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抑郁共处的四年：我还没好，但还在往前走 || 渡过青春号

【征稿要求】

1.真实

2.集中叙写自己印象深刻的1到2件事情

3.3000字以内

试试把【疾病故事】栏目当做自己某天写下的一篇日记吧！

不幸和幸运

2021年12月，失眠，急躁、焦虑，加上支气管炎，一开始我只当是期末周压力太大。还记得我为了学分，在那个学期加入了一些学生组织，但最终被压得喘不过气随即退出。浑浑噩噩的自卑感叠加情绪问题，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22年6月，终于爆发了。

现在想来，有些抑郁症状可以追溯到2018年12月，我高三，那个时候我经常在上课间隙请假，去卫生间呕吐或者腹泻。但当时没有想过是情绪病，甚至拖着症状“应付”完了高考，随后匆匆进入了本科阶段。

六月底，我开始整晚整晚失眠，扛不住，去了学校所在城市的精神卫生中心。2022年7月2日，我开始吃药，草酸艾司西酞普兰。7月20日我因药物作用开始呕吐，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没能吃药直接去了医院，换了阿戈美拉汀。两周后，药物起效，我开始嗜睡，尽管仍然误事，但我个人认为，睡觉比吐好受多了。

因为呕吐和其他躯体化症状实在折磨人，我去申请了休学。然而，当时还在新冠疫情期间，无法回家。幸而有几位同学的照顾，使得我在学校的日子有惊无险，我犯过傻，买了水果刀，如不是有同学觉察出不对给我发了消息，我轻则去医院，重则可能已经挂在挂墙上了（笑）。

但我又是幸运的，我有一些社会支持系统。尽管我的父母在我生病之初并不太承认我生病了。但我的同学们，给了我很多支持。

他们中有人带我去兜风、陪我玩、带我学高数、写论文、做比赛。即使已经升学，仍没忘了我这个病秧子，带着我一起去做志愿者，甚至刚确诊时，有伙计给了我张蛋糕店的卡，说吃点甜的，可以让心情变好。

差点失去的友情

2023年2月，我去了离我家比较近的有名医院，但与其他大医院一样，这里也挤满了来自西北五省的患者。像我这样的外地人，没有异地医保备案，那么吃药、检查、住宿、车票开销都不是小数目。

医院里有操着陕北口音，从延安坐了四个小时高铁来的患者，但因为加不了号，只好回去。还有拿着县城医院的片子，操着关中话的庆阳人；不全是精神科，但希望来这里，讨个救命的法子。还有坐着轮椅，一人看病全家出动，一边盘算着怎么在盘缠和开销上省钱，一边计算怎么把病治了的宁夏人。

以及看起来比我年龄小的一些初、高中生，但从症状来看，他们比我严重，蹲在医院的走廊里，一句话不说，已经不知道是被躯体化折磨，还是被家庭环境折磨，如同木偶。徒留家长在旁边大喊大叫，又气又急。

在这家医院跌跌撞撞地看了七个月，总体稳定的我复学回校，十月份按医嘱停药。大伙儿看到这儿，觉得这个故事该结束了？不，还早。

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使得停了药之后的我变得敏感且烦躁，复学之后，原来的同学们相继毕业、升学。我虽然没有太大落差，但总需要一点适应，于是就想找人说说话。其实2023年12月，我情绪已经不受控制了，但我不信邪。直到一月份在火车上惊恐发作，我没有药吃，拿着手机大肆输出一通。事后再想起来，话都不敢说...... 寒假回家，只在家呆了一天，我就去住院了。

因为被发消息的伙计对我帮助很大，我自入院以来，半个月不敢找他们说话，又害怕又纠结，即便主管大夫和护士跟我讲“友谊是阶段性的”，也无济于事。现在来看，我当时发病可能也是不希望和他们的友谊褪色，因为升学，或者因为毕业，还是因为点别的什么。

入院半个月后我惶恐而害怕地向他们道歉，也是因为这次发病，我意识到了，友谊不是绑架来的。“为别人好”也不行，这会给自己和对方施加压力。如果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复，至少也不能强迫别人。幸而我的朋友们并没有因为我的无礼行径将我“打入冷宫”。我很感激他们。

脱离“标准”

2024年2月，因为拗不过，主治大夫让我提前出了院。三个月内，我跌跌撞撞完成了本科论文，本科结束。同年11月，我到了另一家精神卫生中心。这次来做了脑电图，也许因为去的不是本部，分院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嘈杂。大家都很安静，安静地看病，安静地做测评、量表、检查。

此后，我似乎走向了另一阶段，拿着抑郁当挡箭牌，逃避一些事情。在标准化的生活里，每个人都像被程序设定的机器。我的祖籍也在江苏，因此家里到目前仍保持着“标准”的设定。住院的时候，我的家长仍在焦虑，我无法毕业怎么办？毕业之后变成了“我没有工作怎么办”。

在我住院之前，我的父母就是典型的“家长比孩子更焦虑，想的是怎么把孩子治好，赶紧去上学，实际上仍是实用主义的概念，很少去想孩子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更少考虑孩子的心理健康”。

这种逃避一直到了现在，由于药物，我的肝肾功能受到损害，找工作时会被卡在体检环节，我已经吃了三年多药，目前虽说平稳，但还在抑郁症的“水”里面扑腾，我也不想将这段经历浪漫化，但仍然感谢在抑郁症发病期间给予我支持的师友。

我会记住他们，并且尽我最大努力，活下去。我还在和抑郁症与焦虑症搏斗，直到去年住院，才知道我的病叫“混合型焦虑抑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来，但是，先往前走走看吧。

如何从绩效主义中脱离，修复亲子关系和医患关系的撕裂，也许是个社会问题。我很庆幸，我在休学期间直到目前，仍有一些有效的社会支持，来倾听我的表达。

最后以梁鸿教授书里的文字作结束语吧。

“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和必然性。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与存在和时间相关，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

很奇怪，一群孩子突然就对未来和叙事毫无兴趣了，他们的自我、热情和渴望都消失了，生命力也干涸了，他们成为空心人，徒留迷茫不知所措的父母去探索问题的答案。”

——梁鸿 《要有光》

这段话，希望他们能看到，祝大家身体康健，祝生病的人，早日学会与疾病共处。如果能康复，将是最好的事。各位加油，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

今日作者

可乐

男，24岁，IP青海。曾经是“好起来再说”主义者，现在是“先去做再说”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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