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A错了？罗翔错了？不，是在座的各位都错了

支持牢A的和支持罗翔的，都输给了同一个认知盲区。

引子

这几天，中文互联网爆发了一场关于武松与潘金莲的法哲学论战。美国著名大学绿河学院资深十年大专生"牢A"，公开炮轰罗翔老师所秉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实这也是我国现行法治体系从宪法到各部门法都遵从的原则——“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牢A在镜头前情绪激昂地质问：“忠臣孝子的命，怎能与奸夫淫妇等值？”他将矛头直指法学教授罗翔对《水浒传》“武松杀嫂”案的法理解读，认为其背离了中国人的朴素正义观。称"忠臣孝子就是要比奸夫淫妇的命重要"，并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斥之为"西方虚伪的价值观"。

一边是罗翔坚持的程序正义、生命平等、法律底线；另一边是牢A鼓吹的“忠臣孝子命贵论”。网络舆论场域中，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情绪化的站队取代了理性的思辨。此次争论若仅停留在情绪对峙的层面，终将沦为流量时代的一场鸡同鸭讲的口水战。

其实，"牢A"虽以"反西方"为旗帜，其论点却意外触及了法哲学中一个被长期遮蔽的维度——法律的形式平等与实质评价之间的张力。

反对者急于捍卫"人人平等"的神圣性，却鲜有人洞察到一个更为深邃的法理命题：形式平等与实质评价实为经纬交织的辩证统一——程序正义保障每个人的主体资格平等，实体评价则区分行为的善恶价值；而两者交汇的核心枢纽在于：法律评价的是行为，而非身份。这也正是无论是牢A本人及其支持者，抑或反对牢A观点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的最关键的法理内核。

只有把握这一辩证关系，我们才能穿透"忠臣孝子"与"奸夫淫妇"的“身份”迷雾，看懂武松杀嫂问题的“行为”本质：忠臣孝子（义人）对奸夫淫妇（恶人）的杀伤行为，之所以应当比一般故意杀人行为减等处罚，并非因为其身份高贵，而是因为其行为具有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一个人报复严重不公的复仇杀人行为，虽不能完全阻却违法性，但能显著降低行为的可谴责性，在伦理价值上高于普通故意杀人，在规范评价上理应获得宽容（有差异的法律平等）。

接下来，请跟我一起重返法制史深处，从韩愈的名篇与柳宗元的驳议说起。

01

唐宪宗元和六年，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手刃仇人秦果后自首。此案震动朝野，因"复仇"一事，礼法二说异焉：据《礼经》，"义不同天"；征法令，"杀人者死"。梁悦该当何罪？朝廷诏令尚书省集议。

时任尚书职方员外郎的韩愈上《复仇状》，提出了一条精妙的处理原则： "《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

韩愈引《春秋公羊传》之意，首次在官方文书中提出了场景细分的思路：若父亲被无辜杀害（"不受诛"），则子复仇具有道德正当性；若父亲罪有应得（"受诛"），则复仇即为犯罪。这一区分，将"义人"与"恶人"的生命价值差等，转化为可操作的法律标准。

然而，韩愈的方案仍显粗糙。他建议"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将道德判断权交还中央，却未给出具体的区分技术。

真正将这一场景细分推向法理精度的，是柳宗元的《驳复仇议》。柳宗元针对武则天时期徐元庆复仇案（父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手刃仇人后自首），提出了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反之："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柳宗元的贡献在于：他将韩愈的"父不受诛/父受诛"二元区分，转化为对"官吏行为性质"与"父亲罪责"的双重审查。若官吏滥杀无辜（"虐于非辜"），则复仇者为"义人"，应赦；若父亲罪有应得（"不免于罪"），则复仇者为"乱民"，应诛。

这一区分，不仅承认了"好人"与"坏人"的生命价值差等，更将其锚定于"行为"而非"身份"——不是忠臣孝子的身份使其命贵，而是其面对不义时的复仇行为使其获得法律的倾斜保护。

