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回望历史中的“飞地”

2026年已经来到第二个月，我们也渐渐习惯了把“今年”从2025改口为2026。让人翘首以待的春节正渐渐走近。

一年一度的归乡潮即将涌动——人们将搭乘各种交通工具，从工作的城市返回家乡，从漂泊的日常切换至团圆的栖息。过去人们把这种移动形容为像候鸟一样的迁徙。我们的一生中都可能在这样或那样的移动之中，甚至对于行者来说，那种无疆无界的旅行才叫人入迷。移动，或许是主动追寻新体验，也可能是被动顺应生活；它既关乎生计和安排，也蕴藏着生命的重新发现。

本期专栏“聚落·场所·人”，社会学家陈映芳为我们讲述历史中一种特殊的漂泊身份：“游民”。不同于当今全球流行的“数字游民”，他们中许多人的去向，正是如今地理爱好者常在社交媒体上提及的“飞地”。游民、飞地与身份，共同勾勒出一幅关于迁徙与归属的历史图景。

丰子恺作品《千家山郭静朝晖》。

本文为“聚落·场所·人”第十五篇。

“聚落·场所·人”往期推送：

撰文｜陈映芳

一种历史上的制度身份

过去很多年里，“游民”一词在我们的社会新闻中已经很少见了。近几年随着“数字游民”概念的流行，它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概念容易让人联想到世界各国历史上逐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吉卜赛人式的流浪族群，还有如美国电影《无依之地》（

Nomadland

在中国社会史上，“游民”曾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还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身份甚至制度身份。历史上它首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贫困层，涵盖了失地的农民、逃难的灾民，以及居无定所、靠各种非正规行业谋生的漂泊者。毛泽东在他早期的几篇中国社会分析的文章中，都曾将“游民”列为一个阶层，并对这个群体的基本属性和历史上的作用（革命性及破坏性等）有专门的分析。如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一文中，他曾将中国农村社会区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游民”等八个阶级/阶层。

“游民”在历史上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的一个特殊的治理对象。关于历朝历代的政府是如何管理游民群体的，或各种社会团体是如何救济流浪群体的，史学界有大量的研究，相关的研究还涉及从1949年开始，城市政府是如何收容、改造或遣散城市中的游民群体的历史。就如在上海，我们知道，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曾有过大规模的“遣散游民”的举措。最近读阮清华教授的《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一书，我才意识到，关于什么样的人属于“游民”，即哪些人曾被划为“游民”身份、他们是如何被分类处置安排的，在不同的时期，是有详细的政策规定的—— “游民”在历史上曾是一种制度身份。

《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

作者：阮清华

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年6月

从阮清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最初的“游民”指的是在几年战乱及政权更替过程中从原定居地逃到城市或在上海失去了正式职业的人，包括“以不正当收入维持生活达三年以上的游民”及他们的家人（按每个劳动人口负担2.5人估算共约7万人），妓女及依靠妓女为生的人（7万左右），再加上“流浪时间不足三年的游民”，全市无业游民总数约为2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502万）的2%～4%。在后来的几年中，游民收容改造的政策范围逐步被调整、扩大。依照1956年市民政局提出，经过市委政法工作部民政监察处、公安局、民政局等部门修改通过的方案，“游民”是指“不事劳动、以不正当手段为生，危害社会治安，其行为尚不够判刑的分子”，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各种无业、失业、非正式行业人员、将被淘汰或取消的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外，还包括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军政警宪人员、参加过会道门的民众等“旧人员”。作为具体的政策对象，当时曾详细确定了七类人作为划定游民身份的依据。对游民的遣散、安置和改造成为当时的城市治理方法。按上海市的一个统计，自1949年至1958年，上海市共遣散安置了约7万名城市游民（参见下图，以上相关资料参照阮清华研究）。

1949—1958年上海市安置处理游民情况统计表，来自《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

这个数据应该是当时民政系统某个口径的统计。由于当时军队系统和其他一些部门都曾担当收容、遣送游民工作，上海市上世纪50年代实际被安置改造的游民人数，就阮华清书中的具体介绍，以及笔者在研究中了解到的某些遣散群体的人数，实际人数估计超出这个统计。不过，民政系统的这个统计，可以让我们对当时政府安置游民的方式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张表中的“移送农场安置”一栏，就是下面我们要讲到的“飞地”。

