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共情报史》《民国间谍往事》《纪念中央特科成立九十周年》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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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深秋的南京城，梧桐叶片纷纷飘落，秦淮河水依旧缓缓流淌。
在河畔一处破旧的民居里，一位年近六旬的广东籍老人正在收拾简陋的茶水摊。
这位摊主名叫鲍君甫，穿着虽然朴素，但举止间却透着一种与摆摊身份极不相符的儒雅气质。
邻里街坊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鲍老先生"的不同寻常。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但用词却颇为文雅，不像一般的摆摊小贩。
更奇怪的是，他总爱买报纸看，经常对时事评头论足，见解独到。
有时候，还能看到他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写着什么，那字迹工整得像是读书人的手笔。
这些细节逐渐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都在积极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群众们的警惕性也很高。
有人开始怀疑：这个看起来不像普通摊贩的老人，会不会有什么特殊身份？
1951年11月的一个黄昏，南京市公安局的警车悄然停在了这处简陋住所的门前。
当公安人员亮明身份时，鲍君甫并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而是平静地点了点头，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他缓缓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跟着警察走向了那辆黑色的轿车。
周围聚拢的邻居们议论纷纷，都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震惊。平日里和蔼可亲的鲍老先生，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去？
经过初步调查，鲍君甫的真实身份很快浮出水面。这个看似平凡的茶水摊老板，竟然是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南京中央反省院副院长的重要人物。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反省院专门关押政治犯，主要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案件迅速移交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根据当时的政策，像鲍君甫这样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特别是参与镇压革命活动的，都属于严厉打击的对象。
法院经过审查认定，鲍君甫罪大恶极，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就在法官即将宣读死刑判决书的那一刻，这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缓缓抬起头，用沙哑但异常清晰的声音说道："我认识周总理和陈大将。"
话音刚落，整个法庭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等待着他接下来要说出的惊人秘密……
【一】珠江边的少年壮志
1893年，大清光绪十九年，鲍君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前山镇一个经营南北货生意的商人家庭。
香山县地处珠江入海口，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这里走出了孙中山、容闳等一代风云人物。鲍家虽然算不上豪门望族，但在当地也是颇有声望的富商。
鲍君甫的父亲鲍震南是个颇有见识的商人，早年曾到过香港、澳门等地做生意，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他常对家人说："乱世之中，唯有学问才是立身之本。"因此，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不惜花费重金聘请私塾先生教授鲍君甫读书识字。
少年时期的鲍君甫聪慧过人，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对新学颇感兴趣。每当有从香港、上海回来的商人谈起外面的世界，他总是听得格外认真。
那些关于洋人的坚船利炮、关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关于变法维新的议论，都在这个少年心中埋下了种子。
1910年，17岁的鲍君甫告别了家乡的青山绿水，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求学之路。
这在当时的中国，绝非寻常人家能够承担的。一张从香港到横滨的船票，就相当于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但鲍震南咬着牙，倾其所有也要供儿子出洋留学。
初到日本的鲍君甫，被这个岛国的繁华景象深深震撼了。
东京的电车叮叮当当地穿行在宽阔的街道上，煤气灯把夜晚照得如同白昼，各种新式建筑拔地而起，展现着东方文明与西方技术结合的独特魅力。
他先是在东京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学习商科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课余时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不仅学习日语和英语，还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哲学等领域的著作。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14年，鲍君甫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
早稻田大学向来以思想自由著称，这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各种思潮在这里激烈碰撞。鲍君甫如鱼得水，积极参加各种学术讨论和社团活动。
在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里，鲍君甫第一次系统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虽然当时的理解还不够深刻，但那些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已经在这个年轻人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正在早稻田大学就读的鲍君甫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热血沸腾。
他们组织抗议活动，声援国内的爱国学生运动，强烈谴责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那种民族危亡的紧迫感和救国图强的使命感，让鲍君甫毅然放弃了在日本的优渥前程，踏上了归国的轮船。
【二】上海滩的风云际会
1919年秋天，经过十年留学生涯的鲍君甫回到了祖国。他没有选择回到家乡广东，而是直接来到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上海。
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正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
凭借着在日本留学期间积累的知识和人脉，鲍君甫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日本三井商行担任高级职员，负责处理中日贸易事务。
流利的日语和对日本政经情况的深入了解，让他很快成为了上海滩知名的"日本通"。
同时，鲍君甫还为《申报》《新闻报》等报纸撰写关于日本局势的分析文章，也为一些日本通讯社提供中国方面的资讯。
这些工作不仅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帮助他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上海滩这个龙蛇混杂的地方，鲍君甫展现出了非凡的社交能力。
他不仅与日本商人、领事馆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还与英法租界的警务处、工部局建立了良好关系。更难得的是，他还与上海本地的帮会组织、商会团体都有所交往。
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大潮下，经蔡元培介绍，鲍君甫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
那时的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高举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帜，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满怀救国理想的鲍君甫，积极投身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工人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鲍君甫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各种抗议活动和宣传工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同样来自广东的杨剑虹。