02

韩愈与柳宗元的法理智慧，在后世司法中得到了充分贯彻。

唐代梁悦案，正是韩愈《复仇状》的直接实践。梁悦为父报仇后自首，宪宗诏令"决杖一百，配流循州"——不死、不赦、必罚，此即"减等处罚"的典范。

依柳宗元的场景细分，秦果杀梁悦之父，当属"不受诛"之列，故梁悦得免死罪；然其"事后复仇"而非"即时防卫"，故仍需受杖刑与流刑。情法两尽，边界分明。

北宋甄婆儿案（与张扣扣案形成千年的历史镜像：二者皆为幼年目睹母亲被杀，皆待成年后精心策划复仇，皆以偷袭手段一击毙命。然而，甄婆儿得宋太宗"决杖遣之"而免死，张扣扣却终以死刑伏法。）更为动人。

雍熙三年，京兆府鄠县十岁女童甄婆儿，因母亲被同里董知政无故击杀，数年后袖藏条桑斧，于寒食节先祭母、后复仇，趁董知政与小儿嬉戏时从后斫杀之。

宋太宗裁决"决杖遣之"——处以杖刑后释放。此案中，董知政"无故击杀"属典型的"虐于非辜"，甄婆儿为母复仇符合"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的古义，故得减等；然其"伺机偷袭"非即时反应，故仍需受罚。

民国施剑翘案则将这一法理推向现代。1935年，施剑翘为报父仇（父亲施从滨被孙传芳虐杀并暴尸三日），于天津佛教居士林连开三枪刺杀孙传芳，随后从容自首。此案轰动全国，初审十年，二审改判七年，最终入狱十一个月即获特赦。

依柳宗元的场景细分，孙传芳"虐杀战俘、暴尸示众"属极端之"不受诛"，施剑翘为父复仇具有充分的道德正当性；然其"精心策划、十年隐忍"非即时反应，故需承担一定刑责。特赦之举，实则是对"为父报仇、手刃国贼"这一正义行为的终极确认，而非对"女侠"身份的特权赋予。

张扣扣案细节令人扼腕：十三岁目睹母亲被王正军击打致死，二十二年后除夕夜连杀王家父子三人。尽管民间同情之声不绝于耳，舆论广泛呼吁从轻，司法机关终以"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为由判处死刑。

两案对比，可见古今之异：宋代"奏请敕裁"制度允许皇帝在"杀人者死"的常律外进行价值权衡，将"孝子复仇"纳入"情法两尽"的弹性空间；现代法治则倾向于以"罪刑法定"排斥道德评价，将复仇视为对法治秩序的绝对挑战。

然而张扣扣案引发的巨大舆论争议恰恰证明：当法律完全无视"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差等时，其正当性基础反而遭受质疑。

当代昆山龙哥案，于海明虽非复仇，却共享同一法理。于海明夺刀反杀前科累累的刘海龙，检察机关认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刘海龙持刀行凶，属"坏人"之"不法侵害"；于海明夺刀反杀，属"好人"之"正当防卫"。法律赋予防卫人"道德优先权"，使其杀伤行为完全排除违法性，这正是"好人命贵"原则在紧急状态下的极端表达。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口号所遮蔽的真相：道德评价从来都是法律适用时一个举足轻重的考量。正当防卫的免责、防卫过当的减责、遭长期欺压愤而杀人行为刑罚的从轻，无不体现着对（好人）正义行为的倾斜性保护。

03

上述古今案例，若以德日刑法三阶层理论审视，其内在逻辑便获得了精确的学理表达。

三阶层体系将犯罪判断分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个递进阶层。这一体系不仅维护了"构成要件该当即推定违法"的形式法治原则，更为"好人"的倾斜性保护提供了阶层化的操作空间。

第一阶层：构成要件该当性。梁悦、甄婆儿、施剑翘、张扣扣、于海明的行为，均符合"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结果、因果关系）与主观构成要件（故意）。此阶层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评价，确保法律适用的形式统一。

第二阶层：违法性。此阶层审查行为是否具有实质违法性，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违法减轻事由（被害人严重不法行为）。

