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奉乱政的杜尔戈 | 青年维也纳

拒奉乱政的杜尔戈

作者：林国荣

“‘封建主义’衰败了，但并无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受历史必然性的支配。在涉及法国大革命的几乎所有研究中，人们最经常拿来自我考验的问题便是：如果杜尔戈继续在位，他是否将阻止大革命的发生？对此没有现成的答案，这主要取决于所讲的革命具体是什么意思。”本文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博士林国荣老师。感谢林老师赐稿！

杜尔戈生于1727年，死于1781年，与“旧制度”称得上是“同生死共存亡”。他出身贵族，但家族地位很普通，家道不富裕，但算得上小康；用英文的“绅士”或者德文的“容克”只能概括他早期生涯的一个不重要的侧面，这是因为他和他同一阶层的许多孩子一样，很早就接受了法国天主教会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特点就是倾向于使人变得聪明和早熟。在以金钱为支撑、以行政法院为核心而扩展开来的、凡尔赛宫廷及其官僚系统的复杂关系网主宰宦海沉浮的时代，教会将为杜尔戈这样家道普通、但野心勃勃的孩子另辟进身之阶，并为其天才的自由发挥提供空间。黎塞留说过：“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无论在礼拜邪神的国度，还是在仅仅皈依和崇拜真主的国家，那些在宗教部门被授予圣职的人总是以至尊国王为中心，他们不仅在精神领域，而且在民事和政治统治方面都居于前列。”这话在精明之余不免有些夸张，倒也恰如其分地刻画了法国天主教会的高卢主义传统所特有的格调。在顺理成章地进入索邦神学院之后，杜尔戈便很快就以其虔诚并充满宗教天赋的风格而知名。索邦神学院赋予他宽广的胸怀足以容纳宏伟的“观念”乃至“计划”，同时也赋予他广阔的眼界足以观察全国性的社会事实。

在索邦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性格塑造之后，杜尔戈便迅速从神职转向崭新的公职生涯，直到退隐并逝世。在此期间，他又以兼具距离感和同情的方式接触了“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宣讲、以及重农学派的经济分析体系，这让他学会了以一种理智和系统的方式去感觉并整理他所广泛观察到的社会事实，这也就是启蒙哲学所提倡的自然主义一元论的观念，正是这一点，使他不仅成为法兰西旧制度时期官僚统治的骄傲，而且也使他在某种较为深刻的程度上超越了官僚统治本身而成为各国官僚统治的装饰品。这段时期称得上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性格塑造期。他的热情、智谋、才干同公忠体国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得以充分展现。他于1774年被任命为权位不是特别重要的海军大臣，并在几个月后便接任了位高权重的财政大臣。

杜尔戈并不是那种寻常意义上的“行动中的经济学家”，这种“行动中的经济学家”善于从科学分析中寻找治国良方，一旦掌握政权便急切地付诸实施。杜尔戈根本不是这回事。杜尔戈的才干和伟大尽管刺眼，但他始终是个公职人员，他永远只以公职人员的眼光来看待国家和社会。当他取得内阁大臣的职位，就马上着手改进财政管理并挽救濒临绝境的王室财政状况，并在这两方面都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成功，其中很少有运气的成分。能认识时代潮流并以务实而卓绝的才干去迎合这种潮流，这正是杜尔戈的份内之事。

杜尔戈

作为帝国重臣，他主要是从职份而非权力的角度去理解他的职位，他几乎不具有那种黎塞留式的权力意识和权力冲动。这位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财政大臣之一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和经济顾问，但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或者策略家，这是理解杜尔戈个性和生涯的轴线。在涉及法国大革命的几乎所有研究中，人们最经常拿来自我考验的问题便是：如果杜尔戈继续在位，他是否将阻止大革命的发生？对此没有现成的答案，这主要取决于所讲的革命具体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君主制的崩溃和过度的流血，那么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倒不是因为他在那种情况下会采取政治性的变革，而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职责所在，他乐于动用军队来实行镇压。相形之下，路易十六虽然一身兼具众多善良品质，但麻烦也正在于他不是一个暴君而且很不愿意使用强制手段。不管怎么说，没有一顶自由或者平等的帽子是适合给杜尔戈戴的。

