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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美国普度制药(一家家族药企)推出止痛药奥施康定,宣称其缓释机制成瘾风险极低,是慢性疼痛患者的福音。
从此,一场耗时几十年的争论席卷美国,直到2025年的今天,仍是美国社会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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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施康定到底是医疗用品还是毒品,争议从未停止,但真正颠覆美国医疗格局的,不是药物成分,而是它史无前例的营销逻辑——医学市场一体化推销。
普度制药先找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高层柯蒂斯·赖特,在他协助下,奥施康定顺利通过低成瘾评估。
可几个月后,这位官员就跳槽到普度担任顾问,年薪六位数。这个离谱的“巧合”,正是典型的美式旋转门,当时却没引起任何监管警觉。
更关键的是普度如何“制造市场”:斥资数亿美元培训医生,资助疼痛管理继续教育项目和疼痛治疗协会,反复向医生灌输“慢性疼痛是被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奥施康定能帮患者恢复正常生活”。
他们给医生返佣、给诊所补贴、给患者免费样品,还通过公关散播“80%患者不会成瘾”的谎言——这句话毫无统计依据,却成功洗脑了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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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5年,美国医生开始大规模开具奥施康定处方,背痛、腰痛、关节炎,几乎所有疼痛都能“合法治疗”。
奥施康定销量暴涨,普度家族资产几年内飙升数十亿美元。但老话常说,凡事皆有代价,而这场骗局的代价,是无数美国家庭坠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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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蔓延,奥施康定埋下致命隐患
普度宣传的“缓释机制”,并非无成瘾性——只要碾碎药丸,缓释结构就会失效,其中的强效阿片类物质可直接注射吸食。患者从每日1颗涨到2颗、4颗,直到医生减少处方,他们就转向黑市。
美国社会起初选择视而不见,因为奥施康定的成瘾者不是街头瘾君子,而是工薪阶层、退伍军人、郊区主妇、退休老人——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成瘾被当成医疗问题,而非社会问题。
2007年,第一起奥施康定集体诉讼震动美国,司法部以误导性销售起诉普度,最终普度支付6亿美元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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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戈尔丁组织针对药物成瘾的抗议活动
可这对于他们当年90亿美元的营业额,不过是九牛一毛。普度不仅没停手,还通过律师游说各州议会,拓宽奥施康定销售渠道,向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推广。
这场“合法造神”,为美国芬太尼危机埋下第一个深坑:它教会美国人什么是阿片类依赖,制造了第一个全国性成瘾人群,更可怕的是,美国从未正视医疗监管不力的根源,反而将问题推给“药物滥用者本身”。
直到奥施康定改配方、断供,成瘾者疯狂寻找替代品,芬太尼顺势登场,危机彻底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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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太尼——从临床良药到“粉色死神”
芬太尼由比利时杨森制药在1950年代合成,是强效合成阿片类止痛药,镇痛效力是吗啡的50-100倍,常用于手术麻醉、癌症晚期止痛等临床场景,是非常有效的医疗工具,但剂量要求极高,脱离医疗体系就极具危险性——致死剂量仅2毫克,相当于几颗盐的重量,可抑制呼吸致死。
更关键的是,芬太尼是完全合成化学物,不依赖农作物种植,成本低、批量快、难以追踪,一间简陋实验室就能合成,这让它在奥施康定断供后,迅速成为成瘾者的“替代品”。
最早的非法芬太尼,并非来自墨西哥毒枭,而是美国境内的灰色医生和地下药房——医院库存的芬太尼贴片、注射剂被倒卖,临终关怀药物也通过护理漏洞流入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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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起,墨西哥锡那罗亚集团掌握芬太尼配方,招募化学专业学生建立合成点;印度、东欧等地的商家,也在黑市出售前体原料。
即便2019年东大全面监管芬太尼类物质,走私渠道仍能绕开官方,借道东南亚、印度进入拉美,再跨境流入美国。
10年内,芬太尼供应链完成致命转向:从合法处方药系统,滑入跨国非法黑市,最终以更廉价、更致命的形式,回到美国街头,被称为“粉色死神”——它被伪装成糖果、维生素、烟油,渗入中小学、电子烟市场,使用门槛越来越低,杀伤力却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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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的迟钝与分裂,危机愈演愈烈
