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名文化的源流、演进与时代价值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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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岭南地区的生动实践与深刻印证。其命名逻辑与历史演变，清晰地勾勒出从早期族群标识到国家行政区划演变、从自然地理描摹到政治文化寓意的完整谱系。本文深入梳理了广西地名从先秦萌芽、秦汉至隋唐的整合规范、宋元明清的深化定型到近现代的转型创新这一漫长历程，揭示了其背后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智慧、汉越文化的交融互动以及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保护、研究与科学利用广西丰富的地名文化遗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文化自信、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先秦奠基：地名文化的多元起源与底层基因

先秦时期，是广西地名文化的滥觞与底层基因奠定的关键阶段。在尚未被纳入中原王朝郡县体系之前，这片被称为“南服”或“陆梁之地”的区域，主要活跃着被称为“百越”的众多族群。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追溯，今广西境内分布着“苍梧”、“瓯邓”、“骆越”、“句町”等诸多方国或部落联盟。其中， “西瓯”与“骆越”是构成广西世居民族先民的主体。西瓯人主要活跃于桂江、西江流域及北部湾沿岸，而骆越人则聚居在左右江及邕江流域。这些以族群名称命地的现象，如“瓯”、“骆”，并非精确的行政区划，而是对特定人群活动区域的泛称，体现了地名的原始性与模糊性，但也正是这些古老的族称，为后世广西地域文化的分区和地名命名提供了最初始的文化坐标。

自然地理环境是早期地名形成的另一重要源泉。先民们依山傍水而居，对周遭环境的观察与命名构成了地名的最基本层面。《山海经》中记载的“郁水”（今西江干流），其名可能源于古越语对“曲折蜿蜒”水势或“水深色黝”特征的描述。同样， “桂林”作为地名的雏形，虽在秦始皇设桂林郡时方进入行政体系，但其根源无疑指向了先秦时期该地区普遍生长、特征显著的桂树林。后世学者考证认为“桂林”最初可能指代今郁江流域（贵港一带）的桂树繁盛之区，都说明了自然物产对地名形成的直接影响。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奠定了广西地名中深厚的古越语（主要为后世壮侗语族先民语言）底层基因。许多地名通名和专名，虽用汉字记录，但其音义却需从古越语中探寻。例如，“骆”可能与鸟图腾或“山麓”有关，“瓯”可能与水泽或人群自称相关，“郁”如前所述与水相关。这些古越语词汇，如同文化的 “化石”，嵌入到后来的汉文地名体系中，成为解读广西深层历史文化结构的密码。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的 “桂林郡”、“象郡”，其命名逻辑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转化了先秦时期对本地地理与族群的认知成果。而 “苍梧”地名的由北向南迁移（从湖南的苍梧郡到广西梧州的苍梧郡），以及“零陵”等早期行政区划地名在桂北的出现，则清晰地反映了楚文化与中原政权势力及文化影响力的南渐过程，标志着广西部分地区开始被纳入中华大一统的政治与文化版图。

秦汉至隋唐：行政整合、文化交融

与地名体系的构建

秦汉至隋唐是广西地名体系从雏形走向规范、从族群地域标识转向国家行政建制与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关键时期。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置桂林、象、南海三郡，首次将广西主体纳入中央王朝的郡县制管辖。“桂林郡”因其地“江源多桂，不生杂木”而得名，是中原命名习惯与本地自然特征的结合。汉代承秦制并加以细化，增设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等，其下辖县如“布山”、“广郁”、“中留”等，多带有明显的越语色彩，可见早期行政建制对本地既有名称的吸纳。而“苍梧郡”治所“广信县”（取“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之意），则鲜明地体现了王朝的统治意志与儒家教化理念，其地后来成为岭南早期的文化中心，意义深远。

这一时期的地名格局呈现出汉地用雅名、少数民族地区存旧称的鲜明特点。在中央政权有效控制的交通沿线、郡县治所周边，地名多经过雅化处理，或取自山川（如“合浦”因诸水合流入海，“临贺”因临水、贺水交汇），或寓以吉祥（如“永平”、“晋兴”）。而在广大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西部地区，原有的族群称谓和古越语地名大量保留。南朝设“吴春俚郡”，隋朝置“宁越郡”、“越中郡”，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设立羁縻州县，如因“西原蛮”而设的“西原州”，为招抚“抚水蛮”而设的“抚水州”，以及大量以“思”（如思明州、思恩州）、“归”（如归顺州）、“安”、“抚”等字命名的州县，既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怀柔政策，也保留了地方族群的文化标识。唐代是广西独立高层政区雏形出现的重要节点。岭南西道的设立，使治所“邕州”（今南宁）的战略地位凸显，成为桂西南的区域中心。唐太宗曾诏令以境内名山大川命名州县，促使了“容州”、“廉州”等地名的产生与固定。与此同时，壮侗语族先民语言命名的地名在基层社会广泛存在并系统化，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地名群。例如，以“那”（意为水田）命名的“那州”、“那龙”，反映了稻作农业的地理分布；以“岜”（意为石山）命名的“岜羊”、“岜晓”，标识了喀斯特地貌特征；以 “峒”（意为山间平地）或“弄”（意为石山间的平地）命名的“计峒”、“七百弄”，描述了对特定生存空间的利用。这些地名不仅是语言的活化石，更是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长期适应的智慧结晶，构成了广西地名文化中最富民族特色的部分。