在沉浮感最为剧烈的政治生涯颠峰期，支配杜尔戈经济政策的乃是那种沙夫茨伯利的道德观念；对于习惯了社会生活的人来说，产生同情心和重视他人利益的自然程度，丝毫不逊于产生自私心和重视自身利益的自然程度，这就是上述道德观念的颇值得品味一番的核心所在。根据这一假说，有德的人会从行善中感受到快乐，而不管他们对行善的动机和结果持有何种看法。虽然此一道德观念的解释价值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所涉及的心理学知识及其相关的社会事实非常简单和日常，同时也符合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所抱的普通的乐观看法，而获得了极广的欢迎和极大的成功；和蔼可亲、略显放荡不羁、仁慈厚道、有节制地追求享乐，这样的道德典型也正是杜尔戈自身的写照。对于杜尔戈来说，不存在什么禁欲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苦行僧的”道德，因而对所有其他人来说，也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道德。他完全没有想到，如果不抱偏见地分析种种禁欲主义的道德观念，或者会找到解释人类力量的真正钥匙。他把个人欲望的满足看作是个人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普遍动机，一个人唯一能够信赖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但并非不存在限制条件，杜尔戈强调，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有理性的和开明的，人们会考虑到他人的利益、感情和反应。

拔高自己的生活价值图式，使其成为一种牢固的生活习惯或常态，甚至使其成为一种伦理规范，据此判断所有其他人的习惯和趣味，这种带有理想主义性质的扭曲见解贯穿杜尔戈全部的经济文献，也成为他所有财政和经济改革措施的精神基础，并且也解释了他全部的价值判断。杜尔戈对那一时代法国资产阶级及其激进沙龙所倾慕不已的“独立而高尚的生活”抱有明确的看法；对于那些与此种生活模式大异其趣的追求、品味以及舒适水平，他至多采取宽容的态度，从不试图完全理解它们。无需多言，这一点对评价杜尔戈的经济政策是极其重要的。杜尔戈按照自己的形象来理解并塑造道德世界，他的经济政策在根本上也正是为此而生，在社会事实的限制还没有达到之前，他几乎是以可爱的天真对自己的形象表示十二分的满意，他自己的偏好图式就是合理的图式。在他所施行的谷物自由贸易、废除手工业行会的限制、单一税等经济政策中，理性已经消除了除了社会福利之外的所有超个人的价值，而社会福利不正是实现每个人的、开明的偏好图式而给每个人带来的满足的总和吗？假定真的如此，那么所有社会价值的理论基础便正在眼前。这便是杜尔戈所谓的“自然秩序”，也即杜尔戈经济政策的大纲。

这便是杜尔戈与其前辈“重商主义”大臣科尔贝之间的根本区别；科尔贝作为财政大臣，要管理工业、商业以及农业等方面的事务，而由此所展开的计划经济，既有为社会福利而进行的考虑，更有为战争而进行的计划工作，两者的混合导致政策的强烈短期效果和实用性质。科尔贝比任何重商主义行政官都更了解如何借钱、如何抢钱、如何同时恫吓债权人和债务人、改进行政管理和会计核算方法、改进税收、刺激工业、建立港口、发展海军等等，尽管他和杜尔戈一样诚实、能干、经历充沛，但所有这些政策措施之间并无一体化的联系，背后更无长远之见的哲学精神支撑。

科尔贝尔

相反，在杜尔戈的经济改革思路中，农业纲领实际上便等于全部经济政策的总和，是为切合规模适中的非英国式的农业需要而制定的，其基础建立在充分掌握当时所有技术和商业机会的有知识、有活力的农业阶级的进取精神之上；确实，这一政策纲领并未考虑过任何非农业主导型的社会，也不会适合任何其他类型的农业社会。这些有知识、有活力的农户并不一定就是土地的所有人，但和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他们的经营不受地主的一切干预，只是从地主那里长期租赁大片土地，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耕作。公地应该取消，也象其余土地那样分给个人；封建权利和义务应予以废止；同样要废除妨碍产品出售的内外关税以及有可能打击生产积极性的赋税，这就是为什么要征收单一税并由地主阶级支付的原因。在杜尔戈的纲领中，乡村似乎要分解成为一大群繁荣兴旺的企业，听由他们自己活动，按高价出售，热闹非凡，自身充满活力，并把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

