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贤嫁溥仪后，睡觉各盖各的被子，后来得知：溥仪偷偷注射激素

1962年，北京某医院注射室，上演了一出让人下不来台的戏码。

新婚没几天的护士李淑贤，直接在单位把自家男人给堵了个正着。

那男人缩在墙角，正慌手慌脚地想把针管藏起来。

李淑贤干这行的，手快，一把抢过药瓶。

扫一眼标签，脑袋瓜子“轰”地一下。

瓶子里装的是雄性激素。

这个躲着给自己扎针的爷们儿，正是爱新觉罗·溥仪。

当年大清的宣统万岁爷，眼下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

这一针下去，不光扎破了末代皇帝仅剩的那点面子，也把这桩表面光鲜的“皇室联姻”，那层遮羞布给彻底扯了下来，露出里头的一地鸡毛。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几个月，那时候看这门亲事，简直是绝配。

1959年年底，溥仪拿到特赦令。

对这位前半辈子都在高墙深宫里打转的“001号”来说，头等大事不是写回忆录，而是怎么学会像个老百姓那样过日子。

这事儿上，溥仪心里有本账算得很细：自己都五十五了，连衣服都不会洗，要是没个家，晚年肯定得遭罪。

可既然要找老伴，图个啥？

大伙都以为皇帝还得挑门第、看长相，可到了1962年，溥仪的择偶观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那会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周振强，受人之托给溥仪带了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叫李淑贤，三十七岁，在医院上班。

一听说是穿白大褂的，溥仪俩眼立马放光。

这背后有个死结。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那会儿，溥仪就迷上了医学，整天抱着中医典籍啃，还在医务室帮工。

出来后，甚至跟周总理请愿，想挂牌行医。

总理哪能答应？

治病救人不是儿戏，哪能让半路出家的皇帝拿活人练手？

最后只让他去了植物园。

当不成大夫，溥仪退了一步：娶个大夫回家。

这算盘打得精：一是圆了自己的医学梦；二来，大概潜意识觉得，只有懂医的，才能伺候好他那身早就垮掉的皮囊。

1962年春节刚过，两人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头回碰面。

这场相亲怪得很。

溥仪不谈琴棋书画，也不提宫廷旧事，反而指着李淑贤带的一本医书，唾沫横飞地讲自己在战犯管理所怎么“治病救人”。

换个别人，早被这絮叨老头劝退了。

可李淑贤那年三十七，离过两回婚，瞅着这位虽说落魄但好歹是“皇上”的主儿，心里也有本账。

溥仪虽说岁数大，但态度实在，没旧官僚那种拿腔拿调的劲儿，甚至透着股笨拙的可爱。

没过几天，组织打报告，政协查了底细没问题，四月底，俩人就领了证。

谁知道，喜酒的劲儿还没过，李淑贤就觉出不对味儿了。

新婚两口子，溥仪压根不碰她。

天天晚上熬油点灯看书到后半夜，上了床也是楚河汉界，各睡各的。

有回半夜，李淑贤猛地醒过来，瞅见溥仪借着一点亮光，死盯着自己的脸，那眼神跟鉴赏古董似的。

这场景跟鬼片差不多，李淑贤吓得够呛。

问他干啥，溥仪光笑不吭声。

直到那天在医院撞破注射那一幕，所有的反常全有了底：溥仪这方面有着严重的毛病。

这就是个坑啊。

李淑贤觉得自己冤得慌，回家就炸了庙，吵着要散伙。

这会儿，溥仪干了件把脸面踩在脚底下的事。

他“扑通”一下，给媳妇跪下了。

以前受万人磕头的万岁爷，这会儿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你要走，我就不活了。

条件随你开。

你年轻，想交朋友我不拦着，只要别扔下我。”

