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陈念棣等：上饶集中营里的斗争

原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陈念棣

编者：1941年1月，时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指导员队指导员的陈念棣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被俘，关押于国民党“皖南特训处”，在狱中任秘密党支部组织委员。随后，转囚到上饶集中营“特训班”第三区队，任秘密党支部书记。“特训班”改为“东南分团”后，陈念棣任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书记，在狱中秘密组织暴动越狱工作。1942年6月17日，在从上饶被押往闽北途中，由陈念棣、王东平、阮世炯、赵天野组成的上饶集中营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在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赤石镇成功地组织越狱暴动。

上饶集中营里的斗争

陈念棣 黄迪菲

上饶集中营里看管我们的措施非常严密。白天不准我们走出每个队的营门，夜晚起床大小便也要经过允许。在每个队的营门口，日夜都有荷枪实弹的宪兵守卫。在营房的四周，都筑有带铁丝网的围墙。在围墙的出入口和围墙外的丘陵山岗上，都布满了哨岗。在集中营周围30华里以内，由第三战区的特务团设立内层警戒线；在东到浙江金华，西到江西贵溪，南到福建崇安，北到安徽太平的方圆数百里内，由各地军警设立外层警戒线。我们就是在这样里里外外、层层叠叠的包围封锁圈里，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感化”和反“感化”斗争

1941年3月，上饶集中营一成立，卢旭和张超两个特务头子就公开诱劝我们说：“只要认识错误，悔过自新，国民党中央就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并宣布：“政治训练6个月，毕业后分配工作。”所谓“政治训练”就是“感化教育”，是企图用上课、开讨论会和个别谈话等的“政治训练”方式，来“感化”我们“悔过自新”，变节投敌。因此，反“感化”斗争就成为我们对敌斗争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战役。

我们的同志被押到上饶集中营初期，就先后在“军官大队”、“特训班”、七峰岩和石地监狱建立党的秘密支部，有了党支部为核心，我们的反“感化”斗争也就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了。

揭露敌人的丑恶嘴脸。上课是敌人“感化”我们的重要手段。讲课人有集中营的专职教官，有特邀来的以反共闻名的“名流”。还有一次，是一个所谓“名流”来讲课，他上台很客气的说：“今天兄弟到这里来与诸位相见，非常荣幸，见到各位英气勃勃的精神，使我脆弱的灵魂深受感动。”他客套之后，言归正传，胡言乱语地评论开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坐在前排听课的一个女同志，突然“啊……啊……啾……”一个响亮的大喷嚏，引得哄堂大笑。那“名流”满脸透红，勉强敷衍下课。他向教务处声明下次不来讲了，因为他脆弱的灵魂经不起打击。这就是雅号为“腕弱的灵魂”的“名流”。最逗人的是那个特训班上校总于事杜筱亭。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们集合在大操场上做“总理纪念周”，杜当主席。他身穿黄色毛料军装，戴着白手套，毕恭毕敬，站在主席台上，面对孙中山遗像，背对我们，像和尚念经似地背诵“总理遗嘱”，要我们全体肃立跟著他一句一句的背诵。谁知背到中间，这位上校的喉咙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他哑然无声呆立台上，足有5分钟之久。我们正在纳闷，只见上校转过身来，嬉皮笑脸地说：“刚才忘记了，一时背不出，所以自动在总理遗像前罚站3分钟，以示惩戒。”这就是一位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的一副令人捧腹的丑态。揭露这些丑恶的嘴脸，使我们有些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从此更认清了国民党反动营垒里有如此众多的寡廉鲜耻之辈，也认识了冒充斯文的特工群，原来是一堆发臭的垃圾，因而更深信不继续革命是无法扫除这些废料的。

