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量化”，游走于医学模糊与精确之间的双刃剑

“量化”，游走于医学模糊与精确之间的双刃剑
金新
2026年2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编辑杜玮先生在微信朋友圈发上一篇《年销售数十亿的明星中成药，或淘汰？》的重磅文章，中云：“你买的说明书中有‘尚不明确’字样的中成药，或将被淘汰。”

按照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第七十五条，自2023年7月1日施行满三年起，中成药申请再注册时，只要说明书中的“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三项内容中，任意一项仍标注为“尚不明确”字样，再注册申请将依法不予通过。中成药长期存在说明书安全项标注“三不明”问题，其中不乏年销售额达数十亿元的明星产品。依据国家药监局指导编发的《2022国家中药监管蓝皮书》，截至2023年5月，国内中成药现有约5.7万个有效批准文号。有媒体报道，5个月后，超70%存在安全信息标注问题的批文将面临淘汰。而年销售数十亿的明星中成药，这下是否真的要黄了？

有人说：在作为中医的“岐黄古术”面临西医咄咄质疑存在价值之当下，这一消息无异于“雪上加霜”。
窃以为，此言大谬！
其实，“岐黄古术”不仅是一套医学体系，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岂是西医轻而易举可以“剿灭”的？
其实，“岐黄古术”面临的危机哪里只是“当下”，中医保卫战实在是一部“百年存亡抗争史”——
中医在近现代面临医学西化冲击、政策打压和文化质疑时，为生存而进行的一系列抗争与建设行动，核心事件包括1913 年漏列案、1929 年废止中医案及后续多次存废之争，至今仍在知识产权、文化认同、科学验证等领域持续推进。中医保卫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已从单纯的生存抗争转变为传承创新、走向世界的全面发展之战，守护中医就是守护华夏文化根脉，也是守护人类健康的宝贵财富。
问题是，尽管中医保卫战具有毫无疑问的正当性、必要性与紧迫性，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对《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之第七十五条指手画脚!
西医对中医的诟病根源在于其“模糊”性。

中医的“望闻问切”与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相比，确实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这种“模糊”本质上是其整体观、辨证思维与传统经验医学属性共同导致的主观性、非量化性特征，这种 “模糊” 并非诊断的缺陷，而是中医认知人体生理病理规律的独特方式：诊断指标的定性化，缺乏量化标准；诊断结果的经验依赖性，个体差异显著；诊断逻辑的整体性，拒绝孤立指标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这种 “模糊” 不是不“精准”，而是另一种层面的 相对“精准”，即中医关注的是人体的整体动态连续的平衡状态，而被不是西医局部静态孤立的病理指标。
母庸置疑，这种“模糊”性客观上造成了中医在救治病人急性病上的“束手无策”抑或“望尘莫及”。唯其如此，为了降低主观误差，现代中医学正在推进“望闻问切”四诊的客观化或曰标准化——
其一，制定规范：比如《中医四诊操作规范》，对舌诊的图像采集、脉诊的指力分级、问诊的症状量表进行统一；其二，借助仪器：研发舌诊仪、脉象仪，通过图像识别、压力传感等技术，将舌象、脉象转化为可量化的参数；其三，学习西医：将四诊结果与血常规化验、影像学检查等相结合，实现 “宏观辨证 + 微观检测” 的良性互补。
就此而言，中医的“模糊”性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局限”颇有可能误人性命！
就此而言，国家药监局为解决中医之中成药长期存在说明书安全项标注“三不明”问题，实在是为病患者着想的当务之急。
中国古代名医为验证药材性味、功效与毒性，常有不顾生命亲自试药的实践，这既包含传说中开中医药物学先河的典范，也有史料明确记载的史实案例：神农尝百草，华佗试配麻沸散，葛洪试青蒿治疟，孙思邈试药定毒性，李时珍亲验药材……

日前夜读史书，瞥见一则饶有哲理的医学轶事：明朝医药家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之际，亟需收录一种名曰“巴豆”的中草药，本着对后人负责则的谨慎态度，他亲自服药试验，不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服能治愈腹泻，立竿见影；多服会引起腹泻，难止难息。绝然相背的“巴豆现象”，似乎又给我们一点启示，万事万物之间是有所制约的，其贵在恰倒好处。

而所谓“恰倒好处”者，“量化”也。
其实：中医倘若一味“模糊”，中医就死了；中医倘若一味“精确”，中医就死了。
“岐黄古术”之先贤们在相对于现代医学的可谓医学洪荒时代就在中医的“模糊”性中寻找“精确”性，盖因“量化”，乃游走于医学之模糊与精确之间的双刃剑！
匆匆于2026年2月1日19时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