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春运”背后，是渐行渐远的故乡

文|大 何

春节将至，“反向春运”这个词又悄然流行起来。

这其实不算什么新词，每年临近过年都会被重新提起一下。

顾名思义，不再是子女挤上归途的列车，而是父母收拾行囊，来到子女打拼的城市里团圆。

虽然这部分的人群和庞大的春运返乡大流相比，或许只是沧海一粟，

但它就像一个信号，每年都在提醒我们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正在加速。

人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或许有些宏大，但落到每个家庭的迁徙上，道理却是相通的：人的流向，终究跟随着生产与生活的重心。

当一个人的工作、社会关系乃至未来都扎根于一座城市时，“家”的概念便会随之重塑。

这种重塑，对于那些已经将户口迁入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感受尤为真切。

故乡，在他们的概念里，越来越等同于父母所在的地方。

一旦父母也离开那片土地，故乡在情感上的连接点，或许就将彻底断裂。

为什么会这样？

这背后是一个我们不常提及却正在大规模发生的事实：传统农村家庭结构的静默瓦解。

这个瓦解的核心，源于农村老人的大规模离世。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在预期寿命相对更低的农村地区，一个时代的告别正在静静上演。

第七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尚有约3500万8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几年过去，这个数字估计又减少了许多。

他们的离去，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点，更是一个“大家庭”时代的落幕。

老人，尤其是在传统乡土社会里，是一个家庭真正的核心枢纽。

他（她）如同一棵老树的根，深深扎在故土里，连接着家乡的老宅、散落各地的子女、盘根错节的亲戚、左邻右舍的乡亲，以及几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

当这个枢纽不在了，以其为核心的大家庭网络便失去了向心力。

那些曾经因为“过年要回父母哪里”而相聚的兄弟姐妹（多为50后、60后），突然发现，那个必须回去的理由消失了。

许多大家庭，并非因为矛盾，而是在老人去世后，因缺少共同的话题与交集，自然而然地疏远、淡化了。

如果你深入今天的农村，会发现这种现象普遍得令人心惊。

养老时因“一碗水没端平”积累的摩擦，更是在老人走后，加速了这种离散。

纽带一旦断裂，心里的牵挂也就随之松弛，在哪里过年，似乎差异不大了。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对“回乡过年”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据我观察，许多年轻人对此是有些抵触的。

回一趟农村老家，交通、人情往来，动辄花费数千，若再遇上几位边界感模糊的亲戚，一番盘问下来，更是免不了一肚子气。

相比之下，用这笔钱把父母接到城里，一家老小附近逛逛吃吃玩玩，少了走亲戚，串门拜年，来回请吃等客套，不用辛苦张罗年货，不用做一大桌子菜，不用辛苦一个人，全家等着吃，能过一个轻松惬意的“肥年”了。

父母也可以早一些去子女那儿，不用等放假，子女也可安心工作，父母来了，不需子女请假照顾，还可帮忙做些家务。

双方都很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抢票，还多些相处时间。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全国城镇化率虽在67%左右，但40岁以下年轻人的城镇化比例早已超过90%。

这意味着，习惯于乡村生活、并将那里视为“根”的，将主要是逐渐老去的60后及更早的辈分。

他们，会是最后一代与农耕社会有着深刻情感联结的人。

而我们之所以曾有如此壮观的春运，是因为上一代打工者在城市里只是过客，他们没有落脚点，而农村的土地和以农耕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依然在运转，那里有他们的根基和牵绊。

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随着城市化的洪流，小农经济逐渐式微，人们不再被几亩薄田束缚。

更重要的是，维系农村熟人社会的核心群体——那一代老人——正在不断凋零。

当人际网络的“锚”消失了，回乡的引力自然也就消散了。

就这样，在时代的洪流中，大家庭被小家庭取代，根植于土地的“农村的家”正转变为依附于核心家庭的“城市的家”。

而如今已为人父母的这代人（50、60后），大多有过进城务工的经历，他们对城市生活并不陌生，甚至更能适应。

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一代人也步入晚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选择来到子女身边生活。

到那时，“反向春运”或许将不再是一个特殊的词汇，而是一种常态。

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多农村和乡镇，可能会真正地人去楼空。

这无关对错，也并非一种乡愁的悲鸣，只是社会变迁的一种表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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