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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一算,袁大头离开县城快有十余年了,这人蛮有意思的。
袁大头并非本名,绰号而已。本叫袁圆,胖墩墩的,活像个竖立的大冬瓜,仿佛时刻会滚动起来,脑壳形如罗汉,上头长着一根根猪鬃般的硬发,枣色脸盘,天一热就泛着油光,书读得不多,偏偏一对白多黑少的金鱼眼上还架着一副玄色框眼镜,平日不苟言笑,给人一种过于老气的感觉,脖子粗短,缩在胸前,使人怀疑到他是否有颈部,两只大腿又肥又大,宛如琵琶,更反衬了其粗壮矮胖。
总的而言,我的朋友袁圆实在像极了《水浒传》里武松的大哥:三寸丁枯树皮武大郎。长这副歪瓜裂枣的相貌,能怪他吗?要怪也只能怪他父母年青时吊儿郎当酿造,才产出他如此不争气的劣质产品。
家里人把他喊着袁圆,也真是恰如其分。袁圆人材虽令人不敢恭维,但却声如洪钟。初中那年,小县城里的同学们不像今日的学生有那么多的玩法,课余假期里,伏在笨重的书桌上三五成群几天功夫把作业赶完后,就凑在一起,滚铁环,用弹亏弹路灯弹麻鹊,或是上山砍水竹做成枪用洋槐子做弹头互相追打,有时候在长长方方的大青石板上,各自蹲着板烟盒,比输赢。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袁大头。
“兄弟们!今日我袁大头到墙缝里又抠出来了好多块银元,有本事的就到革委会屋檐下赢我的去!”
放寒假时节,有时大清早,天色微亮,雪雨正酣时,袁大头便了无睡意,蹬腿伸手穿好衣,便从家里偷跑出来,上到邻家门扉前,站在石阶上捏着拳头对着门环一边梆梆地猛敲一边声如洪钟地叫喊,吓得鸡鸣狗吠,玩伴们只好从梦中惊醒睡眼惺忪中同他跑到革委会宽大屋檐下,挽起衣袖开始滚上了铜元,一赌输赢。袁大头常常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那颗榆木脑袋,还真以为朋友们不能赢他?
袁圆拿来的哪是值钱的袁大头哟,分明是毫无价值的“烂眼钱”——一种孔为方形的小小的铜币,上头铸造“四川铜币”几个魏碑小字。
但不管怎样,好几个同学扎成一堆,从一块薄菲菲的杉木板上把什么袁大头或四川铜币抛下去,让他们在红红的石板上钉钉当当地翻滚,直到东歪西摆地滚不动为止。然后大伙儿在争吵着确定输赢,一玩即半日。因为每次组局皆是袁圆所为,久而久之,伙计们便干脆叫他袁大头了,他倒也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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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大伙儿走出象牙之塔步入社会走南闯北,都各自为养家糊口奔波着。直到前几年,我才从一个旧朋的口中得知,袁大头已从小县城调往一个州府所辖的市级工商局高就了。说是高就,那是美其名曰,其实他那是败走麦城呢。
早先的时候,袁大头读了个什么专科学校,说是专业对口分到了小县城的一个大烟厂,谁料好景不长,企业改制,他也自然而然融入了下岗滚滚洪流中,成了自主择业大军中的一员。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后来在县城新区一角开了一家南杂店,小店铺的营生虽说不是日进斗金,养家糊口倒也绰绰有余。
“也好,下了岗能磨炼人。袁大头在企业效益好那会儿,尾巴翘得比天高,见了我们两眼看到云堆里去,只有我们喊他的份,他哪会用眼角斜我们一下哟。”
我某日在“若弄”米粉店跟朋友一块呷黄牛肉米粉时,朋友低头吸一口冒气的粉丝然后停箸又向我摆起袁大头。
“那又如何?”我不解地问。
“变了,变了。如今见到我们,远远地就双手捧着纸烟递过来,拢了边,低着头还帮点上。”
朋友几乎要喷开口里的碎粉丝,笑道。
“那还不是因为你是个国家干部,在工商局能管着他。”
我有些不以为然。
“虽有些这个味道,但人沦落了,骨子里还是软了些。”
我朋友补充道。
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一年后,袁大头在其姐多方活动下,竟然走进了我朋友的单位,成了他的一名同事,你说怪不怪?自然,我朋友也便知道了他的更多的故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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