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丨世界终将怀念西方的虚伪

The World Will Come to Miss Western Hypocrisy

赤裸裸的交易型秩序对所有人都意味着麻烦

本文作者：马蒂亚斯·斯佩克托（Matias Spektor） 是圣保罗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Fundação Getulio Vargas）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

2026年1月29日

Jonathan Ernst/ 路透社

本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登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讲台，对国际秩序作出了直率的判断。他指出，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一边宣扬所谓“基于规则的体系”，一边心知肚明这套体系充满虚伪：它们高举自由主义理想，却屡屡豁免自身遵守；鼓吹自由贸易，却选择性地执行；口口声声讲国际法与人权，却对盟友与对手区别对待。“我们参与了这些仪式，却大多回避指出言辞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卡尼承认。这套体系之所以尚可容忍，是因为它提供了稳定，也因为美国虽奉行双重标准，却仍提供了其他西方国家所依赖的公共产品。但用卡尼的话说，“这笔交易如今已不再奏效。”

卡尼称之为国际体系的“断裂”，其根源正是这笔交易的崩塌。强国——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治下的美国——不仅抛弃了维系国际秩序的规则，也放弃了其行为应受原则指导这一伪装。卡尼正确地指出，某种根本性的东西已然改变。但他呼吁中等强国和新兴大国停止对一个破碎体系空喊口号时，低估了当这种“伪装”消失后，随之而去的还有什么。

卡尼坚称，即便“基于规则的秩序”整体衰落，像加拿大这样的小国仍可坚守某些自由主义价值观。然而，中等强国究竟如何完成这项“抢救任务”仍完全不明朗，更不清楚在美式秩序留下的废墟之上，是否真能诞生一种新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机制。这令人担忧。一个强国不再感到有必要为其行为提供道德辩护的世界，并非更加诚实——而是更加危险。当大国被迫以道德语言为其行为辩解时，弱国便获得了杠杆：它们可以诉诸共同标准、援引国际法，并要求言行一致。但一旦连“原则”的表象都不必维持，强国便可为所欲为，只知自己仅会受到他国实力的制约。由此滋生的不稳定，最终连强者也无法幸免。

虚伪的一点帮助

虚伪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在大国之间滋生怨恨与不信任，也通过迫使各国对其宣称坚守的道德标准负责，从而约束权力。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以民主与人权的语言为其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辩护，尽管其实际行动常与这些理想相去甚远。这种虚伪并非无人挑战。盟友与不结盟国家都曾反复引用美国自己的话语，批评其行为，要求其在实践中与其所倡导的原则保持一致。这种压力产生了切实成果。例如，1975年，面对国内外的审视，美国国会成立了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调查情报机构的行为，包括其海外秘密行动。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重塑了对美国情报活动的监督机制。

这种压力延续至冷战后时代。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以国际法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为由进行辩护。但随着武器从未被发现，这些论点彻底崩塌。国际社会对入侵的强烈反弹，恰恰是因为华盛顿声称自己是在“基于规则的秩序”内行事。类似动态后来也出现在美国在多国使用无人机打击的问题上。随着奥巴马、特朗普等数届政府扩大无人机项目，国际法学者、盟友及公民社会组织纷纷援引美国对正当程序和法治的承诺，要求对其杀戮行为问责。作为回应，华盛顿发展出法律理据，收紧打击目标标准，并接受了对其无人机使用地点与方式更严格的政治审查。

虚伪所提供的约束始终是不完美的。美国的权力依然占据上风。但“必须辩解”——至少维持原则性行动的表象——这一义务制造了摩擦。它赋予弱国一种抵抗的语言，也让大国行为即使不完全、也多少需对超越赤裸利益的某种东西负责。

无道德的美国

近年来，这种动态已急剧弱化。当前时代的决定性特征，并非美国违背了它曾倡导的原则，而是它越来越不再觉得有必要以这些原则为其行动辩护。过去历届政府尚以法律、合法性或普世自由价值的话语包装美国权力，而如今的华盛顿则以赤裸裸的交易语言为其外交政策辩护。

