汛期来临，冀鲁两省交界多次提到的“四女寺水利枢纽”到底什么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

1972年的一个夏夜，德州一带的群众在堤上守水，远处闸门灯火通明，巡堤干部一再叮嘱：“只要四女寺闸口扛得住，下游就安稳。”在很多当地人记忆里，四女寺三个字，既不是旅游景点，也不是地名符号，而是一道和生命、庄稼、铁路、城市安危紧紧绑在一起的关口。等到2021年华北再度遭遇强降雨，冀鲁交界一线的四女寺水利枢纽，又一次被频繁提起，这背后有一条极长的时间线，往前能追到《尚书·禹贡》，往后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防汛调度图。

这一带的地理格局，说起来并不复杂，却一点也不简单。卫河、漳河从太行山北段、南段各自奔腾而下，河北馆陶一带合流后叫卫运河，往东南走，行至德州四女寺附近，水道忽然变得格外关键——这里不仅是冀鲁省界，也是南运河、漳卫新河的分水点，更是四女寺水利枢纽所在的位置。每逢汛期，水往哪边分，分多少，能不能泄得下去，就看这里的一闸一坝、一孔一门。

一、从“四女树”到“四女寺”，一处地名的前世今生

说到四女寺，很多本地老地图上先写的却是“四女树”。这处地名，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清《恩县志》记载，当地有一户姓傅的人家，老人膝下四个女儿，按当时的乡俗，到了年纪就该谈婚论嫁，但这四个女儿据说都立下誓言，不婚不嫁，专心奉养老人。

为了给老人遮阴，她们在居所周围大量栽种槐树幼苗。时间一长，槐树成林，远远望去像一片绿色的屏障。乡里人口耳相传，称之为“四女树”，既指槐林，也指这家所在的位置。后来，这个地方逐渐建起祠、庙，祭祀与讲学并行，四女的故事被不断演绎，说她们“博通经史”，又说“日后登仙”，地名也就与某种带有神仙意味的想象连在了一块。

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方志、舆图上，“四女树”这个写法出现得更多，“四女寺”则是后来的习惯用法。等到行政区划几经变动，这地方从历史上的恩县划归到今天山东省武城县，但“四女”二字一直没变，人们提起时，也就自然把“树”改叫成了“寺”。

地名背后的民间故事是真是假，按史书的严谨标准很难一一求证，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至少从明清开始，四女寺这一带已经是北方水系布局中的关键点，不再只是一个带些传奇色彩的小地方名。

二、一条古老“半黄河”：鬲津河与四女寺减河

如果把目光从四女寺脚下抬高一点，会发现这片平原在上古时期的样子，其实完全不同。《尚书·禹贡》中记载“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北播为九河”，意思是黄河到了华北平原一带，就开始分流成多条支道，散布向北方沿海。后世对于“九河”具体是哪九条说法不一，《尔雅·释水》里列出“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絮、钩盘、鬲津”九名，其中的“鬲津”，位置最靠南。

根据汉代《沟洫志》的记载，这条鬲津河大致在西汉鬲县一带（今山东平原县西北附近）向东流，最后注入大海。到了二十世纪，《新华字典》（1979年版）对“鬲津河”的解释，明确指出它与“四女寺减河”“漳卫新河”的关系——古鬲津河旧称四女寺减河，也就是今天漳卫新河的一部分。这一点，给了后人一个较为可靠的线索：四女寺减河并不是凭空新开的一条“陌生水道”，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接续了古黄河支流鬲津河的旧河床。

古代的黄河多次改道，河道变迁极为频繁，有的支流逐渐淤平，有的变成洼地、湖泊。鬲津河与大运河最初互不相连，属于两个系统。一条负责输水入海，一条负责漕运通京。问题在于，到了明代，卫河上游来水不足的问题愈发严重，尤其是漳河在枯水季节水量明显下降，卫河本身的稳定性又不算好，既有洪水威胁，又有枯水断流的尴尬。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南粮北运的压力陡然加大，漕运线上的每一段水道，都被看得极重。为了给卫运河补水，朝廷采取了一个关键措施——把漳河水引入卫河，增加通航水量。可是，漳卫两河的水情季节性极强，雨季猛涨、旱季见底，远远谈不上“平稳”。于是，新的问题来了：涨水时如何泄洪？枯水时又如何留足水量供船只通行？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想法逐渐成形：利用古鬲津河旧道，开出一条减水河，既能分洪，又能在必要时通过闸坝控制水量，达到“多则泄、少则蓄”的调节目的。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史书上记载的“四女寺减河”开始开挖，其初衷就是要让运河与鬲津河在四女寺附近实现“牵手”。

