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看懂水丘昭券胡进思的博弈，才知胡进思为啥要废了钱弘倧

要弄清楚胡进思为何会卷入程昭悦的谋反，又为何后来要废掉钱弘倧，咱们得先把这位三朝元老的心路历程捋明白。

先说程昭悦谋反这事，胡进思帮着程昭悦，乍一看挺糊涂，这不是跟外人勾结祸害自家吴越吗？但细品他这个人，就发现没那么简单，胡进思可不是什么热血上头的愣头青，他从钱镠时代过来，历经钱元瓘、钱弘佐，什么风浪没见过？他的资历和功劳，那都是实打实用时间和命拼出来的，尤其是当年许再思之乱，他跟着还是质子的钱元瓘赴汤蹈火，那是一次关键的“投资”，他赌的可不是单纯的忠心，更是钱元瓘未来的前程，以及自己作为从龙之臣的回报，果然，钱元瓘上位后，他位极人臣，手握重兵，这让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也让他深信，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荣耀，必须紧紧攥在手里，和主君的信任绑在一起。

可到了钱弘佐这一朝，味道就变了，钱弘佐年轻，对胡进思这样的老臣，尤其是手握兵权的托孤重臣，天生就带着疑虑和忌惮，加上程昭悦这种靠举报起家的小人在旁边煽风点火，钱弘佐对胡进思是几番敲打，冷落疏远，胡进思是什么感觉？心寒呐！自己一家子老小跟着钱家打天下，到了第三代，功劳好像被遗忘了，情分也淡了，剩下的全是提防，他觉得自己就像中原那个石敬瑭，不被君主信任，整天活在猜忌里，憋屈又危险，这时候，程昭悦找上门来，拉他一起干。

对胡进思来说，这未必是真想帮南唐换掉吴越的姓，他没那么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他看到的，是一个重新证明自己“不可或缺”的机会，他想通过这场危机，让钱弘佐明白：你看，出了大事，离了我这老骨头不行吧？你猜忌来猜忌去，最后能靠的还不是我？他想借力打力，利用程昭悦的叛乱作为筹码，重新回到权力的核心，拿回自己应有的“尊重”和权柄，所以，他的动机很复杂，是私心（保全和提升家族权势）与一种扭曲的“自证”心态混合的产物，核心是要改变自己被边缘化的处境。

这就引出了水丘昭券和他那场精彩的博弈，水丘昭券是个明白人，他看透了胡进思的底牌，他知道胡进思反心不坚，其诉求在于“争权”和“求安”，而非颠覆社稷，所以他的策略不是硬碰硬，而是怀柔，是谈判，他去找胡进思，不是去问罪的，是去解决问题的，这场对话，句句都是机锋。

胡进思先发制人，借石敬瑭的故事诉苦，意思很明白：不是我要反，是君王的猜忌逼得老臣没法活，想要我调头，得拿出诚意，接着，他问出最关键的一句：“萧山大营，是七郎去的还是九郎去的？”这话太厉害了，一来，这是在评估叛乱的成功率，钱弘倧去，他可能继续观望甚至偏向程昭悦；钱弘俶去，他知道这年轻人有能耐，叛乱很可能被平定，他得早点选边站，二来，更深层的是在试探钱弘佐的态度，钱弘倧多疑，像他哥哥，用钱弘倧意味着继续猜忌的老路；钱弘俶更豁达磊落，用钱弘俶意味着一种转变的可能，胡进思想要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未来。

水丘昭券心领神会，开始谈条件，他先抛出胡进思儿子胡璟的官职，试探胡进思到底是为子孙谋，还是为自己谋，胡进思一句“这分明是不信”，直接挑明：我要的不是给儿孙的恩荫，是我自己的权位和保障，水丘昭券这下彻底清楚了，胡进思要的是当下，是重新掌握实权，于是，交易达成：钱弘佐那边封胡进思为大司马，赋予他平叛的统帅之权，胡进思则顺势而下，调转枪头对付程昭悦，这场博弈，水丘昭券赢了眼前之危，胡进思也暂时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隐患的种子已经埋下：一个用兵权做交易才肯为国效力的权臣，他的忠诚还剩多少？而一个需要靠妥协来换取臣子支持的君王，他的权威又还剩几分？

这也就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为什么后来胡进思要废掉钱弘倧，福州之战后，钱弘佐英年早逝，传位给弟弟钱弘倧，可以想象，钱弘佐临终前，必定像他父亲当年叮嘱他警惕假子兵权一样，叮嘱钱弘倧要小心权臣胡进思，钱弘倧上台，本身就带着对胡进思的防范之心，而从胡进思的角度看，钱弘倧简直就是钱弘佐的翻版，甚至可能因为年轻而更加急切、手段更生硬。

钱弘佐好歹还用过他，而钱弘倧呢？恐怕只会继续甚至加强那种冷遇和压制，更让胡进思心惊的是，钱弘倧似乎没从哥哥的教训里学到什么，钱弘佐重用程昭悦酿成大祸，钱弘倧上台后，却留下了同样靠举报上位的何承训，这路子走得太像了，胡进思会想，下一个被算计、被清洗的，会不会就是我？

此时的胡进思，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人老了，有时会更执着，也更焦虑，他赌过钱元瓘，赢了；他赌过程昭悦的叛乱，通过和水丘昭券的博弈，也算部分达到了目的，但现在，面对一个似乎注定不会信任自己的新君，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奋斗一生得来的权势和家族富贵，可能在钱弘倧手里付诸东流，他等不起，也赌不起了，他可能觉得，与其坐以待毙，等着被慢慢剥夺一切，不如再搏一把，彻底换个对自己更有利、也许也更听劝的君主。

钱弘俶在之前的诸多事件中，展现出了与钱弘佐、钱弘倧不同的特质——更沉稳、更务实，用人方面似乎也更少些猜疑，于是，废黜钱弘倧，改立钱弘俶，就成了胡进思眼中一劳永逸解决自身危机、为家族铺平后路的选择，这行动看似大逆不道，但结合他一生对权力的理解和追求，以及在两代君王猜忌下的压抑心态来看，又是一种符合他个人逻辑的极端自保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