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想到,大清朝最讲究“理学”面子、后来被捧为半个圣人的曾国藩,竟然在咸丰年间干过公开“卖假文凭”的勾当。
1854年的湖南长沙,曾国藩手里攥着两千张空白的“监生”执照,像个走投无路的推销员。
只要谁肯给湘军捐钱,他就填上一张,让人家拿回去光宗耀祖。
这种斯文扫地的事,曾国藩一边干一边在心里滴血。
为什么?
因为穷。
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此时的他,虽名为朝廷二品大员、湘军统帅,但在大清的官僚体系里,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编制、没有地盘、更没有财政拨款的“三无”高官。
这就是教科书里不会细讲的历史夹缝:从1852年出山到1860年,整整八年时间,曾国藩其实一直是在“非法集资”和“违规办学”。
他带着几万虎狼之师为大清卖命,却要像乞丐一样向地方官讨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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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1861年才被一场血腥的政变彻底终结。
要把这事说清楚,咱们得把时间轴拨回到咸丰年间那段最诡异的权力博弈。
很多人以为曾国藩的痛苦源于太平天国的凶猛,其实不然,真正让他想跳长江的,是来自“自己人”的冷箭。
这就像是你在前面帮老板挡子弹,老板却在后面琢磨怎么没收你的防弹衣。
曾国藩组建湘军时,身份是“兵部左侍郎在籍侍郎”。
这官衔听着吓人,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
但在清朝的制度里,没有实授的总督或巡抚头衔,这就是个虚职。
由于没有地方行政权,他想筹军饷,只能求着各省巡抚施舍。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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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曾国藩率军进入江西作战,那是去救江西人的命。
可当时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是怎么对他的?
这位陈巡抚不仅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还是同一年考中进士的“同年”。
按理说,这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关系。
结果呢?
曾国藩派人去求20万两救急银子,陈启迈分文不给,还当众羞辱办事人员。
曾国藩没办法,自己在江西设立厘金局(相当于临时税务站)收过路费养兵。
陈启迈一看火了:“你在我的地盘收税,经过我同意了吗?”
他直接派兵抓了湘军的收税官,判了死刑关进大牢,还放话:“湘军爱打不打,不打就滚,反正我有朝廷的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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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曾国藩那八年的真实处境:他在前线拼命,后方的封疆大吏们却在防贼一样防着他。
甚至连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后来当了江西巡抚,也因为财政吃紧,把本来该给老上司的军饷给截留了。
气得曾国藩吐血,大骂人心不古。
问题来了,地方官敢这么对待一位二品京官,背后是谁在撑腰?
答案只能是皇上。
咸丰皇帝奕詝,这位大清最后一位拥有实权的皇帝,虽然才干平庸,但帝王心术玩得一点不差。
他太懂历史了,从没见过哪个汉人带着几万私家军还能得善终的。
他对曾国藩的心态极其矛盾:既要用这把刀杀贼,又怕这把刀太锋利伤了手。
有个著名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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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湘军收复武昌,咸丰一高兴,下旨升曾国藩为湖北巡抚。
这意味着曾国藩终于要有自己的地盘了。
可这道圣旨发出去没几天,突然又收回了。
原因就是咸丰的老师祁寯藻说了一句话:“曾国藩一介书生,登高一呼,从者数万,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
一句话,让咸丰背脊发凉。
从此,“用而不信”成了咸丰朝对待湘军的最高准则。
这种帝王式的猜忌,让湘军始终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也让大清的平叛战争被人为拖延了数年。
在这种信任危机下,哪怕你把心掏出来,人家也觉得你血腥味太重。
转机出现在1861年,那是一个充满了血腥味和火药味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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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死在了承德避暑山庄,留下了顾命八大臣辅佐6岁的小皇帝。
紧接着,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发动了惊天动地的“辛酉政变”。
仅仅6天时间,顾命八大臣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大清的天变了。
就在政变发生19天后,远在安庆前线、正忐忑不安的曾国藩,突然接到了一道让他头皮发麻的圣旨:朝廷任命他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以下文武官员,全归他管。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而且是纯金的馅饼。
在大清两百多年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汉人大臣拥有如此巨大的实权。
这就相当于把大半个江南的财权、军权、人事权,打包送给了曾国藩。
为什么?
为什么咸丰防了他八年,慈禧刚一掌权就敢把底裤都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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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
很多人认为这是慈禧和恭亲王的英明决策。
但如果翻开史料,你会发现,真正最早提出“重用汉人、放权湘军”战略的,其实是刚刚被慈禧砍了脑袋的肃顺。
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顾命八大臣之首,也就是那个在电视剧里经常被描绘成大反派的角色。
但他其实是个极其敏锐的政治家。
在咸丰朝晚期,就是肃顺看穿了八旗和绿营已经彻底烂透了,他曾多次当着咸丰的面大骂满人官员是饭桶,极力主张只有靠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汉人精英才能救大清。
甚至在咸丰去世前夕,肃顺就已经拟定计划,准备让曾国藩统辖江南四省。
可惜,计划还没实施,咸丰就挂了,紧接着肃顺自己也在政变中掉了脑袋。
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虽然杀了肃顺,但他们不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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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太平天国如日中天的攻势,他们惊恐地发现,肃顺留下的那个“重用汉人”的药方,竟然是救命的唯一稻草。
于是,大清历史上最吊诡的一幕出现了:新的统治者处决了政敌,却全盘照搬了政敌的政治遗产,这招借尸还魂,玩得真溜。
1862年初,随着曾国藩权势的登顶,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迅速上位,汉族官僚集团在大清政坛全面崛起。
曾国藩终于不用再卖假文凭,也不用再看地方官的脸色。
湘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粮饷支持,两年后,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覆灭。
在这个故事里,曾国藩是个苦尽甘来的执行者,慈禧是个顺水推舟的掌权者,而那个真正看清局势、试图打破满汉藩篱的“推手”肃顺,却成了那个必须死的祭品。
曾国藩后来多次上书请求辞去四省军务的职位,他在奏折里说自己“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
这不仅是谦虚,更是恐惧。
他比谁都清楚,这把交椅是用多少人的血换来的,又是建立在多么脆弱的政治平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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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五十一岁,看着手里的委任状,大概也只能长叹一声,继续给这艘破船修修补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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