2016年,美国疾控中心将芬太尼相关致死,定义为国家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喊口号容易,落实却难。
美国在这场灾难面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迟钝与分裂:联邦喊话、地方抱怨资源不足,医疗系统呼吁财政支持,拨款却被国会党政掣肘,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愿意负全责。
这和美国疫情初期的摆烂如出一辙——前疫情时代吹嘘预案完善,新冠一来彻底崩盘。
2017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宣布芬太尼滥用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却沦为空洞口号;2020年审计显示,紧急基金多年未被充分启用,很多州连成瘾治疗的资源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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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会通过《患者与社区支持法案》,承诺扩大药物追踪、推广治疗服务,看似全面,却暴露了美国的执政无力——联邦缺乏基层执政基础设施,各州因预算紧张、基层缺人、选民抵制,根本无法落实法案。
2021年,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警局因预算削减,合并芬太尼调查小组,同年该市芬太尼致死人数创新高;2022年,伊利诺伊州查获的芬太尼,足以制造1800万剂致死剂量,可戒毒、脱敏系统缺失,成瘾者只会重蹈覆辙,形成恶性循环。
反观东大,戒毒系统严格,即便如此,复吸率仍有20%(全球仅新加坡复吸率0%,因携带15克以上芬太尼即死刑),而美国连基本的戒毒床位都凑不齐,各级政府的回应始终滞后于危机扩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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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水外引,芬太尼问题政治化
特朗普政府后期至拜登政府前期,联邦层面开始将芬太尼泛滥,嫁祸给国外,扣上国家安全与外交责任的帽子。
特朗普多次宣称,芬太尼来自东大化工厂,毒害美国人民,新冠疫情后,更将其纳入中美对抗的宣传话术,美媒、政客纷纷将芬太尼形容为“东大的战争”,这毫无事实依据。
美国缉毒局2020-2023年数据显示,查获的非法芬太尼,绝大部分是墨西哥北部合成、陆路走私入境,部分前体原料虽可能来自东大、印度灰色渠道,但已无法直接溯源,且东大2019年就实施了全球最严格的芬太尼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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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身对药企监管松懈、打击灰色网络滞后,才是危机根源。东大曾多次表态愿意合作,却强调美国需从需求侧入手,解决国内成瘾、司法僵化、医保不足等问题,但美方始终不愿正视自身问题。
更讽刺的是,芬太尼问题被彻底政治化。2021-2023年,国会提出十余项芬太尼相关法案,却大多因党政、预算争议被搁置;特朗普的“建墙行动”,将芬太尼与非法移民绑定,宣称“修更高的墙就能阻止毒贩”,如今仍是共和党主流逻辑。
政客们选战期间设立反毒机构,选后就关闭空转;总统国情咨文承诺打击源头,却从未为戒毒治疗设立稳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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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缺陷,自欺欺人的“赢学”闹剧
东大始终强调,美国芬太尼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需求侧——不是供应国决定泛滥,而是美国能否像现代政权一样正常运转。
如今的美国,更擅长制造灾难故事,而非解决灾难本身。1996年FDA批准奥施康定上市时,美国就已经扔掉了防止这场危机的钥匙。
说到底,“自己有病让别人吃药”,是美国政客的老毛病。
普选制下,承认自身问题的政客会被选民抛弃,祸水外引就成了转移矛盾的最佳方式,可这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引发外交矛盾,让危机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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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但从不相信群众的判断。每当有人说东大公信力崩塌,我看一眼各类平台的群众言论,就觉得东大的公信力依然值得信赖——这也是我们坚持先锋队理论的原因,托洛茨基也曾说,无产阶级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自己领导自己。
美国芬太尼危机明明是自身应对不力,却非要赖到别人头上,还大肆宣传“美国赢了”,实在令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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