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坛星河璀璨。
咱们要是把时间轴拉长，从先秦的田间地头一直看到晚唐的落日楼头，写过诗的人简直多如过江之鲫。
哪怕只算那些有名有姓的，数量也大得惊人。
可历史这把筛子太残酷了，它无情地漏掉了99%的名字，只留下了最耀眼的那几颗金沙。
当我们翻开厚重的文学史，不禁要问：究竟得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被称作“伟大”？
是写得够多吗？
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首，如今没几个人能背出一句。
是写得够美吗？
那些风花雪月的辞藻，早就消散在风中。
真正的伟大，不仅仅是文采的堆砌，更是灵魂的开创。
在这一条漫长的鄙视链顶端，几千年来，仅仅只有五个人真正站稳了脚跟。
这事儿，还得从诗歌的源头说起。
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诗人”这个职业。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久到文字还刻在竹简和青铜上。
那时候的诗，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顺口溜。
田里的农夫锄地累了，喊两嗓子；深山里的猎户打到了猎物，吼两声；深闺里的怨妇想老公了，哼几句。
这些声音被汇聚起来，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
这些作者绝大多数连名字都没留下。
他们是普通的农夫、士兵，或者是弃妇。
他们写诗不是为了流芳百世，纯粹就是为了发泄情绪。
哪怕是那一首首流传至今的经典，在当时也就是村头的流行歌。
这些不知名的人，我们只能称之为“平凡的诗人”。
他们的作品能留下来，全靠运气——得亏有人专门去收集，把这些野路子的“顺口溜”编纂成册。
要是没人做这事，那几千年前那个指着负心汉骂的姑娘，那个在雨雪霏霏中回家的老兵，早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时间继续推移，读书人登场了。
随着文字普及，写诗变成了一种技术活。
人们发现，大白话虽然真诚，但不够美。
于是，格律、对仗、修辞开始出现。
写诗不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更是一场智力的游戏。
这时候，“好诗人”出现了。
什么叫好诗人？
就是那些掌握了娴熟技巧，能把诗写得漂亮、动听，并且有代表作传世的人。
比如那个七岁就写出“鹅鹅鹅”的骆宾王，比如写出“谁知盘中餐”的李绅，又比如那个在春眠中醒来的孟浩然。
提到他们的名字，你马上能想起他们的成名作。
他们的诗朗朗上口，妇孺皆知，在大众的口碑里，他们绝对是成功者。
可偏偏残酷的现实来了：在历史的评价体系里，他们只是“好”，还够不上“伟大”。
从“好”到“伟大”，中间隔着一道天堑。
这道天堑由三个硬性指标构成：第一，你得有开创性的贡献，得给后人开出一条新路；第二，你的作品得兼具艺术美感和现实深度；第三，你得有足够分量的作品集来支撑你的地位。
能同时跨过这三道门槛的，翻遍史书，只有五个人。
第一位，咱们把时间拨回到战国末期，那个站在汨罗江边的瘦削身影——屈原。
在屈原之前，诗歌大多是四言短句，是集体的呐喊。
屈原一出，格局全变。
他用一首惊世骇俗的《离骚》，不仅创造了属于个人的宏大叙事，还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文体——“骚体”。
那种“…
兮，…
的长句式，彻底打破了以往的节奏。
后世的汉赋，无论是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还是班固的《幽通赋》，骨子里流的其实都是屈原的血。
他是个孤胆英雄，以一己之力，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
屈原之后，文坛沉寂了数百年，直到东晋。
那时候世道乱得一塌糊涂，朝廷里充满了阴谋与杀戮。
一个叫陶渊明的中年男人，在彭泽县令的位置上坐了八十多天，突然不干了。
他不是嫌官小，也不是嫌钱少，他是看透了。
在这个污浊的乱世，他想救国却无能为力，想同流合污又做不到。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影响后世千年的决定——回家种地。
陶渊明这一走，走出了一个全新的流派——“田园诗派”。
在他之前，根本没人觉得种豆子、采菊花是值得写进诗里的事。
陶渊明告诉世人，对抗乱世不一定要拔剑，也可以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坚持。
他的田园，不是逃避，而是一种精神的堡垒。
时间车轮滚滚向前，来到了大唐。
如果说陶渊明选择隐世，那么王昌龄选择的就是入世。
盛唐并不只有歌舞升平，边疆的烽火从未熄灭。
无数热血男儿投笔从戎，奔赴沙场。
王昌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开创了“边塞诗派”。
王昌龄的名气在今天或许不如李杜响亮，但在当时，他是当之无愧的“七绝圣手”。
他把战争的残酷与将士的豪情完美融合。
打了胜仗的狂喜，打了败仗的悲凉，誓死报国的决心，都在他的笔下化作了金石之音。
有了他，边塞苦寒之地才有了悲壮的美学。
最后，大唐的夜空中升起了两轮最耀眼的日月——李白与杜甫。
这两位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甚至还是喝过酒的好哥们，但他们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却殊途同归地登上了神坛。
杜甫，人称“诗圣”。
他活得苦，活得累。
他一辈子都在用笔记录那个摇摇欲坠的王朝。
当别人在歌颂开元盛世的繁华时，杜甫看到了路边的冻死骨，看到了被抓去充军的老翁。
他以为自己只是在写诗，却不知道自己是在拍纪录片。
读杜甫的诗，你会感到沉重，因为那里面装的是黎民百姓的血泪。
他把“现实主义”这四个字，推向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
而李白，人称“诗仙”。
他和杜甫完全相反。
他的诗里，全是人间不该有的景色。
黄河之水是天上来的，白发能有三千丈，庐山的瀑布是银河落下来的。
贺知章第一次见到李白，惊得下巴都要掉了，说这人根本不是凡人，是天上被贬下凡的神仙。
李白代表了浪漫主义的极致。
他的想象力天马行空，冲破了一切世俗的束缚。
他和杜甫，一个在泥土里哀叹，一个在云端上狂歌。
虽然风格迥异，但两人偶尔也会串个门——李白也会忧国忧民，杜甫偶尔也想飞天遁地。
这种全能性，彻底焊死了他们“伟大”的铁王座。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诗人们来了又去。
绝大多数人，只是在河边捡了一两块漂亮的石头，被称为“平凡诗人”；有学问的人，把石头雕刻成了精美的玉器，被称为“好诗人”。
而屈原、陶渊明、王昌龄、李白、杜甫这五位，他们不是捡石头的，也不是雕玉的，他们是改写河道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才华，硬生生在荒原上开辟出全新的道路。
屈原的浪漫骚体，陶渊明的田园风骨，王昌龄的边塞悲歌，李白的登仙狂想，杜甫的家国血泪。
这五座丰碑，伫立在时间的长河里，任凭风吹雨打，纹丝不动。
什么叫伟大？
伟大不是你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写了，后世的千军万马才有了方向。
这五个人，撑起了中国诗歌的脊梁，让后来者仰望了整整两千年！
信息来源：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中华书局，2007
《唐诗杂论》，闻一多，古吴轩出版社，2017
《美的历程》，李泽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杜甫传》，冯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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