城市新秩序与“飞地”

虽然游民通常被认为是与定居者不同的漂泊者，但有意思的是，“游民社区”却是一个不无特殊的社会议题。不仅有些游民本身会选择聚族而居，相关的社会机构、政治团体或资本力量等，也可能为了吸纳游民、安置游民等目的，而为游民打造生活空间，建立相应的社区。事实上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少地方政府或产业机构都在以“打造数字游民城市”“成为数字游民家园”等方式，吸引人才。在国际上，就如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研所描述的那样，甚至还形成了如巴厘岛那样的著名的跨国界数字游民基地，那是一种类似于游民飞地的特殊的职业群体社区。

雷切尔·A·沃尔多夫、罗伯特·C·利奇菲尔德所著《数字游民：在新经济中追寻自由、社群与有意义的工作》（

Digital Nomads: In Search of Freedom, Commu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in the New Economy

“飞地”（Enclave）原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专用词，指的是那些法律上或行政体系中属于某个国家/行政区划、但在地理上因种种原因而被围圈在另一个国家/行政区划之内的领土/区域，有时也被用来泛指被包围在其他地区/领域内的社会单位，甚至被用来形容那些独立于主流文化的文学艺术圈，就像十多年前国内诗歌界创立的《飞地》丛刊那样（该品牌的主办者们宣称以“开放、前卫、独立”为宗旨）。

“飞地”当然不是以自由为追求的职业群体或文化群体才可能建立的领地。小文下面要讲的，就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某一类飞地——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土地资源稀缺，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几个直辖市，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大区一级政府从其他行政区域直接划拨土地，形成的各种类型的功能型辖区。那其中广为人知的如北京市的清河农场（原河北省、今天津市境内，始建于1950年）、双河农场（黑龙江省境内，始建于1956年，1964年改属北京市），还有如上海市的大丰农场（江苏省境内，始建于1950年）、白茅岭农场（安徽省境内，始建于1956年）等，还有如中西部三线地区的不少企业及厂矿城市。就各省市而言，上海在全国拥有的各类飞地可能是数量最多的（目前有11个飞地），其中设立最早的，是位于苏北的大丰农场，后来称“上海农场”。

城市中的“游民”需要被“遣散”或“安置”“改造”，这首先基于的是中国社会中的“游民观”——游离于属地化的等级秩序之外的群体，历来被视为定居社会的某种威胁性存在。在当时，建立城市新秩序，将“游民”定居化、将无业者劳动者化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但是，拥有500多万人口的上海，地处人口稠密、土地资源匮乏的江南地区，如何整体性地安置“游民”，成为政府的一个课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当时的苏北行署区（1953年与苏南行署区合并成立江苏省）东台市台北县（因与台湾省的台北市重名，1951年更名为大丰县，如今是盐城市大丰区）的滩涂地区，建立垦荒农场、用以安置“游民”的方案被当时上海的主政者提了出来。大丰地区地处长江以北的黄海边，有大量的盐碱荒地。当然，上海市之所以能够很快在大丰地区获得飞地资源、建立农场，原因之一是当时负责接管上海并任首任市长的陈毅，同时也是华东军区的主要领导人，1950年并接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而陈毅在抗战期间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还曾率部队驻扎于盐城大丰地区，对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多有了解，有过建立新政权后在苏北盐碱地拓荒建立农场的设想，而且上世纪50年代初不少当地领导也是他的老部下。这一说法至今在盐城地区广被接受。

资料来源：“大丰知青农场”纪念馆展示图。

1950年2月，上海市政府开始筹划在大丰的四岔河地区成立“上海市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直属上海市人民政府领导（后行政管辖权多次变更，曾长期属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劳改局领导）。同年3月，收容于劳动、妇女、残废3个教养所和儿童教养所的7597人，作为垦区第一批“游民”，通过江苏兴化，被送入该地区。此后至1954年，时丰、庆丰、元华三个地区建立起了20多个“新人村”。1956年9月，上海市委正式将其更名为“上海市地方国营上海农场”，共计收留约6万人。虽然飞地在行政上属于上海市政府管辖，农场职工的户口也属于上海户口，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农场职工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属地化的管理。