这话听着窝囊，其实是溥仪最后的筹码：他情愿放弃做丈夫的权利，甚至默许头顶带点绿，也就为了守住这个家的空壳，守住个普通公民最后那点面子。

溥仪这身子骨咋废的？

多年以后，溥仪的堂侄、以前在伪满当过“皇太子”的爱新觉罗·毓喦，在回忆录里抖落了实情。

早在1936年当傀儡皇帝那阵，溥仪就离不开针管子了。

那会儿他对西医激素迷信得很，又怕传出去丢人，就让心腹毓喦动手。

每天晚上，毓喦拿着消过毒的针头在门外听喝。

起初是偶尔扎，后来上瘾了，越打越勤。

可这都是瞎折腾。

溥仪的病根，那是娘胎里带的，也是环境逼的。

翻翻清宫老底，溥仪的悲剧早就注定了。

满清皇室为了血统纯粹，搞了两百年“满蒙联姻”，说白了就是近亲结婚。

传到溥仪这儿，基因早就不行了——孩子难养活，身子骨更差。

更狠的一刀来自紫禁城那变态的环境。

大清亡了，小朝廷还在。

太监们为了让小皇帝老实呆着，不让他乱跑，竟把宫女往他被窝里塞。

还没成年，身子就被掏空了，再加上太监瞎喂的一堆“补药”，生殖系统早就废了。

看看他前头那几个媳妇就知道了。

婉容，正牌皇后，守活寡守到精神失常，靠抽大烟麻醉自己，后来还跟侍卫不清不楚。

淑妃文绣胆子大，1931年直接找律师打官司，起诉书上写得赤裸裸：“同居九年，未得一幸。”

这场“刀妃革命”，直接把溥仪的生理缺陷晾在了全天下人眼皮底下。

至于谭玉龄、李玉琴，也都没留下一男半女。

所以，当1962年溥仪跪在李淑贤面前时，他不仅仅是在挽留一个老婆，更是在试图捂住一个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皇室丑闻。

李淑贤最后没走成。

俩原因：一是溥仪哭得太惨，她心软了；二是周总理出面了。

总理见他俩时，话说得很有水平：“听说你们身体不好，没孩子。

我不也没孩子吗？

全中国的孩子都是咱们的。

两口子要互敬互爱。”

这下事儿就大了，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李淑贤不傻，这婚事不仅是过日子，更是旧皇帝改造成新公民的招牌。

于是，她认了。

认命归认命，日子还得熬。

据原国民党少将董益三的老婆宋伯兰回忆，李淑贤常去找她倒苦水，车轱辘话来回说，抱怨自己命苦，嫁了三次，这回更是“一天福没享着”。

这种憋屈全变成了家里的吵闹。

溥仪呢，跟赎罪似的，变着法儿讨好老婆。

1963年夏天，北京遭了场大暴雨。

溥仪下班到家，见媳妇还没回，看着窗外大雨如注，坐不住了，抓起伞就往雨里冲。

走到半道，看见路当中有个井盖被水顶跑了。

浑浊的积水漫过马路，路人要是一脚踩空，命就没了。

这条道，正是李淑贤回家的必经路。

溥仪没走。

这位以前出门得几十人伺候的主儿，就那么傻愣愣站在雨里，死守着那个黑窟窿，一动不动，一直等到大半夜。

这就是溥仪晚年的缩影。

他把身段放得低到泥里，想用这种保姆式的伺候，来填补他作为一个男人亏欠媳妇的大坑。

1964年，溥仪查出了肾癌。

最后三年，情况反过来了。

以前抱怨没享福的李淑贤，担起了伺候人的重担，喂药擦身，送走了溥仪。

1967年10月，人走了。

他这一辈子，当过万岁爷，做过儿皇帝，蹲过战犯所，最后成了老百姓。

一辈子都被人推着转，被太监忽悠，被日本人控制，甚至被自己的身体拖累。

直到生命尽头，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站在井盖边守候妻子的那一刻，他才真正像一个有血有肉的汉子，替自己做了回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