显然，杜尔戈用于农业改革的经济政策纲领很容易便为亚当·斯密转借过来，用于论证自由竞争体制下英格兰工商业阶级生活的优越性。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杜尔戈的农业纲领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领会其中的常识基础却更为重要。显然，杜尔戈的纲领是为一个经济失败的民族而发，承认法国在国内外经济竞争中的长久性失败使这个纲领一反那种表面上的乐观和轻浮，而充斥了深沉而悲观的现实意识。如果作为杜尔戈经济政策的权力基础的法国君权能够采取有力措施以利于此一改革纲领中不那么理想化的要素向前推进，那将是较之白白浪费资源于海外的冒险事业更为合理得多的改革建议，所有的海外冒险无非是为英国舰队多创造了一个敌对目标而已；它也比把巨大资源浪费在金融企业上更为合理，在此一时代法国的产权和政权格局中，任何的金融企业冒险都势必逃不过约翰·劳式的总体溃败；同时它也会比将资源浪费在军事企业上更为合理，所谓的军工企业无非是另外制造一个罗斯巴克而已。杜尔戈是在向一个已经遭受毁灭性挫折的“旧制度”提出一种在理想化的外壳下包含着唯一可能的拯救性要素的一揽子改革纲领。杜尔戈是在为一个失败的民族出谋划策，将其推向变革之路。

平均主义和幸福主义是此一改革纲领中的两大支柱性要素。然而，对这两大要素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却极端有赖于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结构的一体化合作，这在旧制度时期是不具备可能性的。在旧制度中，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对旧制度的冲击本身都是一桩偶然事件。“封建主义”衰败了，但并无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受历史必然性的支配。旧制度的政权结构实际上处在扎根于传统的封建武士阶层的军事支配之下，这一统治阶层理所应当地取得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由此确立的政权结构在几乎完全随机性的同等程度上既增进又损害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在性质和精神上都是依靠资本主义而生的贵族-军事社会，完全不受资产阶级控制；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主要隶属于军阀和贵族地主阶级的君主在此一时期仍然是社会体系的中枢。而杜尔戈的经济变革如果要获得推行，则不得不依靠君主的权力支撑，此即所谓的“王室特权”，这意味着君权的支持度将仅仅限制在贵族允许的范围内，即限制在改善王室财政状况的技术性范围内。同时，此一时期价格发生剧变，货币购买力急速下降，许多本来如果仅仅让基本过程起作用的话是渐变的事情，在通货膨胀的燥热空气中，都变得具有了爆炸性。农民不得不寻求反抗，结果到处爆发了革命和骚动，由此产生的革命气氛对该时代的政治动乱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法国，由于贵族的力量强大，这些革命并没有象通常期望的那样加速社会沿着基本过程的路线向前发展。农民及其同情者的集团的起义被无情地镇压下去。用高压政策对待农业无产阶级，这也正是杜尔戈的经济改革纲领向前推进的必要措施之一。

然而，这一变革纲领所要求的最基本的紧缩政策却无法得到贵族和宫廷的认可，为此，杜尔戈唯一可以寻求支持的权力基础便是君权；然而，旧制度下的君权早在1614年的三级会议中已经丧失了与第三等级建立政治联盟的机会，从此便也放弃了这一可能的联盟政策。这便直接导致了长久以来法国君权无法从贵族的军事和经济包围中解放出来，获得足够的自由发挥的空间，而这样的空间历来便是帝国的改革家们在推行变革措施之时所必须的。尽管大主教波絮埃说过：“王权是神圣的。”人文主义者博丹在圣巴托罗缪节前夜的大屠杀之后写道：“一个国王只对上帝和他的良心负责。”但这一切只不过是起到了一个空空的关键词的作用，提醒人们法国政体在原则上仍然是君主制；在事实上，现在的实际权力已经分散到很多人手中，原则上的君主制在实践中却是广泛的集体施政。国王的权威四分五裂，遭到议论，受到怀疑，虽然无人否认国王权威的基础，但权威本身却已经不大能树立得起来，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来说服对方，这就是日常的用权之道；妥协的艺术就是旧制度时期施政艺术的基石；严格地说，旧制度时期的君主制实际上却是一个靠交易存在的君主政体。

圣巴托洛缪惨案

在杜尔戈时代，法国仍然运行着由黎塞留创立的出色的行政机器，只是在这里那里作一些小小的修修补补。但是这样的行政机器由于扎根在一个过于久远的封建时代，而无法在启蒙时期获得某种必要的政治敏感神经，无法通过必要的政治直觉感应到社会问题的关节所在。同事，其力量也无法触动贵族统治的基本结构和社会基础。

