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部以大陆市长为主角的纪录片登陆台湾，柯文哲坦言：头皮发麻

2016年，台北的一家影院放映了一部关于大陆市长的纪录片。台北市长柯文哲坐在台下，双手按在膝盖上，整个人绷得很紧。随着银幕上的画面闪过，他的呼吸频率明显加快，脸色也变得不太自然。周围的随行人员察觉到了这份异样的沉默。柯文哲当时的评价很直接，他说如果这种规模的建设放在台北，市长恐怕早就被送进监狱了。这种跨越海峡的治理对比，瞬间成了两岸关注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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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台北影院里，空调吹出的冷风似乎都没能让观众席上的气氛降温。大屏幕上正播放着纪录片《大同》，镜头跟随着一位叫耿彦波的市长。柯文哲作为台北的掌舵人，看这部片子时的心情显然非常复杂。他坐在前排，眼神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些拆迁、建设、甚至是市长在大街上训斥官员的画面。这些镜头在台湾的政治环境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柯文哲后来的反应在媒体上引起了不小的议论。他说自己在那一刻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不适。这种感觉来自于两种治理模式的剧烈冲撞。在台北，修一座人行天桥可能都要开几十次协调会，甚至可能因为一两个住户的反对而搁置几年。而屏幕上的大同，那种排山倒海般的推倒与重建，让他看到了另一种权力的运行逻辑。

咱们把时间往回倒一下，看看这个耿彦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1958年，耿彦波出生在山西和顺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后来学的是工商管理，拿到了硕士学位。从1976年参加工作开始，他就一直没离开过山西这片土地。他对山西的了解，不是从报表上看的，而是用脚走出来的。

2008年，耿彦波接手了大同市长这个职务。那时候的大同，名字好听，但底子已经薄得不行了。作为曾经的资源型城市，大同在那几年正面临着煤炭枯竭的尴尬。整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灰蒙蒙的，不仅是环境灰，连老百姓的心气儿也是灰的。挖煤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严重的地下水污染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沙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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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人当时自嘲说，以前有煤的时候，出门穿白衬衫，回来就是黑的。后来煤少了，风一刮，天上就开始掉土。地里的水没法喝，环境差得让人想搬家。耿彦波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他骑上了一辆旧自行车，带着几个人，在大同的大街小巷钻了整整两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里，他碰见谁就跟谁聊，问家里水通不通，路平不平，拆迁补偿拿到了没有。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干部里确实挺少见。他发现，大同的问题已经不是小修小补能解决的了。城市的规划乱得像麻团，基础建设落后了几十年。要想让这座城市活过来，必须得下猛药。

耿彦波找来了大同规划局的总工程师刘明君。两人在办公室里围着图纸，没日没夜地讨论了一个多星期。他当时的意思很明确，要把大同的古城文化找回来，同时还得建一个现代化的一流新区。这计划听起来很宏大，但做起来简直就是把城市翻个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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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大同的新区建设计划正式拉开了序幕。这一动工，可就真是大场面。110多公里的新路在大同大地上延伸开来。50万市民面临着搬迁，这种规模的资源调动和人口移动，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个巨大的挑战。耿彦波当时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耿疯子”。

他在工地上真的是个疯子。他不喜欢听官场那一套委婉的表达，做不好就是做不好。他经常在满是泥泞的工地上走，皮鞋上全是灰。要是看到哪个路段修得不合格，他当场就会对负责的官员发火。他直接指出，这种豆腐渣工程就是对纳税人的不负责。

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自然会碰到不少阻力。搬迁过程中，有官员虚报费用想捞一笔，也有开发商想偷工减料。耿彦波对这些人从不手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但另一方面，他也得面对那些不愿意搬走的住户。他在街头被拆迁户围住过，甚至有人指着他鼻子骂。

面对这些纠纷，他选择的是当面沟通。他站在废墟上跟老百姓讲道理，解释为什么要建新城，新城的房子长什么样。他答应大家，搬迁补偿款一分钱都不会少。大同老百姓看他天天在大街上转，鞋底磨穿了好几双，渐渐地，大家也开始觉得，这个市长是真的想干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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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同的几年里，耿彦波真的把这座城市变了个样。不仅是古城墙修好了，绿化也上去了。2010年的时候，大同的经济数据非常亮眼，第三产业的比重显著增加。大同成功地甩掉了那顶沉重的“煤城”帽子，开始向文化旅游城市转型。2013年他离开大同时，成千上万的大同市民自发走上街头，有的甚至跪在地上请他留下。

这种场面，柯文哲在台北大概是见不到的。咱们看看台北当时的情况。台北的黑帮和地下势力根基很深，有的黑恶分子甚至敢直接冲进警察局。就在柯文哲当市长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伙黑衣人拎着棍棒闯入台北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砸电脑的事儿。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在挑衅司法。

