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吃不上饭，河北小伙致信地方政府，惊动县领导：他身份不简单

1957年中秋前一周，涿鹿县委办公楼里的电话铃声在午后突然刺耳地响起。值班干部接起话筒没多久，脸色就变得凝重，他把一封刚刚递到门口的介绍信与随附的中央办公厅公函放在桌上，几位领导围拢过来——文件显示，寄信人是涿鹿人王昌武。谁也没想到，这位十年前离乡参军的小伙，如今竟在北京担任特殊要职。更让县里坐卧不安的是，王昌武此刻已踏上返乡的长途火车，原因只有一句：家里揭不开锅了。

王昌武出生于1930年，家在翟家沟，父母务农，膝下子女多，靠薄田度日。饭碗从小就见过干净底，他十四五岁时已练就割谷子、赶大车的好力气，却依旧填不饱肚子。1946年底，他跟着同乡挑着行李投奔晋察冀野战军。打仗没有想象中的豪情，是真刀真枪硬扛；太原、晋南、成都一路征战，他一次次在火线上爬出来，练出百发百中的枪法，也练出一双在夜里都能分辨方向的眼睛。

1951年盛夏，他随部队驻扎四川达县。军分区举行射击比武，王昌武三枪满环，硬是把参加过朝鲜战场的老班长都压在身后。四川军区政委胡耀邦在场，扫了他一眼就记住了这张晒得黝黑的面孔，说了句：“好苗子，调北京去，中央警卫团正缺人。”一纸命令，很快送到王昌武被汗水浸透的作训服口袋里。

半年后，二十三岁的他站在中南海西门岗楼下。严格的体检、政审、格斗、外语、礼仪，层层筛选，最终他进入丰泽园内勤卫士组，负责主席的日常起居。新兵交接那天，卫士长李银桥半开玩笑告诉他：“跟在主席身后，掉根针都得知道响在几分几秒。”王昌武咧嘴一笑，直挺挺敬了个礼。

毛主席第一次留意到这个北方小个子，是在院里赏夜花。主席看见他浇花，问：“铁树分雌雄，你分得清吗？”王昌武涨红了脸，“报告，不清。”“这是雄株，以后你留意。”一句轻描淡写，却让他感觉如沐春风。自此，晨起擦桌浇花、夜里守门站岗，他做得一丝不苟。毛主席常讲“学习最要紧”，特地请老师给卫士补习；王昌武握笔笨拙，却咬牙坚持，半年能听广播抄笔记，写得一手端正楷书。

主席待人谦和，生活却拮据。灰色派力丝中山装一穿几年，千层底补过三回仍舍不得换。书桌兼饭桌，几碟青菜配小米粥便是三餐。夜深批阅文件累了，就把旧棉衣盖在身上眯一会儿。王昌武亲眼见过，主席把用完一面的信纸撕开再写提纲，还把旧信封翻裱重用。“国家穷得很，咱一张纸也不能糟蹋。”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然而，这份近乎苛刻的节俭并不妨碍主席关心卫士们。1954年12月26日，主席悄悄吩咐李银桥置办两桌家宴，让厨房师傅、勤杂工、警卫员都来。席间有巧克力酒，也有山西陈醋泡花生，大家吃得热火朝天。直到离席，众人才知那天是主席六十一岁生日，菜钱竟是老人家自掏工资。王昌武端着被酒汽熏热的脸，心里泛酸又感动。

转眼进入1957年。那年春耕前后，丰水期推迟，北方不少地儿闹灾，涿鹿也霉雨连绵。王家老屋里，粮瓮到底，父母狠心把舍不得卖的鸡都换了粮食，也只撑了几周。走投无路时，二老写了封笺短短百余字：娃呀，咱俩和你二叔全家快没口粮了，盼回家商量。信通过那个代号信箱辗转抵京。拿到信的夜里，王昌武在宿舍背着同伴抹眼泪。卫士长发现后禀报，主席当即批示：准假、发路费、地方政府协助。

火车颠簸了一昼夜，王昌武站在翟家沟土坡上，看见祖母照片前搁着半截破碗。那是老人家临终前念叨的“让孙子吃口热饭”的寄托。王昌武跪在门槛外，额头抵着冰凉的地砖，愧疚似刀子。翌日一早，他拎着中央办公厅公函，踏进县政府，说明来意。主管副县长翻完文件，先是一愣，继而拍着他肩膀连声道：“老王家的困难，我们担着！”粮站很快批下小麦、玉米四百斤，又按政策发放救济金。乡里乡亲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昌武不是“不管家”，而是“不能说”。

不足两周，他返回北京。主席在长廊碰见他，随口问了句：“家里怎么样？”王昌武答：“粮食有了，老两口放心了。”主席点头，没再多言，只叮嘱“把枪炼好，把字写好”。一句平常话，让他心里再次升起热流。

不久，组织安排他转岗中央广播事业局；1960年，又被派到广东番禺支援地方广播。离别中南海那天，李讷塞给他一张黑白合影：“叔叔，带着这个，不算走远。”他忙摆手，“领导子女叫我叔叔，哪能当真。”小姑娘歪头笑笑：“主席说，我们都一样。”一句玩笑，让他感到肩头责任更重。

1964年，王昌武回到涿鹿广播站，以普通干部身份兢兢业业。邻里知道他当过“北京兵”，却没人晓得他曾在丰泽园执勤。对外，他始终只说自己是“通讯员”。直到改革开放后，县里编修地方志，把他的旧档案翻出来，这段岁月才被淡淡写上一行：1953—1957，中央警卫工作。

1991年离休后，他常到学校讲革命故事，却极少提及为主席当卫士的往事，只在聊天时感慨一句：“那几年学会写字，比啥都值钱。”熟悉他的人才明白，写字背后，是一位领袖对一个穷孩子的栽培，更是一名卫士对国家的忠诚。涿鹿山风吹过，他种下的那棵铁树依旧每年开花，雄蕊硕长，像极了当年院里夜色下的那支“棒槌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