- 昆山龙哥案：于海明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要件，违法性被完全阻却，故不负刑事责任。

- 梁悦、甄婆儿、施剑翘、张扣扣案：虽不存在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因系事后复仇，非"即时"），但被害人（秦果、董知政、孙传芳、王正军）的"不受诛"——即严重不法行为——构成了违法性减轻事由。侵害人的"恶"显著降低了复仇行为的伦理可谴责性，故法律给予"减等处罚"而非"完全免责"。

第三阶层：有责性。此阶层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可非难性，包括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期待可能性等。

- 忠臣孝子（好人）的杀人行为：面对"父不受诛"的奇耻大辱，孝子"痛忿激切"，期待其选择合法救济途径的可能性显著降低，构成期待可能性降低的责任减轻事由。梁悦的"决杖配流"、甄婆儿的"决杖遣之"、施剑翘的"特赦释放"，本质上都是对"期待可能性"降低的规范回应。

- 奸夫淫妇（坏人）的侵害行为：当其以严重暴力侵犯他人时，实际上暂时放弃了自己相应权利的主张资格，法律对其生命权的保护方式发生微妙变化——在即时防卫场景中，侵害人暂时被剥夺了"不受攻击的权利"；在事后复仇场景中，侵害人的先在恶行构成违法性减轻事由，使复仇者的可谴责性显著降低。

由此可见，"好人"与"坏人"的生命价值差等，并非通过"身份特权"实现，而是通过三阶层体系中的"违法性减轻"与"有责性减轻"机制，转化为可操作的法律技术。这种转化既避免了封建等级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又克服了机械平等观的"善恶不分、是非不明"，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正义之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点。

04

值得注意的是，"好人命贵"与"法律平等"的辩证统一，并非中国法学的独有智慧，在西方法哲学传统中亦有深刻共鸣。

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构建的正义战争理论，明确区分了"正义意图"与"不义意图"：为"Secure peace, punish evil-doers, uplifting of good"而战，与出于"Greed, cruelty, vengeance"而战，在道德价值上判若云泥。阿奎那的"双重效果原则"更是精妙——在自卫中杀死侵害人，只要"直接意图"是保全自身而非杀人，便是可容许的。此处，侵害人的"恶"的行为赋予了防卫人的"杀"的行为以道德正当性，这不正是"好人的命比坏人的命更金贵"的西方版本？

文学是法理的镜像。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塑造的埃德蒙·唐泰斯，正是西方法律文化中"复仇正义"的经典化身。这位被诬陷入狱十四年的水手，逃出伊夫堡监狱后，以基督山伯爵的身份精心策划复仇，让陷害他的费尔南、唐格拉尔、维尔福一个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小说的震撼力不在于复仇的血腥，而在于读者对唐泰斯的深度认同——我们从不质疑他为何可以"以暴制暴"，因为我们深知：费尔南们的"恶"在先，唐泰斯的"正义"在后；侵害者的罪行构成了复仇者的道德许可证。

大仲马通过文学叙事，将阿奎那的"正义意图"转化为可感的故事：当法律无法伸张正义时，私人复仇虽不能免于处罚，却获得了道德上的优越地位。

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权利理论为此提供了更为精致的现代论证。德沃金区分"平等关怀"（equal concern）与"平等对待"（equal treatment）：政府必须对每个人给予平等的关怀与尊重，但这不意味着在一切情境下给予完全相同的对待。当一个人的行为严重违背共同体的道德共识时，法律对其生命权的保护方式便发生微妙变化——正当防卫制度中，侵害人暂时被剥夺了"不受攻击的权利"，这不正是其"道德地位"在法律上的降格？

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强调，个人权利是政治"王牌"（trumps），但此王牌之效力，恰恰取决于持有者是否"认真对待"他人的权利。当某人以严重暴力侵犯他人时，他实际上暂时放弃了自己相应权利的主张资格。这不是"不平等"，而是"平等的应有之义"——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

阿奎那的神学论证、大仲马的文学叙事与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与韩愈、柳宗元的法理智慧遥相呼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道德虚无主义的遮羞布，而是道德评价的法律化装置。

