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廷杖：明明是当众毒打，为何官员们甘之如饴？

在明代朝堂，有一种刑罚比抄家、流放更令人胆寒，也更具戏剧性——廷杖。

所谓廷杖，就是奉皇帝之命，在皇宫大殿前当众杖击大臣。它不只是简单的肉体惩罚，更是赤裸裸的精神羞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褪去衣衫，被棍棒打得皮开肉绽，轻则卧床数月，重则当场毙命。

这种刑罚并非明朝首创，却在大明走向极致，从偶尔使用的惩戒手段，变成了皇权驯服士大夫的常规操作。更诡异的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竟有官员主动求杖，把被廷杖当成荣耀。

今天，我们就聊聊大明廷杖的前世今生，看看这根朝堂上的棍棒，如何搅动三百年的君臣博弈，又藏着多少文人的风骨与无奈。

廷杖的黑化之路

廷杖的祖师爷，当属明太祖朱元璋。这位草根出身的皇帝，对官员的严苛举世闻名，抄家灭族、剥皮实草都是家常便饭，廷杖在他眼里，不过是小惩大诫。

有一次，刑部官员茹太素上了一封冗长的奏疏，里面暗讽朱元璋不会用人。朱元璋越看越气，当场下令把茹太素拖下去廷杖。这一顿打，只是朱元璋一时兴起的惩戒，他从未想过，这根棍棒会在后世子孙手里，变成震慑百官的杀器。

明朝成化朝之前，廷杖还留着最后一丝体面。受刑的官员可以穿着加厚的棉裤，臀腿处再垫上几层毛毡，刑杖落在缓冲物上，疼是真疼，但主要目的是当众羞辱，不至于伤及性命。即便如此，受刑者也得卧床调养数月，才能重新上朝。

廷杖的彻底黑化，始于大太监刘瑾擅权的正德初年。刘瑾向来憎恶文臣，觉得这些读书人总爱指手画脚，于是他下令：今后受廷杖者，必须当众褪去下衣，裸露肌肤直接受杖。

这一下，体面荡然无存。棍棒直接落在皮肉上，皮开肉绽、筋骨摧折成了常态，朝堂之上开始出现受杖者当庭气绝的惨剧。廷杖从此不再是“伤面子”的惩戒，而是真正能夺人性命的酷刑。

正德十四年的南巡之争，更是把廷杖的残酷推向了第一个高潮。明武宗朱厚照沉迷玩乐，计划南巡扰民，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百官纷纷上书劝谏，甚至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哭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

年轻气盛的武宗被彻底激怒，下令逮捕6名带头官员下狱，又罚100多名官员在午门外长跪5天。随后，惩罚升级：107名官员被廷杖30，打完直接贬谪出京；狱中的6名官员被廷杖50，多数被革职流放。这场风波中，有11名官员因伤势过重，当场殒命。

但这，还不是大明最惨烈的廷杖。

嘉靖大礼议：十七人杖毙当场

明朝规模最大、最血腥的一次廷杖，发生在嘉靖三年，导火索是著名的“大礼议”之争——一场关于皇帝生父尊号的礼仪之争，最终演变成皇权与士大夫集团的生死较量。

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原本是兴献王的儿子，因为堂兄武宗无子，才被迎入宫中继承皇位。按照宗法礼制，嘉靖应该过继给武宗的父亲孝宗，尊孝宗为皇考，而自己的生父只能称皇叔考。

但嘉靖帝不愿委屈自己的生父，执意要追封生父为皇帝。这一下，朝堂炸了锅：以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为首的两百多名官员，坚守传统礼制，坚决反对；而张璁、桂萼等少数官员，为了讨好皇帝，主张人情大于礼法，支持嘉靖追封生父。

双方争执不下，矛盾愈演愈烈。嘉靖帝不顾群臣反对，一步步推进尊号改革，先是加称生父为本生皇考，后来又下令去掉“本生”二字。

这一举动，彻底点燃了群臣的怒火。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早朝后，在翰林修撰杨慎（明朝三大才子之一）、吏部侍郎何孟春的号召下，两百多名官员聚集在左顺门外，跪哭不止，高呼太祖、孝宗皇帝的名号，请求皇帝收回成命。

嘉靖帝多次派人劝退，群臣却不为所动。龙颜大怒的嘉靖，认定这是官员结党要挟自己，下令锦衣卫逮捕8名带头官员。没想到，这一举动非但没驱散群臣，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悲愤——杨慎等人捶门大哭，哭声震彻宫廷。

嘉靖帝怒不可遏，下令将在场所有官员全部逮捕，先后有130多人入狱，其余80多名四品以上官员停职待罪。

七月二十日，嘉靖下旨严惩：8名核心人物流放边地，四品以上官员停俸，其余180多名官员全部施以廷杖。

那天的午门外，棍棒齐飞，哭声、喊声、杖击声交织在一起，惨不忍睹。锦衣卫校尉手持木棍，轮番行刑，每打五杖就换一个人，防止力气不足打不死人。有官员当场被打断筋骨，气绝身亡，尸体直接被拖走掩埋。

