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临终前艰难吐出最后两个字：“李鹏”

1992年的日历翻到了尽头，邓颖超大姐的生命之火也快熄灭了。

八十八岁的高龄，身子骨早就被岁月掏空，连喘口气都费劲，更别提说话。

贴身秘书守在床边，心里直犯嘀咕，想知道老人家临走前还有啥放不下的。

就在听说李鹏两口子赶来的时候，原本双眼紧闭的老人，硬是提着一口气睁开了眼。

喉咙里呼噜半天，她费了老鼻子劲才从牙缝里崩出两个字：“李鹏……”

李鹏赶紧把耳朵凑过去，想听听邓妈妈最后的教诲。

可惜，这就成了绝响。

仿佛念叨完这个名字，她在人世间的任务就完成了，随即安详地闭上了眼。

这一幕让人瞅着，第一感觉肯定是对母子情深的感慨。

没错，感情是真铁。

可要是把目光放长远点，你会咂摸出不一样的味道：邓大姐和周总理对李鹏的情分，哪是简单的“养育”二字能概括的？

这后头，其实压着老一辈革命家心里的一杆秤——称的是亲情，更是沉甸甸的托付。

这笔账，得从1927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年头算起。

那会儿局势紧得让人透不过气。

李鹏的老爹李硕勋担着浙江军委书记的重担，娘亲赵君陶抱着才三个月的他在刀尖上过日子。

有回国民党特务嗅着味儿就来了，李硕勋为了给娘俩争条活路，怀里揣着还在襁褓里的娃，硬生生从好几米高的窗户跳到了对面房顶。

命是捡回来了，可离别也就隔着层纸了。

1931年，出了叛徒，李硕勋在审讯室里受尽了罪，走的时候才28岁。

打那以后，李鹏跟着娘在成都乡下隐姓埋名，全靠着老实巴交的农民打掩护，才没断了根。

后来邓大姐作为联络人，在大海捞针般找到了赵君陶母子。

两个女人一碰面，那眼泪止都止不住。

紧接着，在邓大姐那一环扣一环的绝密安排下，娘俩分拨到了重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总理瞧见瘦得皮包骨头的李鹏，眼圈立马红了一圈。

他撂下一句话：“烈士的根苗我没护好，这是我的债，我有责任。”

这话，直接定调了周总理夫妇后半辈子怎么对李鹏。

可这“责任”咋个负法？

是捧在手心里怕化了，还是扔进风雨里练？

周总理选了后者。

本来周总理琢磨着送李鹏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那可是出将军的地界。

可去苏联的路被封得死死的，就连周总理住的地方都被盯梢。

路不通，咋整？

周总理拍板了：去延安。

在那个红色的革命大熔炉里，李鹏迈出了人生头一步。

虽说周总理夫妇拿他当亲骨肉待，甚至因为自己膝下无子，更是视如己出，可真到了原则上，这尺子量得比谁都严。

有个小细节特耐人寻味。

周总理喊李鹏的小名“兰兰”。

每回见面，不是先问吃饱穿暖没，而是先瞅腰杆子：“兰兰，把背挺直了！

大老爷们弯腰驼背像啥样，你爹当年……”

话刚起头提到他爹，周总理眼眶就湿润，拍拍肩膀转身走了。

这种“板着脸的疼爱”，在少年李鹏心里烙下了印子。

十七岁那年，一纸调令要把李鹏派去东北前线。

邓大姐心疼得不行，把自己压箱底的一套新铺盖卷全给打包让他带上，生怕东北那嘎达把他冻坏了。

这是当娘的心肠。

可真到了关乎大局的时候，周总理那个“严父”的劲头就上来了。

1966年，暴风雨来临前夕。

北京的水电供应成了心腹大患。

周总理在会上发了话：水电部必须推个靠谱的干部出来，死保北京水电不出岔子。

当时水电部的头儿刘澜波提了个人：李鹏。

按理讲，李鹏是周总理看着长大的，留苏学的水电行家，又在基层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专业那是严丝合缝。

换做旁人，顺水推舟也就批了。

可周总理犹豫了。

他心里犯嘀咕：这是烈士后代，又是自己拉扯大的，这时候调进北京当要职，能不能服众？

会不会让人说是“近水楼台”？

直到刘澜波摆出了硬邦邦的干货：“李鹏同志在东北蹲了十一年基层，年轻一辈里他的业务那是顶呱呱的，总理您就把心放肚子里。”

听到了“蹲基层”、“业务顶呱呱”这些评语，周总理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最后咬牙签了调令。

你看，在周总理的账本里，本事和资历永远排在关系前头。

这种“敲打”，甚至一直跟到李鹏成家立业。

1959年，李鹏两口子结了婚。

周总理特意把他们喊来吃饭。

桌上没啥硬菜，就一盆小米饭。

看着李鹏一脸发懵，周总理开了口：“兰兰，如今你们翅膀硬了，请你们吃小米饭，就是让你们别忘了本。”

这顿饭吃着不香，但管用。

一晃到了李鹏五十五岁，他的人生爬上了一个新台阶——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

家里那门槛都快被踏破了，各路神仙纷纷上门。

这会儿的李鹏，正站在权力的风口浪尖上，聚光灯打得锃亮。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是那个最亲的人站出来泼了瓢冷水。

七十九岁的邓大姐，拖着病恹恹的身子找到李鹏。

嘴里没半句吉利话，全是千叮咛万嘱咐：“你是共产党的官，也是老百姓的官，千万别脱离群众，要当个好样带头人，别把爹妈的脸丢了。”

这话听着像老调重弹，但在那个位子、那个档口，能跟李鹏撂这种重话的，普天之下也就剩邓大姐一人了。

李鹏后来当总理那会儿，碰上棘手的事儿常去请教邓大姐，问“周总理当年咋处理的”。

邓大姐给的每个招儿，其实都是在延续周总理的政治智慧和行事规矩。

1976年周总理走的时候，李鹏怕邓妈妈伤心过度，一直带着老婆孩子守在身边。

邓大姐坚持要把总理骨灰带走，还交代说：“恩来这辈子省吃俭用惯了，等我百年之后，咱俩骨灰凑一块，就不给国家再添乱了。”

这一刻，李鹏的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回过头再看，从1927年那个被抱着跳窗户的奶娃娃，到后来独当一面的大国总理，李鹏每一步脚印，都离不开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特殊算法”。

他们给了他命里最缺的安全感，却又抠门得不给任何特权捷径；他们给了他最深沉的爹妈心肠，却又对他提了最严苛的政治门槛。

所以在1992年那个弥留的当口，当邓大姐费劲巴拉念出“李鹏”这两个字时，她念的不光是个名字。

她是在最后验一验，自己和恩来耗尽半生心血浇灌的这棵苗，到底长直溜了没有。

信息来源：

［1］李顺禹:《她有很多孩子——邓颖超的母爱情怀》，刊载于《福建党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