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遇同学，得知他退休金1600，我谎称2500，几日后一堆包裹上门

车子拐进村口那条颠簸的土路时，我心里咯噔一下——二十多年了，这路还是老样子。路边的杨树倒是粗壮了不少，枝桠伸到路中央，刮得车顶沙沙响。我摇下车窗，六月的热风裹着麦秸味儿扑进来，有点呛，但又莫名熟悉。

这次回来是给老屋办房产证的事。爹妈前些年搬去城里跟我住，老屋空了五六年，最近村里说要统一办证，非得户主本人回来一趟不可。

刚把车停稳在村委会门口，就听见有人喊：“建国？李建国？”

我一扭头，看到个精瘦的老头蹲在树荫下抽烟，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褶子深得能夹住麦粒。我眯眼看了好几秒，才从那眉眼轮廓里认出人来。

“二狗？张二狗？”我试探着问。

“还真是你！”他腾地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咧开嘴笑，露出几颗豁牙。

我们俩握了握手，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硌得慌。

“啥时候回来的？咋不提前说一声？”二狗上下打量我，眼神里透着种我熟悉又陌生的热络。我们是一个村长大的，光屁股玩到十八岁，后来我考上大学走了，他留在村里种地。刚开始还通几封信，后来渐渐就断了联系。

“今早刚回，办点事。”我说，“你在这儿干啥？”

“等支书签字，领这个月的养老金。”他扬了扬手里一个小本子，“走，上我家坐坐，正好到饭点了。”

我本想推辞，但看他那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二狗家离村委会不远，还是那三间老平房，只是外墙新刷了白灰，院子里收拾得挺干净。一棵老槐树罩着半个院子，树下摆着石桌石凳。

“翠芬，看谁来了！”二狗朝屋里喊。

一个微胖的妇人撩开门帘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一拍大腿：“哎哟，这不是建国吗！快坐快坐！我正包饺子呢，韭菜鸡蛋馅儿的，你最爱的！”

我心里一暖。翠芬是二狗的媳妇，我们同村，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过家家。

趁翠芬下饺子的工夫，我和二狗坐在槐树下喝茶。茶是茉莉花茶，最便宜的那种，但香味很浓。

“这些年咋样？”我问。

“就那样呗。”二狗点起一支烟，“种着十来亩地，儿子闺女都成家了，在外打工。去年满六十，办了退休，现在每月能领点养老金。”

他说这话时表情平淡，但我注意到他拿烟的手指微微发颤。

“能领多少？”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问题有点唐突。

二狗倒是没在意，伸出两根手指：“一千六。”

我愣了一下。我知道农村养老金不高，但没想到这么少。我在省城事业单位工作，去年刚退休，每月能拿七千多。

“你呢？你退休金得不少吧？”二狗问。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闪过很多画面——小时候我俩一起偷生产队的西瓜被逮住，一起在河里摸鱼，一起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那时候我们穿一样的粗布衣裳，吃一样的玉米饼子，谁也没比谁强。

可现在呢？

我看着二狗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看着他洗得发白的汗衫，看着他期待又有些躲闪的眼神，鬼使神差地说：“我啊，两千五。”

话出口我就想抽自己嘴巴。为什么要撒谎？是因为可怜他？还是因为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羞愧？

“两千五？那不少啊！”二狗眼睛亮了亮，“还是你们读书人厉害。”

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赶紧岔开话题：“孩子们都好吧？”

“好，都好。”二狗说起儿子在佛山打工，闺女嫁到邻县，一年回来两三次，“就是都忙，现在年轻人压力大。”

饺子端上来了，热腾腾的。翠芬还炒了两个菜，拌了个黄瓜。我们边吃边聊，说起小时候的糗事，笑得前仰后合。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时间好像倒流了，我们还是那两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

吃完饭我要走，二狗和翠芬死活不让，非让我带点自家种的东西。最后我车里塞了一袋新麦面、一篮土鸡蛋、还有几瓶翠芬腌的咸菜。

“常回来啊！”二狗扒着车窗说，“下次来提前打电话，我让翠芬炖只鸡。”