宋元至今：规范定型、民族自觉与现代化转型

宋元以降，广西地名进入一个在中央集权制度下持续规范、定型，并伴随近现代民族意识觉醒与城市化进程而不断转型的新阶段。宋至道三年（997年），“广南西路”的设立，使“广西”从此成为一个稳定的行政区划名称，沿袭至今。路治“桂州”（后升为“静江府”）延续了“桂林”的文化意象，而“静江”之名则赋予了军事镇抚的意味。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以“桂海”代称广西，进一步提升了“桂”字的文化象征地位。元代推行行省制，地名层级简化，如“邕州路”于泰定元年（1324年）改名为“南宁路”，取“南疆安宁”之意，“南宁”之名自此确立并沿用，标志着其作为广西核心城市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明清两代，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深入推进，广西地名，尤其是桂西、桂西南地区的地名，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土司管辖的羁縻州、峒，被改为流官治理的府、州、县，如“思明土府”改设“思明府”（今宁明），“太平土州”升级为“太平府”（今崇左）。这些新地名往往去除了直接的民族族称，采用更具国家认同色彩的汉式名称，但其中不少仍保留了原有的专名部分，如“思明”、“太平”，或采用了意译的方式，如“凭祥”（壮语“集市与床铺”之意），体现了文化融合的渐进性。同时，出于边疆防御的需要，出现了如“镇南关”、“镇安府”等一系列凸显军事威慑和“怀德归顺”寓意的地名，这些地名成为中央政权经略边疆的历史见证。

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革带来地名的大规模简化和规范化。废府州存县，大量附郭县直接沿用府名，后又因管理混乱而调整，如南宁府废府后设南宁县，后复名邕宁县，最终析置南宁市，反映了现代城市管理理念对地名稳定的需求。北洋政府时期为解决全国县名重名问题，广西有8个县更名，如永宁县改为古化县，怀远县改为三江县，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地名标准化管理的初步尝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地名文化的发展与民族政策、国家关系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伟大实践，在地名中充分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与保护，“邕宁”（邕江之畔安宁）、“武鸣”（“武缘”雅化，寓意“武功鸣盛”）等地名保留了历史积淀；新设立的“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则明确标识了民族自治地方属性。外交政策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地名上，如“镇南关”先后更名为“睦南关”、“友谊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地名变迁更深刻地打上了城市化与经济转型的烙印。1993年“防城港市”的设立，2019年“平果县”撤县设市，地名直接反映了其港口功能、工业经济的定位。南宁的“五象新区”、柳州的“柳东新区”等新区命名，则体现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与此同时，随着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产生了大量交通设施类新地名。而古代驿道系统留下的“塘”、“铺”等遗存，如 “三塘镇”、“头塘”等，则作为历史的层积，融入现代城镇体系，默默诉说着往昔的交通脉络。国家开展的地名普查与标准化工作，如2014年审定“埌东”（壮语“平缓坡地”）为标准地名，纠正“琅东”误写，正是对民族语地名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举措。

地名文化的时代价值与传承发展

广西地名的演变史，是一部缩写的广西开发史、民族交融史和文化变迁史。从“西瓯”、“骆越”的族群泛称，到“桂林”、“象郡”的政区设立；从“那”、“岜”、“峒”的古越语底层，到“广信”、“南宁”的儒家教化寓意；从羁縻州的 “思”、“归”怀柔，到改土归流后的府县规范；从“镇南关”到“友谊关”的时代印记，再到“五象新区”、“防城港”的现代气象——每一个历史层累的地名，都是特定时空背景下政治治理、经济发展、民族关系与文化互动的生动刻录。

深入挖掘、系统研究、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广西丰富的地名文化遗产，具有多重时代价值。首先，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地名中蕴含的“多元一体”演进脉络，清晰展现了广西各族先民共同开拓岭南、共同创造文化、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事实，是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鲜活教材。其次，它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撑。广西地名独特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层次交融的特质，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收并蓄特性的具体体现，保护好这份遗产，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再次，它是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的积极力量。科学的地名管理有助于社会治理现代化；富含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可以成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独特IP；边境地名的稳定与规范，则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与边疆和谐。

因此，应继续加强对广西地名文化的系统性调查、整理与研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地名文化遗产数据库与保护名录。在城乡建设与规划中，要注重历史地名的保护与合理启用，避免割断文脉。同时，要加强地名文化的宣传普及，讲好地名背后的中国故事、广西故事，让这些穿越时空的文化符号，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为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贡献独特的力量。

作者：周玢

来源：《中国民政》2025年第22期

选稿：耿 曈

编辑：耿 曈

校对：汪鸿琴

审订：宋柄燃

责编：杨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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