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5：与白求恩大夫同行

1

我回到多伦多的家，很容易就在圣约瑟夫医院找到一份差事， 被分配到外科手术医疗部工作，这里要应付的病很多，包括截肢、痛风、老年病，等等。

那时工资仍然很低，但我们总能想办法自娱自乐，当然大多数是自掏腰包。

但是一项新规定——8小时工作制开始实行了。

一天工作8小时，同每周工作40小时简直不敢比。

那时一周工作6天，月薪60美元。

一天下午，我正和病人说话，一位老人把《曼彻斯特卫报》上的一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的文章给我看，里面描述了中国人民受到轰炸的恐怖景象和他们所受的极端不幸与痛苦。

没人知道我去过中国。

老人因为有一点儿社会主义者的味道，我们有时在一起聊天，我管他叫“该死的赤色老家伙”。

这个绰号总能让他呵呵乐个没完。

后来在家里，妹妹伊索贝尔给了我一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的油印信——呼吁医生和护士去中国。

当天晚上，伊索贝尔在饭桌上倒豆子似的对我说:“共产党总部的萨姆·卡尔想明天两点钟见你。”

第二天是我的休息日，我很不情愿花时间去见他。

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还是去一趟。

到了多伦多市国工街的共产党总部，我颇不自在，根本就没有人认识我。

我敲了敲门，就听到萨姆的大嗓门:“进来，坐下吧！”

肥胖的萨姆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

他同我扯了几句我现在正干什么和过去干过什么的话，就说:“我们想请你跟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和一个美国人——法拉特大夫一起去中国。”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派我们去吗？”我问道。

“还会有谁！”他答道。

他告诉我说，白求恩大夫曾在西班牙组建了一个加拿大输血服务站和一个血库，刚从西班牙回国。

提到白求恩大夫，萨姆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让我觉得白求恩大夫一定是个圣人，至少也是共产党内的高级人物。

我以前也听别人说过白求恩大夫，但多数是不好的话。

我问他怎么会认为我适合做这个工作呢？

萨姆说因为我会讲中国话，而且了解这个国家。

“我想请你去照顾白求恩大夫。”萨姆用他那大拳头敲着桌子说。

我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醒过神来:“他是个大人了，也许不需要别人照顾吧。”

“你在医院挣多少钱？”萨姆接着问。

“1个月60美元。”

“不少呀！”他惊叫了起来。

然后又说了些护士多如牛毛之类的话。

我知道他们主要是看中了我在中国的经历。

而我那时也不打算很快结婚，也不想永远留在医院里干活儿，这些事想想都可怕。

所以，第二天我就给萨姆打电话，表示接受他的建议。

萨姆告诉我，我得先到纽约找刚刚成立的援华委员会，由它进行审查和做出决定。

这个委员会负责我将参加的医疗组所需的全部物资的经费和运送。

在纽约和平与民主联盟的所在地，我见到了白求恩大夫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

法拉特大夫并没有参加医疗小组，原因我一直不清楚。

另外一位帕森斯大夫在最后时刻才加入进来。

一位名叫西格尔的心理学博士对我进行了面试。

他详细询问我参加这次派遣活动的动机。

我过去从来没有同心理学科的人打过交道，心想，若是我来把他搞得晕头转向，而不是让他把我搞糊涂了，那该多有趣。

西格尔博士问关于我家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我对父亲的看法。

我毫不客气地回答，我对父亲不是很了解。

他强调说，他只是想了解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因为此项使命事关重大。

他还问我是否知道医疗组是由慈善性质的援华委员会主管的。

其实，这位博士完全知道我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比如中国话和中国的生活条件。

他自己到底清不清楚他问得有多么愚蠢！

第二天，我便离开了纽约。

援华委员会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2

新年过后几天，我到了温哥华，才再次见到白求恩大夫。

1938 年1月8日，我的一位苏格兰朋友吉米·米切尔，身穿整套苏格兰高地传统服装，演奏风笛送我登上“日本皇后”号轮船后，我才发现白求恩大夫和帕森斯大夫正靠着栏杆站着，我同他们握了手。

白求恩大夫问:“那见鬼的刺耳的风笛是吹给谁听的？"

“当然是给我听的了。”我回答道。

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说:“我绝不相信汤姆的女儿会是一个苏格兰民族主义者。”

我明确地回答他，他相信不相信，我都不在乎。

我们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启程的。

当时加拿大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事实上它向日本出售大量飞机、军火和废铁。

不干涉主义的意思，简单讲就是任何国家都能侵犯别的国家，而无须顾虑会受到所谓强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的惩罚、制裁或禁运。

“日本皇后”号轮船上的旅客主要是那些返回中国的传教士、去马尼拉的美军眷属和一些商人。

另外，还有十来个年轻的美国人， 他们的船票是到香港的，其实是要去中国当空军雇佣兵。

对于这一点，船上的人似乎并不介意。

航程艰险，轮船就像一只软木塞，被冬天的海浪抛起扔下。

有好多次，餐厅里只有我一个人用餐。

“为什么没人来用餐？”我问史密斯船长。

“你的脚是带蹼的吧。”他回答我。

大部分航程中，我们很少见到帕森斯大夫。

他就是偶尔露一面，也总是醉醺醺的。

帕森斯大夫是那种很特别的人，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曾在拉布拉多的格林菲尔教会工作过。