痛斥敌人的造谣诬蔑。叶挺军长在这方面也是我们的好榜样。1941年4月，叶军长被监禁在李村。有一天，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重叙“旧交”为名宴请叶军长。席间，顾祝同诬蔑新四军奉令北移为违抗军令，触犯军纪，并说这都是项英受了延安的指使。顾祝同劝叶军长要识时务，不要代人受过，只要对新四军违犯军纪问题发表一个宣言，就可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等等。叶军长当即指斥这是“胡说”，并严词斥责蒋介石、顾祝同“反复无常”，“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陷害新四军”。他要求顾祝同转告蒋介石“立即释放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的干部战士”。他斩钉截铁地表明了自己“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的态度。新四军被捕的高级干部如冯达飞、李子芳、黄诚等同志也都有痛斥敌人的事例，都为我们作出了好榜样。有一次，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亲自跑来“劝降”。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的黄诚同志把他驳得瞠目结舌，无话可说。黄诚同志说：“你们一再给我们加上‘叛变’的罪名，究竟是谁叛变？自从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你们一再制造摩擦，煽动反共，我们委曲求全，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渡江北上，你们却发动皖南事变暗害我军，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使日本鬼子万分高兴，全国人民无限悲愤，这种行为，不是正说明你们对祖国人民的背叛吗?……”黄诚同志义正辞严，驳得张超脸红脖子粗，连声叫嚷：“住口！住口！”可是黄诫同志根本不听敌人的，继续说：“你们口口声声要我们悔过，我们新四军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一不投降卖国，二不烧杀抢掠，一心为了抗日救国，消灭日本鬼子，我们有什么过要悔？真正要悔过的是你们……”张超无言可答，再也听不下去，悻悻地走了。

“熔化”与反“熔化”斗争

1941年9月，集中营的头子决定将军官大队和特训班分别进行重新编队。在军官大队，他们把几个中队里已经查明的“顽固分子”基本上集中编为第三队；在特训班，他们把第三区队(新四军的被捕干部)和第一、二区队(东南几省捕来的同志)里已经查明的“顽固分子”分散混编。这种不同的编队法，看来前者是为了便于有重点地加强压力，后者是为了便于各个击破。三队的队长曾恭生，同志们叫他“曾魔王”，他是曾国藩的后代。他向三队的同志们狂叫：“就算你们是钢铁，我也要熔化你们。”因此，反“熔化"斗争就成为我们对敌斗争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战役。

敌人要“熔化”我们的第一着，是以加强军事管理为名，在日常生活中百般折磨我们。臭名昭著的“四大周”，即整齐周、清洁周、迅速周和清乡周，就是敌人折磨我们的重要手段。只要我们稍一触犯规定，敌人就处罚我们脱下长裤跪煤渣，戴了脚镣抬木柴，或“三点成一线”(脑门、膝盖、脚趾尖或垂直线)，两手向上举，两腿半分弯，长时间站着晒太阳，或在烈日下长跑等。这里只说一说整齐周。

所谓整齐周，就是要我们在一周里做到站队、行进、出操、上课要整齐，叠被子、挂面巾、摆茶缸、放服装要整齐，集体唱歌要唱整齐。敌人残忍整人的“四大周”是很狠毒的一步棋，但还是“熔化”不了我们，有时还遭到我们顽强的反击。有一次，我们40多名女同志因内务不够整齐，被罚跑步，集体跑步时，带队的队长要跟着跑着前后督看。为此，她们咬紧牙关一段劲儿跑，队长喊“齐步走”，不理，喊“立定”，不昕，一直跑了两个小时，一个也不下来。那位队长起初还想拼一拼，后来实在挺不住，只好躲到操场外面休息去了。这时，她们才自动停下来。从此，她们就没有再被罚集体跑步。

敌人“熔化”我们的第一步棋没有压服我们。敌人的下一步棋一定会更狠毒，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我们的党员和非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经受住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黄瑞祥同志是一位越南华侨青年，非党员，皖南事变前两个月，到新四军教导队第四队学习，在皖南事变中分散突围时被捕。因此，三队的曾魔王看准他作为容易攻下的第一个目标，命令他写一篇“新四军叛国真情”或批评共产主义的文章。但出乎曾的意料，黄瑞祥作了这样的答复：“我不能写，我是中国人，我不能说抗日就是叛国，这样的文章只有汪精卫之流才写得出。”这就激怒了曾魔王，他怒斥黄瑞祥道：“你是军人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命令你写，你就得写。”黄理直气壮地反问道：“假如有一个军官，命令他的部下去强奸自己的母亲，他也该服从吗？”曾魔王理屈词穷，凶相毕露，命令夺下黄的近视眼镜，剥掉黄的军棉衣，送进禁闭室。深夜，又将黄押到操场，勒令他在刺骨的寒风中跪读《三民主义》。天明，又将黄带到曾魔王的房间里。曾问：“《三民主义》读了没有？”黄答：“没有读。”“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早已读熟了三民主义。”“那么，你信不信仰三民主义呢？”“不信仰。”“为什么不信仰？”“你们自称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而今天拿这副手段来对待我，叫我还能信仰你们的三民主义吗？”“好顽固的东西！”曾魔王一声咆哮，挥拳猛击黄瑞祥的胸部，打断了他的一根肋骨，一直把他击昏倒地。