这一转变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已清晰可见。2018年，当他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朗核协议）时，并未声称德黑兰违反了国际规范，或协议危及地区稳定，而是简单斥之为“对美国不利的坏协议”。同样，在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事件后，特朗普为维持美沙关系辩护时，并非诉诸战略必要性，而是强调军售和就业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在这两起事件中，华盛顿并未否认基本事实，而是直接否认需要道德正当性。

在其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彻底抛弃了正当化语言。当他因丹麦等七个欧洲盟友反对他收购格陵兰岛的企图而威胁对其加征关税时，他并未以共同利益或联盟义务为由，而是明确将其视为一种施压手段——一项旨在榨取领土让步的交易性要求。同样，2025年2月，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制裁国际刑事法院（ICC），并非因其质疑ICC的法律权威或提出替代问责框架，仅仅因为ICC调查了他的盟友、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这些行为并非以更高目的或必要性为由对既有原则的“违反”，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宣示，连原则的伪装都已抛弃。

华盛顿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拒绝援引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弱国与之抗争的条件。批评者可以谴责特朗普政策粗鄙或自私，却难以指责其“虚伪”——因为当美德的宣称本身已被放弃，言行之间便不再存在差距。权力不再诉诸普世原则，而是主张特殊权益。其结果不仅是外交风格更趋强硬，更是美国行使权力的根本逻辑发生转变——关键在于，他人抵抗这种权力的方式也随之改变。

再无道德高地

乍看之下，放弃道德辩护似乎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果虚伪损害信誉并招致反弹，那么拒绝道德主张似乎是一种更高效的权力行使方式。当纯粹的物质与政治利益占上风时，不再需要为声誉付出代价。一些观察家欢迎这种转变。巴西资深外交官塞尔索·阿莫林（Celso Amorim）就曾表示，特朗普“没有虚伪”，只有“赤裸而原始的真相”，这让各国能摆脱对美国真实动机的幻想，直接谈判。

但效率是有代价的。当大国不再感到有必要为其行为辩护时，过去围绕合法性展开的争论，越来越多地变成对杠杆力的测试。制裁便是典型例证。在旧秩序下，实施制裁的一方需解释其措施如何针对具体违规行为，并符合共同规则。2015年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伊朗核协议时，详细列举了伊朗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并将协议呈现为一个可核查的法律框架。而今天，大国可单纯为推进自身利益而实施制裁。例如，2025年8月，特朗普对印度加征50%关税，并非因为印度违反贸易协定，而是因他对新德里拒绝其在印巴紧张局势中担任调停人的提议感到个人不满。在此类体系中，讨价还价取代说服，服从更多依赖胁迫而非共识。国际政治失去了可用于协商争端的语言，使强者得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结果。

这种转变对最强大的国家而言或许看似可控——它们能轻易施加成本并承受反弹。但对全球体系整体而言，却更具破坏性。失去虚伪所带来的约束压力后，权力运行的缓冲与中介机制减少，一种赤裸的等级秩序浮现，合作更难维系，冲突更易升级。

中等强国，巨变来临

这一转变的成本并非均摊，其影响甚至波及美国自身利益。最明显的后果体现在美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上：共享标准与道德正当性的消失，正使华盛顿更难通过制度管理冲突，而只能依赖其杠杆力。冷战后大部分时期，诉诸共同规则使全球南方国家能在不使争端沦为纯粹实力较量的情况下，抗衡美国施压。

巴西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后来者，巴西长期抵制全球自由贸易规则。但一旦加入该体系，便学会利用规则谋利。21世纪初，作为主要棉花生产国，巴西以美国通过补贴国内棉花产业违反世贸组织（WTO）义务为由，在WTO框架内发起诉讼。华盛顿败诉，被迫作出让步。这场争端在双方共同接受的国际法律框架内展开，既维护了双边关系，又扩大了贸易。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日美国对巴西的贸易政策。2025年，特朗普对巴西出口商品大范围加征关税，并非基于贸易违规，而是报复巴西国内政治事态——特别是司法部门对特朗普政治盟友、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采取行动（后者曾试图推翻选举结果但失败）。巴西并未诉诸多边贸易规范，而是转而降低对美依赖，并暗示其稀土储备可成为谈判筹码。局势缓和仅在美国在巴西有重大利益的企业向白宫施压后才出现。