二十几天后，轮船到达横滨，两位大夫都登岸游览，但没有结伴同行。

日本海关和移民局对登岸人员的护照检查相当严格。

横滨的空气中依旧弥漫着烂鱼和污水的臭味，因此我一直待在船上。

白求恩大夫回来得很早，帕森斯大夫则在开船之际才回来，仍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

他们争吵起来，白求恩大夫怒不可遏地来到我的房间，坚持要发电报给援华委员会召回帕森斯，但我没有同意。

轮船驶近上海，迎接我们的是一片阴郁的景象。

吴淞被成群的士兵封堵，江面上挤满了各种型号的日本海军舰艇。

上海港停泊着许多意大利和德国的商船，灰色的英国、法国、美国的战舰也停在这里。

褪下炮衣的大炮闪闪发光，炮口直指对岸，显然是在炫耀武力。

在公共租界之外，日本兵沿岸盘踞，进行操练。

以前那些吵吵嚷嚷的小商小贩和人力车夫都不见了踪影。

因为我没有上岸，我的朋友们就上船来看我。

我们整天谈论这场战争，谈战争带来的变化和给平民百姓、工人、小业主带来的深重灾难。

我的朋友们认为不久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然后照常过日子；中国很快就会放弃抵抗，因为中国人缺乏持久性。

最后，我们互道“珍重”告别。

我觉得这些朋友简直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根本不明白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生活了，但不明白也好。

我劝他们去美国，买幢房子，以免日后落得无家可归。

但他们认为我杞人忧天，因为日本人从来没找过洋人的麻烦，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

就这样，我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上海。

人们总是如此目光短浅。

大约过了一天，我们就到香港了。

香港是个自由港，不用检查护照，但若登岸超过48小时就需要向警方备案。

白求恩大夫认为我们一定待不过48小时就离开了。

帕森斯大夫却不以为然，还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说他跟那些原定要帮助我们去汉口的人还没联系上，而且把住旅馆的钱全都拿去喝酒花光了。

他提议入住西尔维亚旅馆，

旅馆老板是他的朋友，我们可以在用人的房间里找到床位过夜。

其实这样很不划算，因为那个旅馆在九龙一带，光交通费就得花很多钱。

白求恩大夫气不打一处来，我从来没见过有人(我父亲除外) 像他这样大发雷霆的。

除了没动帕森斯大夫，看见什么踢什么。

他给纽约拍了电报，这次我也签了字。

3

我建议发一份电报给史沫特莱，托汉口的美国大使馆转交。

我相信大使馆里一定有人认识她或者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她。

两位大夫都认为我痴人说梦，像史沫特莱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同美国大使馆的人有交集呢？

我自告奋勇给史沫特莱发了电报。

不到两小时，就得到她的回电，说已经为我们预订了后天的航班。

于是，我们又上路了。

由于汉口受到空袭，飞机晚点了。

在香港启德机场，净是去中国的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政府官员以及传教士。

帕森斯大夫把我们携带的器械留在了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货仓里。

飞行途中，德国驾驶员把客机飞得很低以避免日本飞机的骚扰。仅仅1个星期之前，他驾驶的飞机碰上了日本战斗机，机尾被打了好几个洞。

两个多小时之后，飞机在长江南岸的武昌简易机场降落。

飞机一着陆，地勤人员马上就用伪装网把飞机掩盖起来。

我走下舷梯，看到一男一女正焦急地张望着。

“飞机上是不是有两位大夫和一位胖护士？”那位女士问我。

“我就是那个胖护士。”

我答道，“放心，两位大夫马上就会下来的。”

“我真不该说你胖呀！”她说。

接着又笑着说，她见到我们非常高兴。

这位女士就是史沫特莱，同她一起来的男士是杰克·贝尔登， 一位年轻的记者。

来接机的汽车司机把我们的行李放好，请我们上车，然后开车出机场。

我们上车坐好了，这辆老爷车却开动不起来。

负载太重，只好把所有东西都搬到人力车上，我们也都坐上人力车去赶摆渡轮。

只有白求恩大夫不肯坐，他认为坐人拉的车有失身份。

我们到的正是时候，渡轮刚好停在我们这边，只等警报一解除就开船。

这样的战争环境对我和帕森斯大夫来说都是从没有过的经历:一旦有紧急警报，一切交通工具、行人就静止不动了。

等候渡轮时，一群人力车夫和乞丐在我们身边推推搡搡，又喊又叫，为争一分半分钱大打出手。

乞讨的孩子最能磨人，一个劲儿地在车子旁边哀号:“没爹没娘！没吃没穿！”