显然，无论是君权还是杜尔戈本人作为其首领的行政机器，都从精神上和实质上无法为杜尔戈的经济改革纲领提供起点上的支持。也许民族情感或者大众支持是一条不得不寻求、但也不失合理的变革之道，而且在法国，民族因素早早地就表现得很充分了；然而，如果我们冷静下来，看看诸如德国和意大利，他们都是在非民族的基础上出现的，那么我们就能更清楚地认清这种现象的本质：最初并不是民族情感而是王公贵族的利益把各个区域单位结合成了一体，这些王公贵族强大到足以组织、保卫和统治一块领地。腓特烈二世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便是这方面的最早例子，另一个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王国则是最能典型性地说明问题的例子。民众的支持虽然可以同资本主义和民族情感挂上勾，但获得这样的支持却是后来的事情。在法国，恰恰是日后的大革命才终于唤醒了大众支持和民族情感在社会实在层面上的运行。无论就具体措施而言，还是就改革纲领的精神而言，这一切都远远超越了杜尔戈的改革思维的张力所允许的范围。大革命建立在杜尔戈经济变革失败的基础之上。

在杜尔戈的时代，有人曾说过政治只能在专治者的头脑中形成，而政治事务通常被视为大臣、部长和外交官的专门领地；然而，到了18世纪70年代末期，杜尔戈的不那么杰出、但更为老练的继任者内克尔已经看出，公共舆论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不需要利用国库、士兵或军队，就能对城市、王室、甚至宫廷发号施令。”如果不是因为提前退隐，这样的世道格局将使得杜尔戈这样的人立刻陷入全然手足无措的境地，因为似乎正是杜尔戈本人在谈到自己的改革纲领时说过：“我们应该采用这样的策略：不给任何迷信者、盲从者、无知者或愚昧者、罪人以容身之所。……我们不仅要知道比基督教更多的东西，我们还必须显示出我们会更好，显示出理智带给人类的恩泽远远胜过神的恩典。”

内克尔

然而，从来就缺乏政治禀赋的杜尔戈似乎从来不曾意识到：人类对“神的恩典”的倚赖远远超越了对人类自身理智的历练，任何时代均是如此。为了确证这样的看法，我们并不需要把杜尔戈不曾说过的东西算在他头上，也不需要把他实际上说过但很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含义也归功于他，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便足够了：他事实上做到了他该做的一切。

杜尔戈谢世不久，巴黎的高端启蒙家们迅猛推动了一场类似于今天的“大觉醒”运动，在他们自己的修辞和论证中，这是一场旨在促进一种理性生活观的运动，但对真正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那其实是一种高度情绪化的体验，大规模集会上的昏厥、哭泣和尖叫，实际上只是其外在表现，它更是更内在的情绪激荡。据此，人们渴望的是一次信仰的新生，渴望创造新的男男女女，这其实正是卢梭要在法国做的事情。此等情形之下，即便是参与其中的柏拉图主义者、机械主义者也禁不住地要洗心革面，感悟到那是真正的天国的热情。

与高端启蒙热潮之鼎沸阶段同步发生的“热沃当野兽”事件，便是这方面的一个惊人示例。该“怪兽”事件爆发之时，正值伏尔泰不遗余力地鼓吹学识，启蒙运动蔚为大观的时刻，这都促使精英们嘲讽、蔑视与大众阶层及其经历相关的信仰和想法。那个时段，虽然很多贵族和文人团体中的成员在他们的日常想法和自我描绘中，还为各种形式的奇迹、惊奇，甚至是魔法念头留有一席之地，但法兰西岛的文化精英们一开始就将其视为后来托克维尔予以强烈关注的西南部乡村地区的迷信和愚昧。但是当1763年战争结束之时，荣誉受损和攀升的焦虑错落分布在法国的文化和政治图景上。法官们和匿名的小册子作者蓄意接纳有关改革的煽动性论点。王室鼓动在前，文化精英纷纷参与其中。为了缓解民族焦虑情绪，爱国情操和王室或国家荣誉的表达充斥着各种体裁的作品。“热沃当野兽事件”遂被提升并放大为高级文化层面的爆款，转瞬之间就成了战争的隐喻，“野兽”成了“皮特先生”。捍卫或追求荣誉的需要、被人关注的渴望、厌恶面对和解释集体过度反应的想法、以及对民族主义英雄和征服叙事的极度渴念，共同促成了这场大规模的“野兽”迷思。