它要求我们在承认"好人的命比坏人的命更值得保护"这一道德直觉的同时，将其纳入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等制度框架，使道德差等受到程序正义的约束，使朴素正义获得法律理性的规训。

05

"好人"的命比"坏人"的命更金贵，这一原则在现代法治中的最高体现，正是正当防卫制度。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此规定的法理精髓在于：当"坏人"实施严重暴力时，法律赋予"好人"（防卫人）一种"道德优先权"——不仅可以杀伤侵害人，甚至可以杀死侵害人，而不负刑事责任。这不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背叛，而是对"平等"的深层理解：同等情形同等对待，不同情形不同对待，方为真正的平等。

倘若我们将这种差等彻底抹平，以机械式的平等观取代实质的正义观，那么法律将不再是惩恶扬善的利器，而沦为善恶不分的钝器，最终失去其存在的道德根基。

因为：如果机械地去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那么"面对不法侵害时的正义反抗"行为与"实施不法侵害的恶意暴行"行为，将被等同视之——当“坏人”故意杀人与“好人”反抗杀人在道德评价上被彻底拉平，当制止邪恶的行为与实施邪恶的行为在生命价值的衡量上毫无差别，那么正当防卫制度便失去了其道德根基——既然侵犯者的生命与防卫者的生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那么防卫者凭什么可以剥夺侵犯者的生命来保全自己？

这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道德无差别"的机械理解，最终将导致一个荒诞的结论：面对邪恶，好人只能束手就擒，因为任何反抗都意味着"同等价值"的相互毁灭，法律也因此丧失了引导人们向善，或至少不作恶的规范功能。

结语

从韩愈的《复仇状》到柳宗元的《驳复仇议》，从梁悦的"决杖配流"到施剑翘的"特赦释放"，再到昆山龙哥案的于海明的"不负刑事责任"，一条清晰的法理脉络贯穿古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道德虚无主义的遮羞布，而是道德评价的法律化装置。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法律所倾斜保护的，从来不是"忠臣孝子"的身份，而是"面对不法侵害时的正义行为"；法律所降低评价的，从来不是"奸夫淫妇"的身份，而是"实施不法侵害的恶性行为"。

三阶层理论揭示：这种法律化装置通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减轻）→有责性（减轻）"的阶层化过滤，将"正义行为高于不法行为"的道德直觉，转化为"违法性减轻事由"与"责任减轻事由"的规范评价。

梁悦、甄婆儿、施剑翘之所以得减等处罚，非因其"孝子"身份，而因其面对"父不受诛"的不义时，选择了"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的正义行为；于海明之所以不负刑事责任，非因其"老实人"身份，而因其面对"持刀行凶"的不法时，选择了"夺刀反杀、制止邪恶"的正义行为。

反之，孙传芳、刘海龙之所以一定程度上失去"不受攻击的权利"（被复仇者杀害后并没有获得以命抵命的刑法评价），非因其"军阀"或"黑社会"身份，而因其选择了"虐杀战俘""持刀行凶"的不法行为。

这正是对"牢A之争"的终极回应：法律只评价行为，不评价身份。"忠臣孝子"若行不法之事，法律照样严惩；"奸夫淫妇"若遭不法之害，法律照样保护。

但当"好人"（实施正义行为者）与"坏人"（实施不法行为者）在紧急状态下相遇时，法律赋予前者以"道德优先权"——这不是身份的特权，而是行为的衡平；不是封建的等级，而是法治的精义。

因此，正确的表述不是"忠臣孝子的命比奸夫淫妇的命更金贵"，而是"制止不法侵害的正义行为，比继续实施不法侵害的恶性行为，更值得法律的倾斜保护"。

这不是"不平等"，而是"有差别的平等"——同等行为同等对待，不同行为不同对待，方为真正的平等。

这才是真正的法律智慧——不是非此即彼的机械对立，而是执两用中的辩证统一。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不必在"重情"与"重理"之间二选一，而应当建构一种既承续传统道德血脉、又契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法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