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窃书和偷书说起

鲁迅先生在小说《孔乙己》中提到了一个情节，咸亨酒店中的众人在笑话孔乙己偷书的时候，孔乙己争辩说，窃书不叫偷书，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显出了迂腐可笑的样子。从窃书和偷书说起，似乎可以看到读书人的性格，也可以看官场上的一些内幕。

在古代，官场上的官员都读过书，即便在没有科举考试的时代，门阀士族垄断了权力资源，也仍然要让子女从小读书，而不会让孩子不学无术。农民大多没钱读书，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读书。除非积攒几代人的努力，通过家族的财力来供养孩子读书，不然农民绝对不会让孩子读书。一旦读书，就要向圣贤靠拢，因为他们学的是圣贤书。其实圣贤的目标比较高远，并不是普通读书人能够达到的，甚至他们终生都达不到那样的目标。但他们受到了圣贤书中文气的影响，无论说话还是做事，无论写文章还是写诗，都要弄得文绉绉的。就像孔乙己分茴香豆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多乎哉，不多也。”本来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经过读书人的描述，就变成了另外一件事。甚至一些读书人别有用心，总是要把事情叙述歪了，或者说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叙述某一件事，并没有做客观公正的叙述。就像古代衙门里的讼师一样，只是要维护自己或自己主人的利益，就可以耍笔杆子了，可以从歪的方面写，却不会维护公平和正义。有点文化的人就算是读书人，因为他们从读书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和文化，就可以看得更高远一些，起码站位要高一些，而不能像农民那样，只看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更不会像农民那样斤斤计较。

既然是读书人，就要考取功名，不考功名，就算是浪费了才华和青春。这是有科举考试之后的时代兴起的风气，也是一种个人价值的评判标准。一般来说，多数人大多没什么钱，有钱的不怎么读书。一旦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上位，进入官场，做了官员，就要遵守官场的潜规则，要善于搜刮民间财富，要善于行贿受贿，卖官鬻爵。他们写诗作文的时候，往往抒发个人的小情绪，不然就是歌功颂德，却并没有写出真知灼见。虽然有杜甫贴近现实的“三吏三别”，有白居易写的讽喻诗，但他们仍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写的，却没有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什么实际问题。那么读书人做了官之后，就身不由己了，会自觉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会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他们在官场行走，就要懂得一套官话语言，主要还是书生一样温文尔雅的语言，说话绵里藏针，似是而非。等到手下人去干的时候，干对了是领导的功劳，干错了，是干具体工作的领导的过失，甚至这样的领导要被撤职。大领导始终都要袖手旁观，要看手下的人办事能办到什么程度。长此以往，很多人就被愚弄了，并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不能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当然读了书就算白读了。可是他们偏偏认为读了书有用，甚至为了读书而去偷书，只要没被发现，就算是好样的。

孔乙己因为偷书被打断了腿，最终悲惨地死去。而到了现在，仍然会有一些偷书贼出现，有的少不更事，只是偷出来玩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经历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了，就要如饥似渴地读书，不仅要到图书馆去借，而且要到书店去买，有的人还要偷书。那时候图书馆比较稀缺，里面的图书并不完全对外公布，人们能借到的只有有限的几本，于是就要到书店去购买。当看到售价高高在上的时候，有人就选择了偷书。被书店检查人员摁住之后，人赃俱获。那么偷书的人就算斯文扫地，并不能像孔乙己那样争辩：“窃书能算偷书吗？”孔乙己的逻辑很有意思，那就是读书人应该用文雅的词汇，那么用了文雅的词汇，就和原来的词汇大差大离了。书生喜欢琢磨主考官的意图，琢磨皇帝的意图，还要琢磨意识形态宣扬的某些理念，最终写文章的时候要用得上，或者说不至于以文犯禁。一旦他们习惯了这种文风，说话就都是这种文风了，以至于形成了官话系统，只是表面上非常美好，关系很和谐，而内在里已经出现了问题。一些人用官话来聊天，但只能是官员对官员，倘若对老百姓讲官话，就算是打官腔了，甚至老百姓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说话的时候，几乎每一句话都有暗指，而其他的官员也知道他暗指什么，就算是点到为止，双方不至于闹成大红脸。有了这样的官话系统，就有了自命清高的读书人的语言，他们总是用文雅的词汇，而不喜欢用通俗的词汇，于是就有了孔乙己奇怪的论调，窃书不能算偷书。

既然读书人比较文雅，那就不应该去偷书，应该花钱购买，或者到富人家去借，以自己的人格做保障。倘若读书人真的没钱，又不好意思去借书，就有可能去投诉，尤其是一些贫穷的读书人，可能会干很多无底线的事。被逮住偷书的读书人只能自我辩解，有的说是疏忽了，有的说是忘了算账，有的说是给孩子阅读，以为不要钱，还有的竟然假称为某个院校的博士，是老师让他来的。甚至有的偷书贼要到卖书人家,去帮人做饭，说是串门儿等等。孔乙己论证的道理就是读书人应该说文雅的话，不应该说粗俗的话。确实算是文雅的，偷书算是通俗的，而且当着投诉人的面说出来，就已经俗到家了，似乎可以给读书人致命的打击。可是孔乙己自己做过的事，就要自己承认，并不会躲躲闪闪。他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没偷书，确实是干了偷书的事，还吊着被人打。以至于他后来终于被人打了之后，无法生存，死掉了。那么孔乙己的悲剧除他好吃懒做的性格导致的原因之外，就是取笑他的人冷漠导致的，就是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因为整个社会需要扶植读书人，起码要重视读书人，让读书人为社会作出贡献。倘若读书人仍然汲汲于功名利禄，仍然要醉心于官话系统的学习与应用，那么这样的读书人就会成长为禄蠹，不会为人民办实事。

读书人说话比较文雅，似乎要和老百姓区分开来，以至于古代的权贵和老百姓之间存在逾越的鸿沟，就是知识和文化。读书人说话、文章都比较文雅，看不起那些通俗的词汇，于是就有了孔乙己认为窃书不能算偷书的逻辑。其实窃书就是偷书，只不过说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