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26日，南京雨花台，一声枪响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南京城，是个阴天。头天夜里下过细雨，青石板路湿漉漉的，倒映着早春稀疏的树影。可这天的南京人，起得比往常都早。街坊邻里见面，不说话，只互相点点头，眼神里有一种沉静的、近乎庄严的亮光。一种无需言传的消息，在秦淮河的水气里，在中华门的老墙根下，悄悄地流淌开了——那个叫谷寿夫的日本人，今天要还债了。

时辰还没到，通往小营战犯拘留所的各条路上，人已经渐渐汇拢来。卖菜的老人放下了扁担，学堂里的先生夹着书本站在了街边，母亲牵着孩子的手，静静立在屋檐下。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喧哗，只有一种巨大的、无声的等待，压在这六朝古都的胸膛上。九年了，南京人记得清楚，是三十多万条人命的债，压在心头，太沉了。

拘留所里头，倒是另一番光景。谷寿夫起得也很早，或许是一夜没睡。他穿上那身旧军便服，动作有些迟缓。矮胖的身子裹在布料里，竟显出几分空荡。他大概知道日子到了，但军人的那股子硬撑的劲儿还没完全泄掉，脸上竭力维持着一种僵硬的平静，只是眼神飘忽，不敢与任何人对视。当法警来提他时，他忽然提出要写遗书。法庭允了，在窗下给他摆了张小桌，备了纸笔。他坐下，提起笔，手却有些不听使唤，墨迹在十行纸上晕开，写了又涂，涂了又写。最后呈上来的，不过是寥寥数行，上款写着“谷梅子”三个汉字。写完了，他似乎还想拖，说要回监房与难友告别，被拒绝了；又说要取些私人物品，法庭让法警代取。一堆零碎物件摊在他面前，他哆哆嗦嗦地翻抹，最后只拣出一顶灰呢帽戴上，又慢吞吞地套上一副白手套。那双手套很白，映着他青灰的脸，格外刺眼。他这一生，这双手下号令，纵容出的罪行，又何曾是这层薄布能遮盖住的？

将近十一点，时候到了。他被押出拘留所的门。门外，那辆等候的刑车，像个沉默的铁盒子，两侧站满荷枪实弹的宪兵，枪刺在阴郁的天光下闪着冷冽的寒光。就在他被押上车的一刹那，一直沉寂的南京城，仿佛突然被点燃了。人群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中山东路、新街口……沿途的街道两旁，瞬间筑起了两道密密匝匝的人墙。没有咒骂，起初只是一片沉重的寂静，千万双眼睛盯着那辆车，盯着车里那个模糊的矮胖身影。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句，接着，掌声、呼声、夹杂着“打倒日本军阀”、“报仇”的呐喊，如同压抑已久的雷声，滚滚而来，淹没了整个街道。那呼声不全是激愤，里头有一种痛彻骨髓之后，终于盼来天理的颤栗。

车开得很慢，在人的河流里艰难前行。车前车后，还有无数的人在奔跑，他们要赶往终点，亲眼看着那个结局。记者们的车子跟在后面，透过车窗，能看到路边许多老人，一边跟着车跑，一边抹着眼泪。有个老太太，被人搀扶着，手里攥着一块看不清颜色的布，朝着刑车的方向，深深地躬下身去。那不只是仇恨，那是一种祭奠。

刑场设在中华门外的雨花台。选在这里，是有深意的。当年他的第六师团，正是从这里率先攻破南京，铁蹄与血污，最先践踏的就是这片土地。如今，要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刑车到达时，山坡上、平地上，早已是黑压压一片人海。人们屏住呼吸，看着法警将谷寿夫从车上架下来。刚才在街上那点强撑的镇定，此刻已荡然无存。他两腿瘫软，几乎无法站立，全凭左右两名法警拖拽着，才勉强挪到指定的位置。他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着，呢帽歪了，露出稀疏的花白头发。这个曾经不可一世、下令“解散军纪三天”的指挥官，此刻在三十万亡灵仿佛凝聚而成的目光下，缩成了一团瑟瑟发抖的肉。

他被按着，面朝南京城的方向跪下。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让他最后一眼，看看这座被他亲手变成地狱的城市。执行的法警走上前，举起手枪。那一刻，万籁俱寂，连风似乎都停了。只听得“砰”的一声枪响，干脆，利落。谷寿夫向前一扑，栽倒在地。

枪声过后，是短暂的、真空般的寂静。紧接着，人群仿佛大梦初醒，积蓄了九年、不，是积蓄了无尽岁月的悲愤与屈辱，化作震天动地的欢呼与掌声，像海啸一般从雨花台的每一个角落迸发出来，声震山谷。那呼声里有多少眼泪，就有多少释然。有亲历者回忆，当时百姓群情激昂，觉得一枪太便宜他了，竟齐声要求再补枪。在沸腾的民意下，执法的宪兵又上前补了两枪。这额外的枪声，不在法律的条文里，却在人心的公理之中。

事毕，人群久久不愿散去。有人蹲在地上，点燃了带来的纸钱，青烟袅袅，盘旋着升上阴沉的天际。那不是欢庆，那是一种告慰。告诉躲在秦淮河底、燕子矶头、每一寸焦土下的冤魂：看，天亮了，魔伏诛了。

谷寿夫的尸首被迅速收走，雨花台的土地上，只留下一小摊很快渗入泥土的暗迹。南京城慢慢恢复了往日的节奏，卖菜的重新挑起了担子，学堂里传出了读书声。但这一天，深深烙进了这座城市的记忆里。它不是一个句号，南京大屠杀的伤痛，需要更漫长的时光去平复；但它是一个清晰的顿点，告诉世人，也告诉未来：有些罪，无可饶恕；有些债，必须血偿。公道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在沉默中永远缺席。历史站在那里，像南京城那些烧不垮的老墙，冷静地看着一切，然后，做出它最终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