越是陈旧的心理习惯却是容易历久弥新，渗透在现代文明的底层。事实上，自 18 世纪以来，大量离奇且去语境化的叙事反复出现，不断误导历史学家，使得他们每每因为失焦而难以发现或者根本不愿发现种种迷思背后的历史证据，德意志唯心论即是这方面的典型，素来尊崇实证主义的法兰西思想传统也每每因为其对“道德热情”、“宗教支柱”抑或“社会团结”的追逐，而令人同情地身陷其中，事实上，在启蒙硝烟随同”恐怖与美德“时期一并散去之后，人们发现，主宰全部19世纪法兰西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恰恰就剩这些。这种理念无疑有着政治的含义。实质上，从大众心理的角度来看，正是高端启蒙大潮中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和卢梭的感情主义的结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来自英国的吉本一度打算着力说明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异质元素之间无穷的互动关系，并将这种对于复杂性的信念奠定为《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潜在逻辑，但在法兰西高端启蒙的冲刷之下，历史解释丧失了因果可能性，“偶然性”模式与“伟人”模式作为两尊威权泥胎裸露在大地之上。伏尔泰将亨利四世遇刺的原因归结为那个婆罗门出门散步时先迈的是右脚而不是左脚，据此，历史的动力更多地在于克利奥帕特拉鼻子的长短，而非罗马君主制同埃及粮仓的底层关联。费希特则剥除了伏尔泰的所有幽默和玩世不恭，无所顾忌地将历史解释之源归于“伟人”，他评论说：“无须告诉我追随亚历山大大帝的千万人，无须谈论他自己接踵而至的早逝——在其理想实现之后，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死去更伟大的呢？”“偶然”顺理成章地接替“理性”，成为超越历史的压倒性力量，“伟人”则为纯粹自我主义的哲学使命所痛苦，据此撩拨令大众兴奋、颤栗并沉醉的琴弦。

这样的“新大众”，跟见识过气球魔术表演和《费加罗的婚礼》剧场氛围的那些人是同一批人。奥尔特加对今天“觉醒运动”催熟的“新大众”的心理剖析，恰恰可以用在他们身上，他们有一个基本特征：“……对所有事物的激进态度，使得他们的存在变得容易。”这是“恃宠而骄的儿童的心理学”的基本要素。“……他们已经被它周围的世界宠坏了……新时代的大众发现自己有充分的可能性的前景，而且相当安全，一切准备就绪，独立于他们以前的任何努力，正如我们能在天空中找到太阳一样……这些被宠坏的大众是不够聪明的，他们不相信物质和社会组织像空气一样处于同一起源，因为显然它永远不会失败，而且几乎和自然的事物一样完美……他们没有看到，在文明利益的背后，发明和建设的奇迹只能通过巨大的努力和远见才能保持下去，他们认为，他们的作用仅仅在于要求得到这些好处，就像是自然的权利一样。在食物稀缺所造成的骚乱中，暴徒正在寻找面包，其雇用的手段通常是破坏面包店。这可能是今天大众对文明的支持越来越复杂的态度的象征。”

不过，杜尔戈所推动的脉流倒也并没有因此死绝，而是以“实用主义启蒙”的形态作为潜流存续下来。彼得·盖伊指出，这一类启蒙者并不是简单地将一种抽象的愿景或历史哲学投射到世界和历史上面，相反，他们从“一般性事物中获取他们的想法，……他们并不急于在周围的世界中寻找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人类动机的普遍规律，”而是要求人们在与社会的实际问题相斗争的付出中进行获取；进步并非不可避免地来自理性、自然或道德义务的普遍运作。特别是大卫·休谟的苏格兰老乡约翰·罗伯逊，他严厉申述说，启蒙的现代主义情感应当植根于“对理解进而推进人类在世界上更好存在的原因和条件的投入”。罗伯逊比爱德华·吉本更为清晰也更为深刻地论证了启蒙的现代性精神既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力量，更是人类自身之能动性和目的性行动的产物。事实上，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罗伯逊跟法兰西高端启蒙派一样认为，人类能够理智而开明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现代社会可以建立各种制度，以各种方式授权、鼓励、约束和引导人类活动，只不过，他们跟法国高端启蒙派的分歧更为根本：进步的动因并不在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本质上会变得更加道德、开明，而是在于人类有能力更好地理解环境、历史和世界，因此有能力将自己置于可以累积性改进的制度环境当中，而非被动地把“文化”奉为超验的宿命。

因此，他们对法兰西高端启蒙缺乏热情，就如同杜尔戈对法兰西高端启蒙态度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