刚开始开出的减河口设在德州西北方向，到了明弘治三年（1490年），减河的上口迁到四女寺附近，同时修建了“减水闸”，也就是控制泄洪流量的闸坝。从设想上看，结构并不复杂：当上游漳卫来水偏大，就将多余水量分入减河；当来水偏小时，依靠闸门的调节，在河道内蓄水，提高运河水位，以利船只通行。

不得不说，这个思路在当时算是相当超前，可现实却没那么理想。受限于古代工程技术水平和建筑材料条件，闸坝年年要修、堤防常常要补，泥沙淤积也非常严重。到了清初，四女寺减河“淤塞已平”，闸座废坏不修，下游几百里不设堤防，河水漫流，既不能有效减水，又反而增加了沿线被淹的风险。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朝廷重建四女寺减水闸，但没过多久，又被淤沙与洪水共同折腾得“有名无实”。雍正年间对减河进行大规模疏浚，把原来的减水闸改为滚水坝，坝身宽度和高度都有明确记载，“宽八丈，坝脊高河底一丈一尺”，乾隆二十七年又因泄水不畅，展宽至十二丈，并设置多孔分流、矶心消力的结构。

这些看似繁琐的数字，其实说明一件事：在明清两代，四女寺一带一直被视为“必须维持”的水利节点，但资金、人力、技术长期跟不上，治理重点偏向闸头工程，下游几百里河道一再搁置，最终导致整个减河系统难以发挥真正的“调节器”作用。到光绪年间，四女寺减河几乎全线淤废，民国时期虽然还能在河口附近看到砌石溢流堰的残迹，但河身大多改成旱田，1924年洪水时的最大泄量仅每秒6立方米，这个数字与后来的设计流量相比，非常有限。

三、新中国河道重塑：漳卫新河与岔河的诞生

1949年以后，华北水利治理的思路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更多依赖堵、堤、临时抢修，新中国成立后则逐步转向系统规划、综合治理。看四女寺这一带的工程史，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时间分界线：1950年代中期之后，漳卫干流与古鬲津河旧道被纳入统一规划，四女寺减河迎来“重生”。

1955年，国家对四女寺减河进行重新疏浚，设计分泄流量提升到每秒55立方米。虽说数值不算特别惊人，但这只是第一步。1956年，进一步挖河筑堤206公里，设计行洪流量增至每秒400立方米，河道形态被大幅改造。紧接着在1957年至1958年，治理力度明显加码：在原有河道整治的基础上，兴建四女寺水利枢纽，沿河修建30座木桥，挖河、筑堤共完成土方约4121万立方米，设计行洪流量提高到每秒850立方米，校核流量更达到每秒1230立方米。

从数据变化可以看出，治理思路已经从“凑合着用”转为“专门行洪”。与此同时，“四女寺减河”这一旧称，在1968年漳卫河中下游扩大治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定名为“漳卫新河”。名称变化背后其实是功能定位的重新确认——它不再是运河的附属减水渠，而是承担起漳卫水系东泄入渤海的重要干道。

漳卫新河从四女寺枢纽的进洪闸起势，流经德州、平原、陵县、宁津、乐陵、庆云、无棣七县市，最终在无棣县海丰附近入渤海，全长约244公里（其中岔河段约43.5公里），控制流域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这条“新河”一头接着卫运河，一头通向大海，成为华北平原北部的重要泄洪通道之一。

有意思的是，在漳卫新河治理史中，1972年又出现了一条被当地人半开玩笑称为“半条河”的水道——岔河。这条河位于四女寺减河北侧，是在漳卫河中下游扩大治理时新开挖的分支。从四女寺起，向东北经德州市区，最后在河北吴桥县大王铺再度汇入四女寺减河，全长43.5公里。设计行洪流量高达每秒2000立方米。

为什么要多挖出这样一条岔河？原因其实很现实：在四女寺枢纽到大王铺这一段，原漳卫新河的河道受地形限制，没法进一步拓宽加深，而此前建成的泄洪闸是按每秒1500立方米流量设计的，继续“加码”会超出闸门承受能力。与其在原有河道上硬撑，不如在条件允许的地段另辟一条分洪水道。

于是，岔河从图纸走到现实。自此，漳卫新河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主河＋岔河＋再汇合”的格局，上游来水可以在四女寺枢纽处分成两股，经过岔河与原减河各自消能、分流，再在下游合并后继续东泄入海。经过这轮调整，四女寺减河、岔河及合流后的下游河道，被统称为漳卫新河，构成了一个可调节、可分担的泄洪体系。