资料来源：“大丰知青农场”纪念馆展示图。

那以后，大丰地区上海农场的面积不断拓展，其功能和结构也曾经历了一系列变化。除了游民安置，农场还负责改造罪犯，是上海市主要的“劳改”场所之一。1968年上海农场同时开始接纳上海知青（至1972年共接纳5228人）。后经三次重新划场，新成立了“海丰农场”，行政上属上海市农场管理局（现农垦管理局）管辖，集中接纳上山下乡知青（1973年—1978年接纳上海知青28703人）。至70年代末，知青开始返城，而60年代前期支援新疆建设的上海青年（该群体共计9万7千人）开始陆续回迁上海，其中一批援疆青年携家人迁徙到了海丰农场（累计47批18802人）。据有关统计，海丰农场共接纳各类知青84807人。除此之外，1983年1月，地处大丰县和东台县交界处的原属上海农场的川东分场划出，单独建立了川东农场（直属上海市劳改局）。
（以上数据主要依据“大丰知青农场”纪念馆展览资料）

影像，一种书写方式

地方的历史，历来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领域。涉及当代的地方史，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史学界和各地政府的地方志编写机构为我们呈现了大量的文本，民间社会也有各种书写文本，包括纪实作品，以及艺术类作品。涉及大丰“上海农场”这样的飞地——在当代史上它就像一个结构复杂的人类聚落的地质层，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上海市政府组织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新人村》，由谢晋导演）。这部片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影像资料。

纪录片《新人村》（1950）画面。

大丰的上海飞地历史还曾是上海戏剧界和影视界多次涉足的题材。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曾协同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演出了小剧场版和大剧场版的实验话剧《北上海》（2015）。

实验话剧《北上海》（2015）海报。

那以后，大丰农场的历史还被拍成了三十多集的电视年代剧《北上海 1950》（2016年播出，该剧后更名为《硝烟散尽》，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出品）。据一些采访报道，创作者们曾研究过不少历史资料，并采访过不少农场老人。

电视剧《北上海1950》（《硝烟散尽》）海报。

现实中，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大丰几个上海的农场中各种群体的生活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去年春天，在当地朋友的安排下，我曾去到了电视剧的拍摄地——那地方就在60年代所建的上海农场总部的附近，如今还保留着摄制组搭建的不少场景。电视剧中的那些房子和屋内细节应该是参照了《新人村》中的原貌，以及农场不少老人的记忆。而当初的农场总部如今成了农场历史的展示馆，附近新建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大丰知青农场”大型展示馆，其中也将改造游民的农场初期历史涵盖在内。

电视剧《北上海1950》场景地。陈映芳 摄于2025年3月

大丰地区原上海农场场部（现上海农场相关历史展示馆）。陈映芳 摄于2025年3月

“大丰知青农场”历史展示馆。陈映芳 摄于2025年3月

那天的参观给我留下的一个深切体会，是当代社会生活史的书写是一项多么复杂的工作。在过往的生活和研究中，我对大丰农场的历史及相关群体的命运，多少有过了解。当然也不难理解在共和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那些黄海边滩涂上的劳作，集体居住的茅棚简屋，各种生产、生活的用具等均被赋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符号意义。但当身临其境，那些被用以展示历史的图片、文字、实物（内有不少历史文件和知青书信的原件），还有被复原的历史场景，与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主调及整体氛围之间，各种叙事相互嵌入，那巨大的张力还是给我精神上和身体感受上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冲击。

