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民意逼中国退让？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越高，日本付出的代价越重

路透社在30日做了一组采访，找了日本政府官员和一些外交政策研究者，问得其实很直接，如果高市早苗在这次众议院选举里再赢一次，甚至赢得更漂亮，中日关系会怎么走。

路透社采访的多位日本官员和政策专家给出的判断挺一致，他们认为只要她能展现出更强的民意支持，中国对日本的压力可能就会“不得不调整”。这类说法听起来像是在讲一种策略，就是把国内选举的结果，当成对外博弈时可以拿出来用的东西。

很多日本政界和舆论场里的人，会把安倍晋三后期中日关系的回暖，简单归因到“他足够强势”。可那段变化并不是靠把姿态抬高就自动发生的。

安倍在后期更像是在做风险管理，对外部敏感议题保持克制，默许一些低调接触，尽量避免把冲突点持续往上拱，让经济往来保持运转。

也就是说，关系能缓慢缓和，关键并不是“越硬越有效”，而是把对抗降到一个可控的区间里，让双方都有台阶、有空间去维持必要合作。把那段过程改写成“强硬压服对手”，本身就容易把因果搞反。

在这种理解基础上，日本方面才会推导出一套看似完整的逻辑，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这段时间对日本不断施压，是因为认定日本“好压”。

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把中国外交解释成“欺软怕硬”，觉得高市早苗此前政治基础不够稳，是少数派色彩更重的政府，所以才会被一步步逼。

于是，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就不只是国内政治操作，而是对外信号的一部分，通过赢得选举来凝聚支持，展示政府稳定与强势，让中国意识到继续施压也改变不了日本国内的选择。

甚至还有更具体的推演，如果在稀土出口限制之类的压力背景下，高市照样赢了，那中国可能会得出结论——这种方式并不能打击日本政府，反而证明压力无法加深日本社会分裂，继续做下去没有意义。

问题在于，这套推理把“民意支持”当成一种可以让对方退让的筹码，可在对手的视角里，它很可能被解读成另一种含义。

高市早苗争议的核心并不在于她是不是赢了选举，而在于她围绕涉台议题的表态，以及在引发反弹后拒绝道歉、拒绝修正的姿态。

如果她把“赢得更高支持率”当成对外谈判的底气，那传递出去的信号就可能变成这样，这些涉台立场并不是少数极右翼政治人物的孤立表达，而是获得了更广泛社会授权的主流选择。

对任何把红线问题看得很重的对手来说，这样的“授权”不一定意味着要退，反而可能意味着需要更明确地设成本，让越界行为的代价被看见、被记住。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方面才会急着搬出“安倍经验”来支撑自己的判断。

他们会强调，安倍第二次上台时，中日关系已因钓鱼岛问题恶化；2013年安倍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关系跌到谷底；但随后安倍不断赢得选举，政府越来越稳固，于是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与安倍打交道”。

这一套叙事的用法很明确，就是把“持续胜选=对外有效”画成等号，再把这个等号挪到高市身上，告诉国内选民，只要团结投票，把执政地位坐实，对外压力自然会松。

可对当下来说，会发现环境已经不是同一种玩法了。现在中方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对稀土和两用物项的出口限制、对日本经济代表团访华的拒绝等——针对的焦点更集中，也更指向具体政治立场，尤其是高市在涉台议题上的表述及其后续态度。

这些动作所表达的意思是，过去那种“政治上冷一点、经济上照常做”的缓冲模式，未必还能被继续当成默认选项。

也就是说，即便日本内部通过选举把政府做得更稳，外部也不一定会把这理解成“你更能扛压力，所以我得让步”，反而可能理解成“你把敏感议题的方向固定下来了，所以我得把成本固定下来”。

综上所述，现实层面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把选举结果当作外交操作的一部分，在国内动员上或许能够发挥作用，但并不能直接改变日本当前面临的具体困难。

稀土采购受阻、供应链受到波及，首先承受压力的往往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企业和相关产业。

对企业来说，考量因素相对直接，材料能否顺利到位、订单是否可以按时完成、成本会不会继续上升，都会影响经营判断。

用“民意支持增强代表对外更强势”来解释外部压力，并不能自动缓解这些现实问题，反而可能被外界理解为一种信号，意味着日本社会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更加清晰。

发展到这种情况下，相关代价是否会减轻，就不再取决于口号表达，也不取决于选举胜负幅度，而更取决于各方对敏感边界和风险程度的认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