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大陆缺什么我就做什么”，三次创业都击中中国芯片命门

2009年，美国加州的一场专利诉讼判决，让张汝京正式离开了中芯国际管理层。

这一结果，结束的是他个人在中芯的角色，却并未终结他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关系。

从法律角度看，这是一场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但从产业角度看，它更像一次提前到来的警示，当关键技术、专利体系和产业规则长期掌握在外部体系中时，即便已经建立起制造能力，也随时可能失去主动权。

更值得注意的是，离开中芯之后，张汝京并没有选择退休或转向无关领域。

相反他此后的三次创业，目标高度集中，几乎都指向中国芯片产业中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外部掣肘的关键环节。

理解张汝京后来的选择，必须先回到中芯国际诞生的背景。

21世纪初，中国大陆在晶圆制造领域几乎没有成型经验，既缺成熟工程师队伍，也缺稳定的量产体系，更谈不上完整的产业生态。

在这种条件下，直接追赶全球最先进制程并不现实。张汝京在中芯初期采取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先站住，再谈升级”的判断，先建立可持续运转的制造能力，再逐步提升工艺水平。

因此，中芯的早期目标并不是技术领先，而是快速形成量产能力，建立工程管理体系，积累本土制造经验。

这种路径看似保守，却更符合当时的现实条件，也为中芯后续扩张争取了时间。

而支撑这一策略的，是一套始终贯穿其职业生涯的做事逻辑。

中芯国际早期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其对成本的高度敏感。

但这种“省”，并非简单的管理作风，而是基于晶圆制造行业特点作出的选择。

晶圆厂真正消耗资源的，并不是厂房外观或行政规模，而是设备利用率，工艺稳定性，工程团队的持续投入。

因此中芯在早期采取了一系列降低非核心成本的做法，厂房结构简化、设备采购集中在行业低谷期、行政支出严格受控。

这些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有限资源尽可能集中到制造能力本身。

正是这种思路，使中芯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可运行的产线体系。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中芯也逐渐进入全球竞争体系，新的问题随之显现。

中芯能够快速成型，离不开张汝京在人才和资本层面的系统性引入。

当时大陆最稀缺的，不是单个技术人员，而是具备量产经验的完整团队。

通过其在国际半导体行业多年积累的信誉，一批拥有成熟制造经验的工程师团队进入中芯，对企业初期运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资本结构上，他同样采取了相对审慎的策略，引入国际资本以解决融资和信用问题，同时通过股权设计，保持中方对公司的控制权。

这一组合，为中芯赢得了发展窗口期。

但它并不能解决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竞争进入专利、规则和体系层面时，单一企业仍然缺乏防御能力。

这也是2009年事件真正暴露出的现实。

与台积电的专利纠纷，表面上是企业之间的法律问题，实质上却是产业体系之间的差距体现。

一方拥有长期积累的专利体系、客户网络和上下游协同能力，另一方则更多依赖工程执行和制造效率。

结果并不意外。

这次经历让张汝京清楚认识到，在产业链关键环节高度依赖外部体系的情况下，任何单点突破都缺乏安全性。

也正是在这一判断基础上，他离开中芯后的创业方向，开始从“做强单一企业”，转向“补齐产业断点”。

张汝京离开中芯后的三次创业，分布在不同领域，但逻辑高度一致。

首先是在限制期内进入LED产业。这一选择，既保持了团队的工程连续性，也利用了技术相通性，为后续回归半导体领域保留了基础。

限制期结束后，他将重点转向上游材料环节，创立新升半导体，专注300mm硅片国产化。

硅片并不直接决定制程水平，却是晶圆制造无法绕开的基础材料，一旦受制，制造能力便难以保障。

随后随着汽车芯片风险逐渐显现，他又开始关注制造端与应用端之间的协同问题，试图降低关键领域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程度。

这三次选择，始终遵循同一个判断标准：优先处理最基础、最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的环节，而不是追逐最显眼的技术高点。

回顾张汝京的经历，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从制造起步，到意识到体系风险，再到围绕产业链断点持续修复。

他的价值，并不在于某一次技术突破，而在于对产业脆弱性的长期判断与应对。

在半导体竞争日益长期化、结构化的今天，这种以现实条件为出发点、以体系安全为目标的思路，依然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