杨剑虹是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于广东台山，早年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为上海青帮中的重要人物。
此人能文能武，既有文化修养，又有江湖手段，在上海滩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两人都来自广东，又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更有意思的是，杨剑虹和鲍君甫都酷爱音乐。在那个年代，会弹钢琴、懂得西洋音乐的中国人并不多见。
两人经常一起参加音乐会，有时还登台演出，在上海的文化圈里颇有名气。通过这些文艺活动，鲍君甫结识了更多的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
1926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鲍君甫的人生轨迹。
当时，他的一位朋友请他帮忙，说有个年轻人想学日语，希望鲍君甫能够指点一二。出于助人为乐的想法，鲍君甫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这个学生名叫陈养山，表面上是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人，实际上却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陈养山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负责向各地转运广州的进步书报杂志，同时也承担着中共的秘密工作任务。
陈养山住进鲍君甫位于江湾路的寓所后，两人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教授日语的过程中，陈养山经常向鲍君甫介绍一些进步书籍，包括《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
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读物，让鲍君甫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两人经常就中国的前途命运进行深入探讨。
鲍君甫将自己在日本时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陈养山分享，而陈养山则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主张和具体实践。
随着交流的深入，鲍君甫越来越认同共产党的理念，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拯救中国。
【三】国共分裂中的艰难抉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一夜之间，上海滩变成了血雨腥风的屠场。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杀，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座城市。
鲍君甫因为同情共产党，公开批评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危险分子"。
4月15日深夜，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他在江湾路的寓所，将他逮捕入狱。
在监狱里，鲍君甫遭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始终没有供出任何有关共产党的情况。
就在鲍君甫即将被处决的关键时刻，他的朋友张道藩得知消息，立即出面营救。
张道藩是国民党内的实力派人物，与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关系密切，在党内有相当的影响力。
经过多方奔走，张道藩终于说服当局，以"思想有误但罪不至死"为由，将鲍君甫保释出狱。
出狱后的鲍君甫暂时蛰居在上海，表面上不问政治，实际上内心的矛盾更加激烈。
一方面，他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党党员，他又不能公开反对党的决定。
正在他迷茫困顿的时候，一个重大的转机出现了。
1928年春，陈养山在浙江参与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辗转逃回上海。
由于各处安全屋都已暴露，他只能冒险回到鲍君甫家中暂时躲避。
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共两党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而陈养山作为通缉在案的"要犯"，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
就在陈养山躲藏在鲍君甫家中的时候，一个看似偶然但实际上将改变历史进程的机会摆在了面前。
杨剑虹受陈立夫的委托，正在上海组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分支机构。
调查科是蒋介石新设立的特务组织，专门负责搜捕共产党员和镇压革命活动，也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中统的前身。
杨剑虹深知要想在上海站稳脚跟，必须找到得力的助手。
他想到了老朋友鲍君甫，这个人不仅有文化、有见识，更重要的是在上海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帮会组织，都能说得上话。
于是，杨剑虹专程登门拜访，希望鲍君甫能够协助自己的工作。
面对这个邀请，鲍君甫的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一方面，他绝不愿意参与迫害共产党的活动，这违背了他的良心和信念；另一方面，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能够打入敌人内部，或许能为共产党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天晚上，鲍君甫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陈养山。听完鲍君甫的叙述，陈养山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够成功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不仅可以及时获得敌人的行动计划，还可以保护更多的同志免受迫害。
经过一夜的深入商讨，两人达成了共识。陈养山表示，这件事关系重大，必须立即向上级组织报告。
第二天，他就通过秘密渠道将情况上报给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中央特科接到这个报告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当时担任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
能够在国民党的核心特务机关内部安插一个自己人，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经过慎重考虑，组织决定接受鲍君甫的请求，让他以"曲线救国"的方式为革命事业服务。
就这样，鲍君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双重间谍生涯。
表面上，他是国民党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专门负责搜捕共产党员；实际上，他却是中共打入敌人心脏的一颗钉子，源源不断地向组织提供着宝贵情报。
为了让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中央特科制定了周密的掩护计划。
他们故意向鲍君甫提供一些过期的、不重要的情报，让他在上级面前"破案立功"。
特科还会透露一些已经停止使用的活动地点，让鲍君甫带人"突击搜查"，制造工作成绩。
这些精心安排的"战果"让鲍君甫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陈立夫对这个"能干"的下属赞不绝口，徐恩曾也对他青眼有加。
1929年7月，杨剑虹因青帮内讧自杀身亡，鲍君甫顺理成章地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中统在上海的实际负责人。
从此，鲍君甫开始了更加惊险的谍报生涯。他不仅要时刻提防着国民党内部的怀疑和监视，还要想方设法保护共产党员的安全。
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生死，每一步行动都如履薄冰。在这种极端危险的环境下，他成功营救了多名重要的共产党干部，及时通报了大量敌方的行动计划，为中共在白区的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再严密的伪装也有被识破的一天，再谨慎的行动也难免留下蛛丝马迹。
1931年4月，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破了这种危险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