时间、路线全无规律，像只随时可能蜇人的黄蜂。高翔所在的航空兵团自那天起执行二级战斗值班：飞行服不离身，头盔甚至要抱到食堂。有人打趣说，睡觉时要是把头盔当枕头，第二天脖子都僵了。可没人敢抱怨，这就是命令。

34岁的高翔已在空军服役十年。东北老乡，说话爽朗，战友们背后给他起了外号“高大胆”。年少时学业中断、辗转部队、再到被莫名调去地方做文案，那口压在心头的不甘，成了他夜里咬牙磨齿的动力。1951年夏，他通过苛刻体检，被航校录取，那一年同批报考者一百多人，合格的只剩他。有人问他为何能过关，他耸耸肩：“命硬呗。”

经历两年紧凑训练，高翔转场部队，驾驶米格-17、歼5，后来换装歼6。歼6是苏制米格-19的中国化版本，速度快，可机载火控并不先进，打现代化敌机必须拼技术、拼胆量，更拼运气。高翔嘴上常说“老天站我这边”，可深夜里，他一个人对着座舱默背射击数据，连风速修正都刻在心里。

1965年9月20日上午10点03分，雷达屏幕上跳出一道亮斑，航迹指向海南岛北部。指挥所迅速下令：二号飞行中队起飞迎击。高翔推开座舱盖，纵身一跃钻进机舱，短短三分钟，歼6咆哮离地。升至8500米后，他接到下一步口令——抵近，待命。

机翼割开薄云，他顺着雷达指示，提前占位。11点02分，目标出现：一架F-104C，高速、细长、涂装耀眼。对方显然松懈，呈平飞状态在我领空游弋。高翔压低呼吸，把瞄准环稳稳套住敌机尾管。900米、800米、700米……他将速度稍降，与敌机保持稳定相对距离，只等最合适的角度。

地面指挥再三确认空域安全后，断然发出指令：“可以攻击！”高翔没有立即扣扳机，他继续贴近。距离缩短到不足300米时，炮口对准敌机发动机尾喷口，他心里只闪出一个念头：一击毙命。三管炮同时怒吼，绚烂火舌倾泻而出。紧接着，他甚至能看见F-104C尾部燃起黑烟。

对方飞行员史密斯惊觉不对，急忙拉杆转向，还没来得及甩脱，机体已剧烈抖动。11点04分，他抛掉座舱盖弹射；11点06分，F-104C在海面坠成火球。整个交战过程不足两分钟，却改变了当时多方对空战态势的预期。美方此前宣称F-104C“不可击落”，这回被歼6撕下神话。

高翔返场，地面机务冲过去举起他，战友狂呼：“打下了！真打下来了！”那夜军营灯火通明，很多人激动得睡不着。几日后，国防部公布战果，空军授予高翔一等功。年底，高翔随代表团赴京，毛主席和周总理握手时轻轻点头，那一幕成为他记忆最深处的画面。

再说史密斯，南海面浪不算温柔，他被巡逻渔船救起辗转回到基地，后被送回美国。按惯例，他要写详尽报告，描述“意外遭遇”。报告里一句话后来在圈内流传：“我以为是高射炮，却是中国飞行员的火力。”

岁月一晃24年。1989年，中美高层军事交流项目启动，美方代表团提出与几位中国老飞行员见面做学术性探讨。史密斯特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访华名单最后，原因很简单——他想确认那位中国飞行员的生死。

10月18日的会晤，两人没有锋芒毕露，反倒像久别重逢的校友。史密斯问：“去过美国吗？”高翔笑说：“没去过，倒是我儿子当运动员去过洛杉矶，可不是带武器的那种。”一句俏皮话，让两边翻译都跟着乐。临别时，高翔把一架歼8-II模型递到对方手里：“这是我们现在的主力，你有兴趣研究研究。”史密斯抚摸机翼，低声感慨：“当年我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离开接待室时，秋风吹起落叶，在场者无人言语。对决已成往事，但战术、技术、胆识、乃至那份对祖国天空的执着守护，都被悄悄镌刻进历史档案。人们记住了歼6对决F-104C，也记住了两个飞行员在云端搏命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