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干22年大军区政委，10年省一把手，被免职成局外人，不适应

1977年9月的一个清晨，薄雾正从北京西山的松林间缓缓升起。62岁的冼恒汉静坐在招待所的窗前，茶水已凉，公文包里却空空如也。电话始终没响，他心里清楚，这趟“请回京谈话”不会有好消息，但真正的结果何时下达，却无人透露。他一生行军打仗、批示公文，如今的等待显得格外漫长。

很难想象，就在三年前，他还是手握兵符的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熟悉他的人常说：“冼政委的脚下永远是一双带灰尘的马靴。”——西北二十七载，他把“干旱”二字写在日记本扉页，也写进了数百万农民的记忆。1919年出生于广东五华的冼恒汉，十五岁挑着箩筐给红军送粮，十八岁正式参加革命，抗战时转战冀中，解放战争随西北野战军一路历经大小百余战，最终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军功章没让他忘记来处，每到小年夜，他仍照例给早逝的母亲上香——这是战火中留下的习惯。

1955年冬，中央决定把原西北军区一分为三，成立兰州军区。刚到任的冼恒汉尚未来得及卸下风尘，就埋头在“兵心工程”里。他相信“打仗先打思想”，团级以上干部要轮流下连，士兵的伙食费哪怕多出一毛，也要在账上分毫不差记录。那几年，西北边防线平稳无波，更多的火药味藏在一纸份内函、电报、夜半灯下的检讨书里。

1966年的阴云来得太快。4月，他还在甘南农村蹲点搞“社教”，10月回到兰州时，校园的大字报已贴得街口巷尾都是。机关里的“声讨会”如连珠炮，连带他和老上级张达志也被推上风口浪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足以压弯任何人的脊梁。一次深夜批斗会后，他对警卫员叹气：“啥叫路线错误？连方向都摸不着，怎么改？”话音很轻，却像深秋夜里断线的风铃，空荡又刺耳。

1967年2月，中央命令停止“四大”，各大军区抽调骨干“支左”。冼恒汉从被围困的会议室里“走出来”时，人已清瘦，但政治嗅觉告诉他，新任务意味着新考验。西北四省区局势复杂，兵团、工人、学生派别林立，一纸命令常常执行不到半天就碎成几段。冼恒汉先跑去青海，接着赶赴宁夏，再折回兰州，十几天里睡眠不足三十小时，靠的是随身携带的一把干粮和一小瓶藿香正气水。

到1968年底，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终于挂牌。面对上百支群众组织，冼恒汉主张“先谈吃饭，后谈口号”。这句话后来成了他的个人标签，也让不少激情派学生皱眉。可对黄土高原的农户来说，能不能吃饱才是硬道理。这里年降水量还不到全国平均值的一半，陇中、陇东不少县人均口粮不足两百斤，青壮年背着口袋往宁夏、陕西讨饭的现象并不鲜见。

水，成了绕不过去的第一战役。他扛着地图进京，跑国家计委、农业部，拽着处长们的衣袖反复磨。有人说他不会说漂亮话，他干脆把甘肃降雨等高线图铺在会议桌边，手指着密密麻麻的黑点：“一眼机井，就是一座小粮仓。”那一年，中央批下三千万专项资金。五年后，甘肃新增机井六万多眼，八十多万亩旱塬变成水浇田。粮食产量从1969年的五十亿斤，跳到1975年的一百零二亿斤，饥荒阴影被一道道水渠切碎，百姓悄悄收起叫花袋。

然而在特殊年代，“成绩簿”并不总能遮风挡雨。兰州铁路局“路线是非”卷入漩涡，属地与系统两张皮的问题搅成乱麻。中央几次电报，一会儿归铁道部负责，一会儿又要地方配合，矛盾激化。冼恒汉性子执拗，坚持用地方口袋的粮油去稳工人情绪；有人认为他跨界太多，指责“干预部委，搞小山头”。争议一层层上报，终于引爆。

有意思的是，传达撤职决定那天，文件到得很简单，只一句话：即日解除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回京听候分配。当晚，他收拾行李，留给秘书一张字条：“文件存档，公章封存。”语气平淡，笔迹却不再如过去那样遒劲。火车一路向东，他靠在硬座，窗外戈壁渐行渐远，仿佛连多年倾注心血的水渠也被带走。

回到军委机关的最初几个月，他像误闯闹市的旅人，熟面孔见面只寒暄两句，公文流转没有自己的批示栏，曾经写就的手腕空荡下来。朋友去看他，他苦笑：“一天到晚没事做，连份简报都没人往我桌上放。”这句抱怨后来在军中流传，成了卸任老将领普遍心态的注脚。

日子还得过。他搬进芍药居宿舍，院子里种了两株老石榴。早上翻翻《水经注》，中午听听电台天气预报，晚上写写毛笔字。邻居孩子喊他“冼爷爷”，他就拿出随身小本子教写“春雨”“黄河”。曾有老部下探望，问他还习不习惯北京的日子。冼恒汉拍拍膝盖：“人可以闲，心别闲；心一闲，就废了。”语气淡定，却难掩思绪翻涌。

1982年，军委为他安排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算是体面的着落。会议开场前，他常对身边人说自己“正当学徒”，谁也没料到这位西北老政委会在讨论经济改革方案时提出“水利当为先导，西部如果还是缺水，一切政策都会落空”。当年的插图表格，他照样一笔笔标注，习惯难改。

有一点不得不说，冼恒汉在甘肃十年，留下的不只是数字。定西、静宁等地的小麦育种站、民勤的节水林带，至今还能看到当年“冼政委点过头”的大青石纪念碑。老乡们提起他，多半一句话：“这个广东佬，心真细。”这种口碑，不靠口号，而靠一晌风沙里的泥巴味。

1999年，他把整理好的《西北治水备忘录》手稿寄给兰州军区党史办，只留一句嘱托：“别让将来的同志走老路。”2002年冬，他在总医院病房平静离世，享年八十三岁。消息传回兰州，皋兰山下有人自发点上松枝，用当年支左时学来的军礼深鞠一躬。

冼恒汉的一生，从烽火岁月走到改革初声，角色几经转换：红军小号兵、军区政委、省里“一把手”、忽而又成闲居老人。名位浮沉之中，有过判断失误，也留下了治旱渠、晒粮场、军垦农场。一纸免职书让他骤然离岗，却没能让他离开关心那片土地的心境。历史的刻刀不为个人意志停顿，但那些沟渠、那些被记住的夜行灯光，证明了一个老政工干部的全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