美国与其最亲密盟友的关系也呈现同样转变。数十年来，德国等国之所以接受与华盛顿的不对称伙伴关系，正是因为共同原则、规则与制度使其能在国际体系中发声。多边主义并未消除美国主导地位，但软化了它。

二战后西德（1990年后为统一德国）与美国的关系正是建立在此逻辑之上。深度嵌入北约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德国领导人，依靠法律、制度与程序主义来管理与华盛顿的不对称关系。争端被框定为共同秩序内部的辩论，而非权力对抗。1970年代，当美国向波恩的西德政府施压，要求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核技术时，波恩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核供应国集团接受了限制，将商业利益置于两国共同认可（尽管由美国主导）的防扩散规范之下。这种做法使其能在保持关键盟友身份的同时，有选择地抵制美国权威。

然而，随着华盛顿停止以自由价值观和规范为其行动辩护，这一平衡已被打破。特朗普以赤裸裸的交易语言向德国施压：关税被当作杠杆，次级制裁威胁与能源政策挂钩，安全承诺被重新定义为“保护服务”。德国的回应是减少对美依赖：加倍推进欧洲产业政策，投资能源与防务自主，并多元化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柏林正在为自己构筑一道屏障，以应对一个美国权力仅靠杠杆运作、依赖华盛顿反而成为弱点的世界。

加拿大面临类似困境。特朗普已威胁对加拿大征收惩罚性关税，并要求其放弃独立能源政策以迎合美国利益。更甚者，特朗普多次暗示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与德国一样，加拿大也开始降低对华盛顿的依赖，加速多元化贸易伙伴，并加强与其他大国的联系。两国都在追求某种“战略自主”——在美国不再以共享规范自我约束的背景下，努力维护决策独立性。这正是卡尼在达沃斯演讲中所指出的新国际“断裂”的核心特征：基于规则的秩序崩溃后，即使最亲密的美国盟友也不得不将美国视为一个需加以对冲（或如加拿大所面临的，需加以防范）的强权，而非一个受共同原则约束的伙伴。

告别一切道德

对美国而言，放弃道德正当性的影响是严峻的。这种放弃不仅侵蚀美国的优势，更触发其伙伴的战略多元化，而这可能瓦解美国曾主导的体系。美国权力的独特成就，从来不是支配本身，而是将支配转化为其他国家的真正认同。仅靠交易维系的联盟或许能存续，但更为脆弱，在最需要领导力时更难动员。失去原则的语言，美国也就失去了使其权力强加于人变得可被接受的能力。

虚伪的消失可能被误认为进步。它或许让人感觉更诚实，终结了双重标准、作秀与自欺。但虚伪曾在国际秩序中发挥结构性作用，而这一秩序如今正被拆除。通过宣称以共同原则之名行事，强国使自己暴露于质疑之下。这种脆弱性赋予弱国杠杆，使盟友能在不导致关系破裂的前提下管理不对称，并帮助将支配转化为他国即便不满也能接受的东西。

当然，这并非主张恢复一个已不复存在的世界。基于规则的秩序从未如其所宣称的那般有原则，虚伪常常掩盖不公，如同约束权力一样。但通过假装以普世价值之名行事，强国至少承认了这些价值的重要性。当强国不再感到有必要为其权威正名时，曾经依靠共识维系的国际体系，便退化为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冲突将更频繁且更难控制。虚伪的悖论在于：它在赋能权力的同时也限制了权力。美国很可能终将发现，赤裸的支配，远比一个虽有缺陷、却曾让他人有理由相信的秩序更难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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