当他们议论我们时，却是另一种语言了。

我一声不吭，等他们挤过来。

一个小家伙甚至想抢我的手提包。

结果，我把他好一顿臭骂，他才赶忙溜开了。

史沫特莱说她常想学点儿骂人的话，可惜她的词汇中总是缺少骂人的词语。

史沫特莱讲不好中国话，这使我很惊讶。

不带翻译，她简直寸步难行。

汉口是个港口城市，这一带的长江很宽，远洋轮船可以逆水航行2414千米，直到中国西部的重庆市。

汉口的渡轮很大，柴油做动力，有点像往返于加拿大安大略湖上的渡船。

它们能运载小汽车、公共汽车、救护车、旅客、行李、牲畜以及瓜果和蔬菜。

渡轮靠岸后，牲畜、农产品等先上岸，然后才轮到乘客。

4

那天寒风刺骨，但我们高高兴兴到达了目的地——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公馆。

那里聚集了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有作家、医生、使馆官员、飞行员、教师和传教士，等等，但他们并不全都信奉英国国教。

我们受到了德高望重的主教的热情款待。

主教的圣公会教堂被人称作“延安”，因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去那儿喝茶和讨论时事。

我们到达教堂时，正好是喝茶的时间。

桌旁只有我们5个人。

话题从中国扯到西班牙，从西班牙扯到英国，又从英国扯到美国，最后，又扯回汉口。

白求恩大夫果然是个健谈的人。

史沫特莱也滔滔不绝。

可惜帕森斯大夫除了自己的老本行，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他压根儿就不是搞政治的人， 有时发表的一些奇谈怪论，听起来幼稚可笑，白求恩大夫不置可否。

史沫特莱很有幽默感，善于嘲讽。

她的发型很不雅观，就像在头上倒扣着一个汤碗，碗上乱七八糟地沾着一些头发。

但她是个真正解放的妇女，而且很可能还是女权运动的最初倡导者之一。

她一会儿跟人讲笑话，一会儿放声大笑。

可是用不了多久，连她自己也看得出来，白求恩大夫并不欣赏固执己见的女人。

我们本来要在汉口听候中国政府的安排，但中国政府不久前迁去重庆了。

只有少数几个政府机构留在汉口，其中包括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些人员和军医署的一些官员。

因为人们估计1938年春季之前汉口就会落入日本人手里，大多数外国人已经把老婆孩子撤离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和秦博古来看望我们这些新来的人。

周恩来当时在蒋介石政府的军政部里工作，博古则负责协调八路军医疗服务的工作。

他们两位英语都讲得很流利。

这样，所有在座的人都可以直接交谈了。

当时，中国政府刚刚完成一项紧急的秘密工作，即在汉口以下的长江下游水域设置水雷。

但是，这个“秘密”也像中国其他的秘密一样，早已尽人皆知了。

无论如何，当地老百姓也会感到安全了一点儿。

因为，日本炮航只要两天就能开到汉口，布雷未必能阻挡日本人前进，但至少可以降低他们前进的速度。

日本飞机一到白天和月明之夜就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

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多。

医院对伤病员都处理不过来了。

药品和绷带常常供应不足。

火车和运输卡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开行，也就是说通常只能在夜间开行。

要等到下午5点过后，空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

没有月亮的日子，日本飞机会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5点钟飞来投弹；有月亮的话，空袭时间还要更长。

到达汉口的当晚，史沫特莱、两位大夫和我就住在路德教会林可胜医生的家里。

林大夫向我们解释说，他的得力助手理查德·刘大夫去和军医署负责人开会还没回来。

他说既然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向政府提供服务，那么就该让刘大夫也参加所有涉及我们工作的会谈。

刘大夫一到，我们就开始商谈了。

刘大夫觉得我们在军医署下没有什么好干的，不如到红十字会去。

林大夫问我们是否愿意去八路军那边工作。

根据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协议的条文，林大夫有责任派医疗队去共产党统治区。

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人，他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红十字会工作计划。

他打算建立一个各医院相互合作的系统，并建立一个救护队，负责把重伤员运送到后方医院。

林大夫先前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的主任，现在的工作同以前的职务迥然不同。

先前的职位是个待遇优厚的差事，而现在当红十字会负责人，月薪只有200元钱。

他手下的大多数医生和护士都怕去共产党统治的地区。

白求恩大夫说他倒非常乐意去，甚至说根本就不想去别的地方。

白求恩大夫说话惯于把他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开门见山。

他转身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去。

我回答说当然愿意。

但美国人帕森斯大夫不愿意与我们同行。

这样一来，美国一加拿大联合医疗组就宣告解体了。

我们甚至费尽了口舌，才勉强让帕森斯大夫答应把美国委员会提供给医疗组的物资交给我们，又经过了一番跺脚、叫喊，以至咒骂，最后他才同意把提货单据交给林大夫。

至于红十字会什么时候才能把这批东西运来，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地的交通已经中断，通往香港的铁路、公路有好几处都被切断了。

后来，周恩来走进来，欢迎我们去八路军卫生部工作。

他说，他没有别的东西能给我们，只有一样，就是艰苦的工作。

白求恩大夫也不可能指望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有一样，就是大批伤员的感激之情。

这就是我们到达中国第一天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