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煤矿工作时和一个女人搭伙过了5年，20年后，我发现她的身份

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想起来，矿上那会儿的日子就像蒙了层煤灰，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我是1998年到的山西那个煤矿。当时家里穷，老父亲瘫在床上，底下两个弟弟还在读书，我是老大，没得选。矿上招工的说，下井工资高，干得好一个月能拿八百，顶得上老家半年收成。

第一次下井的时候，我二十一岁。罐笼往下沉，耳朵嗡嗡响，巷道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头顶的矿灯劈开一小片光。那时候我才明白，钱都是用命换的。

矿工宿舍是简易板房，八个人一间，冬天漏风夏天闷热。矿上没几个女人，只有食堂打饭的几位大嫂，还有矿医院那个总板着脸的护士。

遇见她是在来矿上半年的一个雨天。

那天我上早班，出井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雨下得跟瓢泼似的。我没带伞，把工作服顶在头上就往宿舍跑。路过矿门口那排小平房时，看见个女人蹲在屋檐下，面前摆着个小煤炉，正费力地想把它搬进屋里。

炉子看着不轻，她试了几次都没挪动。雨水已经打湿了她半边身子。

“大姐，我帮你吧。”我走过去。

她抬起头。矿灯的光照在她脸上，我看清那是张不算年轻但很干净的脸，三十出头的模样，眼睛特别亮，在雨夜里像两颗星星。

“麻烦你了，兄弟。”她说话带点河南口音。

我一把拎起煤炉送进屋里。屋子很小，也就十平米，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简陋的衣柜，墙角堆着些白菜土豆。

“你也是矿上的？”我问。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在矿上小学当临时工，教孩子们认字。”她擦了擦脸上的雨水，“还没吃饭吧？我刚下了面条，一起吃口？”

我本想推辞，但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她笑了，眼角挤出细细的纹路。

那是我第一次吃她做的饭。很简单，清汤挂面，撒了点葱花，卧了个鸡蛋。但那是我来矿上后吃过最暖和的一顿。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秀兰，丈夫前年矿难没了，矿上照顾，让她在小学帮着教课，算是给口饭吃。她没孩子，一个人住在那间小平房里。

矿上的日子苦，下了井不知道能不能上来。每次罐笼往下走，我都觉得心脏要跳出来。时间长了，人就麻木了，今天还一起说笑的兄弟，明天可能就只剩下一堆浸血的工作服。

我开始常去秀兰那儿。起初是偶尔，帮她搬点重物，修修漏雨的屋顶。后来几乎每天下班都去，在她那儿吃晚饭，说说话。她总是安静地听我讲井下的见闻，讲老家的父母弟弟，从不打断。

有天晚上，我从她那儿出来时，她叫住我：“大成，你要不……搬过来吧。”

我愣住了。

“你别多想，”她低下头，手里搓着衣角，“我就是想着，你宿舍八个人挤着，我这儿空着也是空着。咱们……搭个伙，互相有个照应。”

我看着她被煤油灯照得柔和的脸，点了点头。

就这么的，我们搭伙过上了。

矿上这种事不少。两个孤单的人，在看不到明天的日子里，互相取暖。没人说破，也没人多问。大家都活得不易，懂得给别人留条活路。

秀兰把屋子隔成了里外两间，用一块旧布帘子分开。我睡外间，她睡里间。每个月发了工资，我交她一半，剩下的寄回老家。她用那些钱买菜买粮，偶尔给我添件衣服。

她手巧，能把最简单的食材做得有滋有味。土豆能变着花样做出七八种菜，白菜能腌成爽口的咸菜。每次我下井前，她都会在我的饭盒里装得满满的，底下总藏着个煎蛋或几片肉。

“井下耗力气，多吃点。”她总是这么说。

晚上，我们常常坐在屋里，她补衣服，我磨矿灯。有时候她会教我认字，说矿工不能一辈子只会挖煤。我学得慢，她从不着急，一遍遍地教。

“你写得不错，”有一次她看着我在旧报纸上歪歪扭扭的字，“比我们班有些孩子强。”

我心里暖烘烘的，像喝了口烧刀子。

五年，整整五年。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矿上的老工人，她眼角的皱纹深了些，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我们像真正的夫妻，又不像。睡在两个房间，最亲密的接触也不过是过马路时我拉一下她的胳膊。但我知道，这五年是我人生中最踏实的一段日子。

矿上的人慢慢把我们当成了一家人。有人叫她“大成家的”，她听了只是笑笑，不承认也不否认。

2003年秋天，我接到老家电报：父亲病危。

我请了假往回赶。走的那天，秀兰送我到矿门口。她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有点钱，你拿着应急。还有两件新织的毛衣，给你父母的。”