“他们”是谁？

东窑厂史的启示

东窑厂的全称是“上海农场白驹砖瓦厂”，1952年9月建于大丰县（今大丰区）白驹镇，因位于镇东面而被当地居民称为“东窑厂”。白驹镇在地理上和行政上都不属于上海农场，但由于当时农场建设急需砖瓦材料，而沿海盐碱地的泥土黏性不够，于是政府在地处大丰西部的白驹专门划拨土地建立了农场砖瓦厂。也就是说，东窑厂其实是上海在大丰的一处“飞地的飞地”。该窑厂后于2000年整体以破产方式处置，2010年停产，如今还留下几排旧屋，有几十位老人居住其中。当初从上海农场过来的第一代职工中，除已经过世的，还有五十多位回到了上海，职工二代中的大部分人，也都回了上海（上海农场改制或破产的原工厂的资产和上海户籍人员的户口归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管理）。

关于东窑厂的历史，令我特别关注的，是当地文史工作者的厂史书写。白驹镇历来人文荟萃，如今也呈现出了颇有特色的文化景观——由原籍当地的一批知识人、作家，以及曾经在当地工作过或插过队的人士，近年来与当地文化机构一起，持续地为白驹镇收集并撰写了一系列的地方史和地方记忆，包括历史小说等。其中如陈慧谷、陈慧峰等先生，还在老家建立了文化书屋（“皎皎书苑”），成为当地一个著名的民间文化机构。在这批社会人士所撰写的白驹镇史中，东窑厂这块上海农场的飞地的兴衰历史，以及“东窑厂人”的生活史，也成为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已经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于“皎皎书苑”公众号）。除了收集文献资料、档案材料以及东窑厂几代人的口述录，撰写工厂生活史，他们还与东窑厂二代一起，在厂址原地建立了厂史展示室，还有东窑厂人和镇民共享的公益性的乒乓球活动室。

东窑厂乒乓球活动室。陈映芳 摄于2025年3月

这样的书写方式殊为难得。首先这无疑是一种由历史的经历者们共同参与的社会史书写。经由这种方式，沉默的生活者及他们的故事开始被看到、被听到。而白驹镇的文史工作者，作为东窑厂的他者，在厂史书写过程中，也将他们的东窑厂记忆，还有白驹人与这块飞地的关系，带到了飞地历史之中。

正因为有这样的视线，另外也得益于陈慧谷等文史研究者的社会科学背景，我注意到，他们的东窑厂史，深入到了曾经的游民群体在几十年中的身份演变这一幽深的社会生活、社会心理层面。

我们知道，上世纪50年代的大丰垦区开拓者，包括东窑厂的老职工，他们大多是曾经漂泊、生活于上海的城市游民。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来源于全国各地，其中一些人的原籍地本在苏北地区。另外在当时的东窑厂内部，那些老职工也被区分为“干部”（主要是淮海战役后留在当地的官兵）、“职工”（从各地陆续调入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厂员”（各类游民及被劳教改造后的留场人员等）等不同的体制身份。然而，在白驹当地，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三十年间，“上海来的”东窑厂人，却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族群性——在当地安家落户的同时，他们却通过对上海带过来的食物、语言和一些生活方式的维系，以及与本地人之间某种程度的文化区隔，成功建构起了作为“上海人”的集体身份。在现实中，“东窑厂上海人”的群体身份，不仅有户籍身份作为制度的背景（80年代开始，他们的二代，以及改制下岗/退休后的老职工也纷纷开始回迁上海），还普遍地获得了大丰当地人的认同，成为当地人的一个社会记忆——在白驹，我曾多次听到当地人告诉我，那时候，是东窑厂人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是“上海”。尤其是东窑厂里放映的电影（上海送过来放映的、在一般江苏城乡地区看不到的电影），那是几代白驹人最深刻的东窑厂记忆。

在人类历史上，迁徙还是定居，历来是个问题。对于社会学、人类学而言，人/族群的身份认同（identity），不仅是社会建构性的，也是位置性的（positionality）。在大丰那片土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曾经的“游民”群体，在定居化的数十年中，对自己“来自哪里”的那种身份执着——尽管他们可能不知道“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是著名的哲学命题。所有的生活者都可能是能动的行动者。今天，一方面，国籍身份依然是世界各国几乎所有公民的首要身份，且在一些社会治理系统中，地方身份是重要的国民身份。与此同时，全球迁徙、地域间流动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生活方式。无论如何，流动与定居都应该视为人之权利，也值得相应的理解和尊重。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映芳；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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