更让人费解的是后来的处理结果。那些砸了警局、打了警察的黑帮分子，最后竟然只交了不到一万新台币的罚款，跟警察局达成了和解。分局长最后还因为这事儿被降级。柯文哲作为市长，在面对这种复杂的利益纠葛时，显得有点束手无策。这就是他在看耿彦波纪录片时感到“头皮发麻”的另一个原因。

大同之后，耿彦波被调往了太原。太原的情况比大同还要复杂，这里不仅仅有经济转型的问题，还有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太原以前有个黑帮大佬叫任爱军，外号“小四毛”。这人在太原黑道上混了几十年，手段非常毒辣，手里还沾着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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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四毛”任爱军的经历挺离奇。他1972年出生在太原，从小就不学好。2003年的时候，他因为绑架、抢劫等多项罪名被判了无期徒刑。可这无期徒刑对他来说就像是换个地方度假。他在监狱里住的是单间，有小灶，还能用电脑和冰箱。更离奇的是，他竟然在狱中还能用电脑参与赌博，金额达到了上千万。

他在监狱里待了十年出头，竟然先后拿到了多次减刑，2013年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出来之后，他不仅没收敛，反而更加猖狂。他开公司，背后继续搞那些地下勾当。他甚至觉得，只要背后那张关系网还在，太原没人敢动他。他那些保护伞分布在公检法系统，人数多得吓人。

耿彦波到了太原之后，很快就察觉到了这些地头蛇的存在。2018年，太原开展了专项整治。耿彦波当时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要在抓建设的同时，把这些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连根拔起。这一次，不再是像以前那样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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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针对“小四毛”的行动规模很大。不仅把任爱军重新送进了监狱，判了无期徒刑，而且明确规定以后绝对不许减刑。更重要的是，顺藤摸瓜查出了任爱军背后的93个保护伞。这些官员和警察有的被罢免，有的也进了班房。这一场硬仗，让太原的社会风气有了很大改观。

耿彦波在太原也一如既往地搞基建、修路、治水。他这种“工作狂”的模式一直持续到2019年。那一年，他因为身体原因辞去了公职。当时太原的人民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大家觉得太原这些年的环境确实变好了不少，出门没那么堵了，公园也变多了。

柯文哲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大概就在想这些事儿。在台湾，市长这种职位，每天要面对无数的媒体镜头和反对党的质询。做任何决策，第一考虑的往往不是“能不能成”，而是“会不会被告”。这种体制下的行政效率，和耿彦波那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完全是两条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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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后来说，他很佩服那种效率，但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他觉得台湾的法律体系和权力架构，决定了他必须在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里寻找平衡。如果他像耿彦波那样强拆、硬干，估计第一天就会被投诉到检调部门，第二天就会被铺天盖地的媒体口水淹没。

这种对比其实挺深刻的。耿彦波的成功，在于他把个人的使命感和当地的行政动员力结合到了极致。他在大同和太原留下的，不仅仅是宽马路和古建筑，还有一种能够打破陈旧利益格局的冲劲。他用几双磨破的皮鞋，换来了一座城市的重生。

虽然有些人也批评耿彦波留下的债务压力，或者觉得他在搬迁过程中太硬了。但在大多数山西老百姓眼里，他就是个好市长。因为他让这座城市在即将枯竭的时候，重新找到了呼吸。在大同，现在很多人去旅游，看那宏伟的城墙，都会顺带提到那位“耿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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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那场电影放完之后，柯文哲走得很快。他大概是带着一肚子疑问和思考回到了市政府。对于他来说，耿彦波的故事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不同社会环境下，治理者所面临的不同困境。这事儿在两岸的政论节目里被翻来覆去讲了很久，其实大家关注的，不只是两个市长，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时代步伐。

耿彦波现在已经退休了，过上了普通老人的生活。但他当年的那些决定，至今还在影响着山西的两个大城市。而柯文哲后来也经历了很多，政途起起伏伏。这种跨越空间的对比，让我们看清了治理一座城市的复杂性。

这种反差确实让人寻思，在一个地方，一个干部能靠着自行车和那股子执拗，把几十万人的生活给重构了；而在另一个地方，市长面对几个砸了警局的小流氓，竟然还要讲究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妥协。这种事儿要是放在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身上看，大家心里其实都有杆秤。到底是该慢吞吞地讲规矩，最后啥事儿也没办成，还是该风风火火地把事情干了，虽然中间会有不少争议？这问题其实没那么简单。说白了，这种治理的效率和程序的公平，在不同地界儿的表现确实千差万别。这种对比不仅让当官的思考，也让咱们这些人忍不住想在底下多说几句。大家伙儿觉得，如果自己家门口要修路搞建设，你是盼着能来个耿彦波这种雷厉风行的带头人，还是喜欢那种凡事慢条斯理、生怕得罪人的风格？这事儿要是讨论起来，估计大伙儿能聊个几天几夜都不重样。大家伙儿都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