茅家岭暴动

5月25日下午，有几个卫兵押送两个新来的同志去杨家湖特务机关受审，管理员带了几个卫兵押送两个同志去周田村，卫兵排长上午就带了两个班长去连部开会，看守监狱的只有两个下士班长和五六个卫兵，是敌人看守我们兵力最薄弱的时候。吃过晚饭，暴动开始，李季直同志假装去牢房大门外的厕所大便，然后回到了大门口，杨才同志借口打水(水缸在大门内)，也到了大门口。他们两个人合力关上大门，不让门外的卫兵冲进来。当杨才和李季直把大门关上的时候，同志们都发出“冲啊!”的呼喊，光着脚，从禁闭室里冲了出来，分别奔向第一、第三卫兵室、排长室和管理员室夺取武器。李传有同志在夺门卫的枪，正在相持不下，陈子谷同志跑过去用手榴弹对准那个卫兵的头，就是一锤子，吓得他连忙松手，放下步枪逃跑了。这时孙锡禄和杨才两同志已从排长室里扛出一挺轻机枪，龚全福同志从第一卫兵室扛出一挺轻机枪。他们决死拼杀，夺得敌人轻机枪两挺，步枪9支，手榴弹39枚，胜利地冲出茅家岭地狱。

浩气长存

在上饶集中营里的对敌斗争中，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我们的同志一批又一批地牺牲在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血腥屠刀之下。光是在赤石暴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同志被敌人枪杀和活埋在赤石东南茶树丛中的就有141名!秦扶峰同志当赤石暴动时在第三队，他是被敌人枪杀和活埋的141名同志中的一个，他没有被敌人杀死，负伤脱险归来，至今健在的唯一幸存者，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永远忘记不了的1942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初六)，下午3时左右，曾恭生睁着满布血丝的眼睛，以重新编队为名，手里拿着名单，点着肖余生、郭胜、路垣、金科中、叶洪章、高路易、王之燕、周楚钦、郑平、李丹、秦扶峰、张鸿九、应振有、林××等14个同志的名字。我们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纷纷将自己的东西分送给没有点到名的同志，和他们告别。王之燕同志当即念了一首诗，以此来鼓励大家的斗争情绪，这首诗是：‘浩气永长存，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我们刚刚走出大门，早已等候在门口的宪兵蜂拥而上，把我们押解到赤石东南二三里路的山坳里，通过一片茶树地，进到一座半山腰的空庙。敌人不准我们说话，四周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风吹动松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一会儿，宪兵提着驳壳枪站在门外，手里拿着名单，一个一个地叫人出去。后来点到我，出门一看，见被叫出去的同志都一个个被反绑着双手，正要开口质问，宪兵不容分说就把我的双手绑起来，并说：‘不准讲话!再讲，看我的刺刀!’我们14个同志被押解到庙后山坡上预先挖好的土坑边。突然，一个宪兵大声命令：‘跪下来!’我们谁也没有理他，个个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昂首挺胸站立在那里。王之燕同志领头高呼起口号：‘打倒妥协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法西斯独裁者蒋介石！’‘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正义的吼声，震撼着山谷。同志们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敌人为之丧胆。宪兵们慌了手脚，对着我们乱发枪弹。‘砰、砰！’‘砰砰……!’同志们怒视着敌人，摇晃着身子，慢慢倒了下去。我后脑中了一弹，痛昏过去，也随着倒下了。”

确凿的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同志不仅在监狱里，在对敌斗争中，是慷慨激昂，一往无前，而且在刑场上，在敌人的屠刀下，也是义无反顾，视死如归。这是我党的骄傲，是我们人民的骄傲。他们的躯体是永远埋在地下了，但他们的浩然正气将同日月争辉，随河山长在。（选自叶涵编《火种在这里点燃 革命回忆录 游记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