我点点头，车子开出去老远，从后视镜里还能看到他们站在路口挥手。

回城后的日子又恢复了平常。老屋的事办妥了，我跟爹妈说了遇见二狗的事，爹叹口气：“二狗不容易，前些年他娘生病，花了不少钱，欠的债去年才还清。”

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大约过了十来天，我正在家练书法，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是个快递小哥，脚边堆着三个大纸箱。

“李建国先生吗？您的快递。”

我愣住了，最近没网购啊。一看寄件人——张二狗。

我赶紧把箱子搬进屋，拆开一看，第一个箱子里是真空包装的小米、红豆、绿豆，每袋上都贴着手写标签：“自家种的”；第二个箱子里是晒干的野菜、蘑菇，还有两罐蜂蜜；第三个箱子最沉，打开一看，是几十个手工纳的鞋垫，厚厚一摞，针脚密实，上面绣着简单的花样。

箱底压着一封信，字写得歪歪扭扭：

“建国哥：家里没啥好东西，这些你都尝尝。鞋垫是翠芬纳的，她说城里买的鞋垫不吸汗。你退休金也不多，别乱花钱，需要啥家里有的就跟我们说。二狗。”

我捏着那封信，在客厅里站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二狗又回到村东头那条小河沟，水很清，能看到底下的鹅卵石。我俩光着脚站在水里，比谁摸的鱼多。阳光透过柳树枝条洒下来，在水面上晃成一片碎金。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小块。

第二天一早，我拨通了二狗的电话。响了七八声他才接，背景音里有鸡叫声。

“二狗，是我，建国。”

“建国哥啊！东西收到了吗？路上没坏吧？”

“收到了，都很好。”我顿了顿，“其实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电话那头安静下来。

“上次我说退休金两千五，是骗你的。”我一口气说完，“其实我拿七千多。”

说完这话，我心跳得厉害，像等待审判。

没想到二狗在电话那头笑了：“我早知道了。”

“啊？”

“你走后翠芬跟我说，看你开的车、穿的衣服，还有那说话办事的架势，不像每月只拿两千五的人。”二狗的声音很平静，“翠芬说，你是怕我难堪，才往少了说。”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建国哥，咱俩认识多少年了？六十年有了吧？”二狗说，“从小穿开裆裤就在一块儿。你是什么人，我还能不知道？”

他顿了顿：“其实你走那天我就想，建国这人啊，心还是那么软。小时候别人笑话我爹是瘸子，你就跟人打架；后来我娘生病，你偷偷往我书包里塞钱。现在老了老了，撒个谎还这么不会撒。”

我握着手机，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

“东西你安心收着，不值几个钱，就是个心意。”二狗说，“下个月我孙子满月，你要是有空就回来喝杯酒。没空也没事，我给你留两瓶好的，啥时候回来啥时候喝。”

挂断电话后，我坐在阳台上发了很久的呆。窗外城市华灯初上，车流如织，可我眼前晃动的却是那个小村庄，村口的土路，老槐树的荫凉，还有二狗咧开嘴笑时露出的豁牙。

我忽然明白了，有些东西从来没变过——就像村口那条土路，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等天晴了，路还是那条路，人踩上去，脚印一个叠一个，深的浅的，都是回家的方向。

一周后，我去了趟商场，给二狗即将出生的孙子买了个长命锁，给翠芬买了条羊毛围巾，给二狗买了双扎实的劳保鞋。

又去银行取了点钱，装在一个不起眼的信封里。

这次，我不打算撒谎了。

车子再次驶上回乡的路时，我摇下车窗，让风灌进来。风里有麦秸味儿，有泥土味儿，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只属于故乡的气息。

我知道，二狗一定又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等着，烟头的火星在傍晚的风里明明灭灭，像我们这代人记忆里，那些从未真正熄灭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