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北京五环外堆着几百座垃圾山,焚烧浓烟遮天蔽日,羊群钻进垃圾堆刨食,垃圾围城的窘境曾让人束手无策。
如今全国多地垃圾焚烧厂却陷入新烦恼,不是忙到超负荷,而是实实在在的垃圾不够烧了。
深圳砸下21.7亿,对一座沉睡近30年、填埋410万吨垃圾的巨型垃圾山开展精准治理。
挖掘机有序开挖筛分,可燃物送焚烧厂发电,惰性物做环保建材,这片昔日的污染重地未来要变身城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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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一座设计日处理3000吨的焚烧厂,实际进厂垃圾仅1800吨,产能利用率不足六成。
而华东地区更出现焚烧厂争抢垃圾资源的现象,甚至还出现了零元中标的罕见现象。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烧,短短十五年的惊人反转,看着是环保领域的亮眼成绩,背后却藏着多重深层逻辑。
01
十几年前的中国,垃圾处理只有填埋这一条无奈出路。
不管城市乡村,都靠着眼不见为净的方式消化废弃物。
北京曾单日产生3万吨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却缺口1万吨,五环六环周边硬生生堆出几百座垃圾山。
焚烧后的有害浓烟四处扩散,周边羊群以垃圾里的果皮零食为食,污染顺着空气、水土、食物循环,最终又回到人们体内。
2010年,相关纪录片的播出,让垃圾围城的严峻现实震撼全国。
北京率先投入100亿元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关停所有非正规垃圾场,正式拉开全国垃圾焚烧产业快速发展的大幕。
紧接着国家出台专项政策,明确垃圾焚烧发电上网电价,配套所得税增值税优惠,直接把垃圾处理变成稳定盈利的好生意。
环保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二十至三十年特许经营权,一边收垃圾处理费,一边卖焚烧产生的电力,盈利模式清晰又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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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红利叠加城镇化推进,垃圾焚烧产业迎来黄金十年。
焚烧厂数量从2005年67座暴涨至2023年1010座,催生出二十多家上市企业,处理能力增长近40倍。
焚烧在生活垃圾处理中的占比从9.8%跃升至82.5%,填埋占比则从85.2%骤降至7.5%。
如今的垃圾焚烧厂早已摆脱脏乱差标签,反倒成了各地特色地标。
深圳更是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实现分类后生活垃圾全量焚烧,还启动存量垃圾治理工程,把旧填埋场的垃圾挖出来循环利用。
中国的垃圾处理模式,就此完成一场颠覆性变革。
02
垃圾不够烧,看似是值得欣喜的幸福烦恼,实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标志着垃圾焚烧产业洗牌的正式开启。
首要原因是产能严重过剩。
这几年,各地盲目跟风建设焚烧厂,处理能力大幅扩容,远远超过生活垃圾实际产生量。
2024年,全国垃圾焚烧厂平均产能利用率仅六成。
一百多座焚烧炉停运时间超半年,供大于求的局面彻底显现。
其次是垃圾分类成效显著。
随着全国垃圾分类全面推行,可回收物被单独分拣回收再利用,厨余垃圾专项处理,剩下能送入焚烧厂的可燃物自然大幅减少。
这是环保理念落地、全民参与的必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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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国家补贴逐步退坡。
此前靠着政策补贴,不少企业即便垃圾量不足也能维持运营。
补贴减少后,企业只能靠核心竞争力站稳脚跟,这才出现华东地区焚烧厂争抢有限垃圾资源,甚至不惜零元中标的极端情况。
这种局面并非坏事,反而能倒逼行业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筛选出真正有技术、有实力、会运营的优质企业。
进而推动垃圾焚烧产业从之前的粗放扩张,转向精细化、高质量运营,只是这个洗牌过程,必然会淘汰一批盲目入局的跟风者。
03
很多人误以为垃圾不够烧,就代表中国的垃圾难题彻底解决。
其实这是极大的认知偏差。
生活垃圾只是固体废物家族里的冰山一角,真正难啃的硬骨头,是体量庞大的其他固废品类。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产生的固体废物总量超过110亿吨,生活垃圾仅有2.6亿吨,占比仅为2.4%。
剩下的都是处理难度更大、污染风险更高的品类。
工业固废以38亿吨的体量位居第一,尾矿、粉煤灰、煤矸石等主要品类,处置量仅7.8亿吨。
大部分仍在原地堆积,部分企业为节省成本,将煤矸石直接倾倒在山沟、河岸,有的距离村庄仅百米,造成的生态破坏,短时间内根本无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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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年产生量达35至40亿吨,资源化利用率却极低,绝大部分被简单填埋或堆放。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建筑垃圾处置费,已涨到每吨100至200元,却依然供不应求。
不少施工单位铤而走险非法倾倒,引发诸多环境问题。
农业固废和危险废物同样不容忽视。
秸秆回收利用率虽有提升,但废弃农膜、农药包装物的回收处置率偏低,农村地域分散、成本敏感的特点,让相关治理难上加难。
危险废物虽仅1亿吨,却包含废酸、废碱等高危物质,处理成本每吨高达数千甚至上万元,风险极高。
这些未被妥善处置的固废,都是藏在我们身边的环境定时炸弹。
04
面对110亿吨固废的巨大挑战,中国早已找准方向,走出一条从末端被动处理,到全链条主动治理的全新路径。
核心就是把各类废物,都转化为可利用的宝贵资源。
国家出台首个针对全品类固体废物的国家级行动计划,划定清晰量化目标,2027年前完成2024年底前停用填埋场的封场治理,2035年实现无废城市全国全覆盖。
这些明确的时间节点与目标,为固废治理指明清晰方向。
所谓无废城市,并非没有废物,而是通过源头减量、中端资源化利用、末端无害化处置,实现固体废物近零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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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作为首批试点城市,走在全国治理前列。
除了耗资治理玉龙垃圾山,还把能源生态园建成集产学研游于一体的花园式园区,彻底颠覆大众对垃圾处理场所的固有认知。
各地也纷纷因地制宜发力。
北京上海建成多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将废料破碎筛分,制成再生骨料、再生砖,资源化利用率超95%。
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广泛推广,两百多条生产线年处理固废超3000万吨,实现一举多得。
秸秆综合利用率提升至88%以上,还田、做饲料、发电、制板材的多元化利用路径逐步成型。
这些探索的核心逻辑高度一致,不再把固体废物当作发展负担,而是深挖其内在资源价值。
05
从垃圾围城的窘迫,到垃圾不够烧的反转,十五年的跨越,是中国环保实力的飞跃,更是发展理念的深度升级。
而110亿吨固废的治理硬仗,考验的是我们对生态负责、对子孙负责的长远格局。
这场声势浩大的固废治理革命,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座城市的单打独斗。
而是关乎每一个人生活质量、关乎民族永续发展的民生大计。
它深刻告诉我们,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治理也不能只做表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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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坚守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核心原则,把每一份废弃物都转化为可用资源,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这不仅是在破解当下的环境难题,更是在为子孙后代留存绿水青山。
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坚定的行动力,正是中国环保事业不断向前的核心底气,也是我们面对一切环境挑战,都能从容应对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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