这场大规模廷杖，最终有17名官员被活活打死，其中包括翰林修撰王相、王思等饱学之士。杨慎、王元正等骨干，被廷杖后侥幸存活，却被流放充军，终身不得回京。

经此一役，反对嘉靖帝的朝臣势力被彻底击溃，嘉靖如愿追封生父为皇帝。而廷杖，也从一种普通刑罚，升格为皇权碾压士大夫集团的标志性工具，深刻改变了明代的君臣关系。

廷杖有多狠？

明代的廷杖，到底有多残酷？《明史·刑法志》有详细记载：受刑者被绳子绑住手腕，押到午门外，门扇一关，百名校尉手持木棍林立。司礼监宣读圣旨后，校尉就把受刑者按倒，绳子绑住双脚，四面拉扯，只露出臀部和腿部受杖。

行刑时，有专人喊口令：“阁棍！”就有人把木棍架在受刑者腿上；“打！”就开始行刑；打三下后，再喊“着实打！”；如果皇帝想置人于死地，就会喊“用心打！”，一旦听到这三个字，受刑者基本没有生还可能。

更可怕的是，廷杖的致命与否，不光看杖数，还看受刑者的事前准备和运气。那些预判自己会遭廷杖的官员，都会提前做足准备：服用护体药物，清心寡欲养精蓄锐，甚至提前和医生打好招呼。

万历年间，刑部主事沈思孝因反对张居正夺情（父母去世不丁忧，继续任职），被廷杖八十，侥幸捡回一条命。后来有人问他保命秘诀，他说：“行刑那天，我故意把右腿架在左腿上，只让一边皮肉受杖。打完被抬出来后，立刻剜去溃烂的腐肉，当场杀了一只黑羊，割下羊腿内侧的嫩肉，敷在创口上，用桑皮线缝合，这才保住性命。”

还有官员吴中行，受廷杖后气息全无，多亏中书舍人秦柱带着医生及时赶到，喂下一剂药，才勉强苏醒。后来他回家调养，先后剜去数十块腐肉，最大的有巴掌那么大，深达一寸，一条腿几乎废了。

即便侥幸存活，身体的创伤也会伴随一生。邹元标被廷杖一百后，每逢阴雨天，骨头里就隐隐作痛，晚年连深鞠躬都做不到。

有官员总结说：“突然遭杖击，毫无防备，哪怕只打十下也可能丧命；如果早有准备，心神镇定，哪怕打一百杖也未必会死——关键在于心神安定，气血不往上冲。”

官员为何主动求杖

在明代，最让人费解的一件事是：明明廷杖是酷刑，却有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动求杖，甚至把被廷杖当成一种荣耀。

张居正夺情事件中，官员赵用贤被廷杖后，皮肉一块块脱落，最大的有巴掌大小。他的妻子没有扔掉这些腐肉，反而把它们制成腊肉保存起来。这一举动看似诡异，实则折射出明代士人的特殊心态——廷杖的创痕，在他们眼里，是忠君守道的勋章。

这种心态，源于宋明理学对气节的推崇。唐代的谏臣，以文死谏留名青史；而明代的士人，更强调以身受刑的体肤之证，认为被廷杖打得越惨，越能体现自己的刚直不阿。

《万历野获编》记载：“这些因建言获罪的官员，虽然在殿廷上受辱，但在朝绅眼里，他们就像登仙一样荣耀。”

于慎行也说：“近代建言得罪的大臣，往往被赐杖，裸体受辱却不以为耻，天下人反而因为他们敢直言进谏，把他们当成神仙一样羡慕——古人眼中的耻辱，成了现在的荣耀。”

对这些官员来说，廷杖虽然带来了肉体的痛苦，却能换来直言敢谏的美名，甚至能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历史评价。许多官员正是通过主动承受廷杖，从无名之辈一跃成为“风骨名臣”。

吴中行一生没什么重大功绩，却因为谏阻张居正夺情被廷杖，得以载入《明史》；赵用贤死后被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号文毅，这份哀荣，全源于他受杖时展现的刚直；杨慎、邹元标、黄道周等人，更是因直谏受杖，成为流芳千古的名臣。

杨继盛弹劾严嵩时，明知会被构陷，却依然写下千古名疏《请诛贼臣疏》。受廷杖前，有人送来螂蛇胆，说可以护心止痛，杨继盛毅然拒绝：“我杨椒山自有肝胆，何需螂蛇胆！” 受杖后，他在诏狱中半夜痛醒，竟用瓷碗碎片亲手剜去腐肉，筋膜相连就直接截断，神色自若，连狱卒都吓得双手发抖。

御史蒋钦，为了弹劾刘瑾，三次上疏，三次被廷杖。第一次被杖革职，三天后强忍伤痛再上疏；第二次被杖三十，昏死数次，醒来仍骂声不止；第三次被杖三十，最终在诏狱中含恨而终，年仅四十九岁。

大明的廷杖，从来都不只是一种刑罚。它是皇权与士大夫集团博弈的工具，是明代政治生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