在防汛调度会上，技术人员往往用冷冰冰的数字讨论流量、泄量、堤高、宽度、复核洪峰等问题，但在堤上看水的人，感受到的却是非常直观的一件事：汛期水位涨到某个刻度线时，闸门如果按计划开启，洪水就能顺着漳卫新河和岔河排走，既保铁路，也稳城区。如果闸门出问题或者河道受阻，那些数字瞬间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险情。

四、三闸一船闸：四女寺水利枢纽的关键作用

说完河道，再看四女寺本身的枢纽工程。官方资料给出的定位很明确：四女寺水利枢纽位于山东德州德城区、武城县与河北故城县交界处，是漳卫—南运河中下游的主要控制性工程。上游接的是卫运河，下游则分流到漳卫新河和南运河，结构上由南进洪闸、北进洪闸、南运河节制闸以及一座船闸组成。

简单一点说，这里相当于一个巨大的“水路十字路口”。从上游漳河、卫河汇合而来的水，经由卫运河流到四女寺后，可以有三条出路：一是通过南进洪闸进入漳卫新河，沿主河道向东流，最终入渤海；二是通过北进洪闸进入岔河，折向东北，经德州市区等地再度汇入漳卫新河；三是通过南运河节制闸进入南运河水系，经由一系列河道，最后在天津附近汇入海河，再入海。

这三条通道各有分工。汛期，漳卫新河及岔河承担主要泄洪任务，南运河相对谨慎使用，以兼顾下游河道承载能力及沿线堤防安全。枯水季节，若需维持南运河河道内一定的水位，节制闸可以进行调节，适度引水，兼顾灌溉与局部航行需要。

在三道水闸之外，四女寺枢纽还有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船闸，长约252.5米，可以通行400—1000吨级船队。这座船闸的设立，延续的是大运河传统的交通功能。虽然黄河以北的大运河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渐次断航，南运河上游的通航能力也在减弱，但从工程建设时的设想来看，只要将来条件允许，从河南沿卫运河一路北上，通过四女寺船闸转入南运河，再往天津方向走，是完全有可能实现通航连通的。

“什么时候还能从河南坐船一路到天津？”在过去几十年间，不少老船工、老运河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要看条件，要看规划。”这话听起来有点无奈，却也现实。对于目前的四女寺水利枢纽而言，防洪与灌溉调度是绝对优先的任务，航运功能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并不意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四女寺枢纽对交通线路的保护作用。京沪铁路经过华北平原时，与多条河道交错，某些河段附近地势较低，一旦洪水不受控制地漫出河槽，铁路路基就可能受到严重冲击。四女寺枢纽通过精确的闸门控制，把强降雨后的洪峰尽量截留在可控的河道体系之内，向东分洪入海，从而减轻下游铁路、公路以及城镇承受的压力。

回到2021年夏季，当太行山区连续出现暴雨、大暴雨，河南西北部、山西西南部一带山洪汇入漳河、卫河，水位迅速抬升时，卫河、漳河、卫运河、漳卫河交汇段几乎成了各类预警信息里的“高频词”。此时，冀鲁交界地带的四女寺水利枢纽自然成为调度图上的重点节点。上游水情、下游河道承载、闸门开启时机，每一个参数都不容马虎。

从更长的时间视角看，四女寺水利枢纽的作用，与古代漕运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它是为了给运河补水、为漕船让路，担心的是“水不够”“船难行”，同时也要提防“闸坏水大”；今天，它更多是在防洪体系中承担“总闸门”的角色，主任务是把过量的水安全送入渤海，把大城市和关键交通线保护在合理的水位线之外。

当然，这里也还保留着灌溉输水的功能。漳卫新河沿岸的农田水利工程很多，都需要在合适时节从河道引水，灌溉庄稼。四女寺枢纽通过控制闸门开度，保证在不影响防洪安全的前提下，为沿线灌区提供相对稳定的水源。这种“既要泄洪，又要保水”的平衡，对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要求并不低。

回顾这一段历史，从“四女树”的民间传说，到鬲津河的古水道，再到明清时期屡修屡废的减河工程，最后到新中国成立后系统规划下诞生的漳卫新河与四女寺水利枢纽，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变化轨迹：同一片地理空间，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水利功能，但“如何与水相处”这道难题，一直都摆在那儿。

今天每当汛期来临，卫河、漳河水量上涨，人们看到预警通告里出现“四女寺水利枢纽”几个字时，很难想到，这个名字后面连着的是几百年甚至更久的河道变迁与工程探索。这座枢纽如今静静地立在冀鲁交界处，不声不响，却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水往哪儿走，走得快不快，能不能走得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