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伤入骨：朝鲜农村的冬日记事

我最后一次数了数柴堆——还够烧十七个凌晨。窗上结的冰花，每一片都像在倒数这个冬天里，我还能呼吸的次数。

我是金顺姬，六十二岁，住在两江道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山村。他们说朝鲜的冬天只有三个月，那是日历上的谎言。我们的冬天从脚趾开始冻僵的那一刻就来了，直到春天也化不开骨头里的寒气。

清晨五点：用体温融化结冰的毛巾

每天的第一件事不是睁眼，而是确认自己还活着。

被窝里的那点热气，经过一夜早已散尽。室内温度和室外相差不到五度——零下十九度。挂在墙上的毛巾冻成了硬块，得先揣进怀里捂软。这是朝鲜农村冬天的基本算术：你的体温是唯一可再生的燃料。

穿衣服要分层次：贴身是儿子军队淘汰的秋衣，已经磨得透光；中间是出嫁时母亲缝的棉袄，棉花结了块，不再保暖；最外面是丈夫生前穿的工装外套，左袖口有个补丁。三层衣服加起来，抵不上平壤人一件羽绒服。

推开门需要勇气。寒气像实体一样撞进胸口，让人瞬间窒息。院子里，昨晚放在窗台上的半碗水，已经冻成了冰坨子。

柴堆是我秋天的全部劳动成果——砍了四十七棵树，背了九十三趟，手上磨出的水泡破了又起，最后结成厚厚的茧。

现在这堆柴火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一块柴能烧多久？粗壮些的松木可以撑两个小时，细树枝不到四十分钟就得添新的。我像吝啬鬼数金币一样数着每一块柴火：早上做早饭用两块，中午煮玉米粥用一块，晚上烧炕用三块。

最冷的那几天，我试过把玉米芯、松针、甚至晒干的牛粪都塞进灶膛。火苗奄奄一息，像垂死之人的呼吸。烟雾倒灌进屋里，呛得人直流泪，但总比冻死强。

村里去年冬天走了三个老人，都是在凌晨时分。人们小声说“年纪到了”，但我知道真相——他们的柴火先于心跳停止了燃烧。

食物：维生素缺乏的无声证词

冬天的食物像冬天的风景一样单调。

玉米粥是主食，稀得能照见人影。泡菜从十一月吃到次年三月，酸味越来越重，最后只剩下盐的咸涩。偶尔有土豆，冻过的，煮很久还是硬芯，像嚼着木头渣。

我的牙龈从一月中旬开始出血。起初只是刷牙时有点红，后来吃硬点的东西就会留下血印。这是身体在说话，用我能看见的方式告诉我：你缺乏维生素C，缺乏营养，缺乏活下去的资本。

小孙女去年冬天得了夜盲症。天黑后，她就像瞎子一样不敢挪步。“奶奶，为什么天这么早就黑了？”她不知道，不是天黑了，是她的眼睛黑了。

我偷偷藏了两个苹果，是秋天时用半筐土豆从黑市换来的，已经皱得像老人的脸。一个给孙女，一个等儿子过年探亲时给他。我自己？我早忘记苹果是什么味道了。

我的左脚小趾没有知觉已经七年了。

那是一个特别冷的正月，柴火用完了，去山里捡树枝。雪太深，灌进胶鞋里，开始只是冷，后来是麻，回到家才发现脚趾已经变成青紫色。

没有药，只能用雪搓——这是村里流传的土方。搓到皮肤发红发热，但脚趾还是没知觉。开春时，它自然脱落了，像熟透的果子从树上掉下来，没流一滴血。

现在每年冬天，那个位置都会率先感到刺痛，像有个幽灵趾头在提醒我：寒冷不是季节，是记忆，会一辈子跟着你。

手上的裂口更多。一道一道，像干涸河床的裂缝。抹猪油会好点，但猪油要留着炒菜。肥皂洗了更糟，会把最后一点油脂都带走。我只能任由它们裂着，流血，结痂，再裂开。

冬天的夜晚长得不近人情。

下午四点，天就开始暗下来。五点，已经完全黑了。没有电——我们村一周供电两次，每次三小时，而且总是在白天，像是某种残酷的玩笑。

油灯要点吗？煤油是配给的，每月一小瓶，得省着用。大多数时候，我们就在黑暗里坐着，或者早早躺下。

躺在炕上，听着风声穿过门缝的声音，像有人在哭，又像在笑。我会想起年轻时在中国延边过冬的日子。那里的冬天也冷，但屋里有炉子，商店里有白菜、萝卜、土豆，还有那种橘黄色的水果罐头，甜得让人想哭。

那些记忆现在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不清。有时候我怀疑，那些温暖的冬天是不是我做过的梦？也许我从来都只活在这个冰窖里，从来都只有冻僵的脚趾和永远填不饱的胃。

昨天，邻村的崔老太太没能醒来。人们说她“睡过去了”，好像这是多么安详的离去。但我见过她冻得发紫的脸，见过她空空如也的米缸，见过她最后一捆湿漉漉的柴火。

在这个冬天，死亡不是意外，是慢慢冻结的过程。

我又往灶膛里塞了一块柴。火焰跳跃着，在墙上投出摇晃的影子。这点光，这点热，够我再撑一个夜晚。

窗外的风还在嚎叫，像饥饿的野兽。但我已经学会了不听。我数着自己的呼吸，一下，两下，三下。在这个零下十九度的世界里，这是我唯一能控制的节奏。

冬天很长，长到你以为它永远不会结束。但更可怕的是，即使春天来了，你也会发现自己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这个寒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