“我很快回来。”我说。

她点点头，眼睛有点红：“路上小心。”

父亲终究没挺过去。办完丧事，家里一堆烂摊子等着收拾。两个弟弟一个考上大学需要学费，一个想做生意需要本钱。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抓着我的手不放：“大成，这个家不能散啊！”

我在老家待了三个月。给秀兰写过两封信，都没回音。我想可能是矿上地址变了，或者她没收到。

等我把家里安顿好，已经是2004年春天。我带着给秀兰买的一条红围巾——她说她从来没过过生日，我就把我们在矿上遇见的那天当作她的生日——回到了煤矿。

小平房锁着门。

邻居说，秀兰一个月前走了，说是家里有事。我问她去哪儿了，邻居摇头说不知道。

我在矿上等了一个月，问遍了所有人，没人知道她的下落。矿小学说她辞职了，连最后一个月工资都没领。

她就这么消失了，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我继续在矿上干了两年，直到一次井下事故伤了腰，不能再下井。矿上给了笔补偿金，我回了老家，用那笔钱开了个小卖部，娶了个本分女人，生了孩子。

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秀兰成了我心底的一个结，偶尔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来，心里会疼一下。我想过找她，但天下之大，去哪找？也许她有了新的生活，我不该打扰。

直到今年春天。

我在店里看店，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请问是王大成吗？”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我是。你是？”

“我叫李晓雅，我母亲……想见您一面。”

我愣住了：“你母亲是？”

“李秀兰。”

我的手开始发抖，差点拿不住手机。

按照地址，我找到了那座南方小城的养老院。在二楼的阳光房里，我看到了秀兰。

她老了，头发全白了，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毯子。但那双眼睛，我还是认得出来。

“大成。”她笑了，还是那样温柔的笑。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喉咙堵得说不出话。

“对不起，”她先开口，“当年不告而别。”

我摇头：“是我该说对不起，家里事一拖就是那么久……”

我们聊了一下午。她说她离开煤矿后去了南方，在服装厂做工，后来自己开了个小裁缝店。女儿很争气，考上了大学，现在是一名医生。

“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我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看向窗外：“大成，有件事，我瞒了你二十年。”

我等着。

“我不是李秀兰。”她说，“我的真名叫周慧文。”

我愣住了。

“我的丈夫……确实是矿工，也确实在矿难中去世了。但他不叫李秀兰丈夫那个名字。”她的声音很轻，“他叫张志强，是那场事故中，把你从塌方区推出来的那个人。”

记忆像闸门一样打开。2001年，井下工作面突然冒顶，我吓傻了，呆在原地。是那个平时不爱说话的老张，一把将我推开，自己却被埋在了下面。

“他救了你，”秀兰——周慧文——的眼睛湿润了，“他是我丈夫。那天在矿门口，我不是偶然在那儿。我是专门等你的。”

“我想看看，我丈夫用命换来的人，长什么样。”她擦了擦眼角，“后来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又听说你家里的情况，我就……”

“所以那五年，你是替老张……照顾我？”我的声音在发抖。

她摇头：“开始是的。但后来，是真的想照顾你。”

她告诉我，老张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别恨那孩子，他还年轻”。她带着怨恨来到矿上，却在那五年里，看着我从一个惊恐的年轻人，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矿工。

“你每次安全出井，我都觉得，老张的命没白丢。”她说，“你成了我在这个世上最后的牵挂。”

我握住她枯瘦的手，眼泪终于掉下来。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怕你背负太多。”她反握住我的手，“五年后我离开，是因为我觉得你长大了，能自己走下去了。也因为我需要开始自己的生活。”

女儿晓雅走过来，轻声说：“母亲三年前中风后，就一直念叨着想见您。她说这是她最后的心愿。”

我在养老院待了三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煤矿，关于那五年，关于各自后来的人生。

最后一天，我要走了。她让我推她去院子里晒太阳。

“大成，我这辈子，有两个丈夫。”她平静地说，“一个用命救了你，一个用五年陪了你。我都爱过，也都被爱过。值了。”

我跪下来，把脸贴在她手上。

“谢谢你，秀兰。”

“该说谢谢的是我。”她摸着我的头发，“那五年，我也活过来了。”

回老家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想起矿上那些灰蒙蒙的日子。想起她做的热汤面，想起她在灯下补衣服的样子，想起每次下井前她塞给我饭盒时眼里的担忧。

二十年了，那个谜终于解开。但答案，其实早就在那五年的每一天里。

有些人走进你的生命，不是为了永远留下，只是为了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喘息的家。而当你能自己站立时，他们便默默离开，把那些温暖的日子，变成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煤总有挖完的一天，但那些在黑暗中互相照亮的微光，会在记忆里，亮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