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重启全球最大核电站，德国走向死胡同

日本正式重启了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柏崎刈羽核电站的6号反应堆。这一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26年1月21日，由东京电力公司负责运营。该电站总共拥有7个机组，满负荷运行时总容量可达8.2吉瓦，足以供应数百万家庭的电力需求。6号机组容量为1.356吉瓦，是该电站中功率较大的先进沸水堆机组之一。（1吉瓦=10亿瓦）。

自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全国54座反应堆全部停运，以应对公众对核安全的极度担忧和严格审查。柏崎刈羽核电站自2012年起便处于长期闲置状态，长达近15年。此次重启前，东京电力公司完成了多项安全升级，包括反恐袭击设施的建设、地震防护强化以及更严格的定期检查。

重启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原计划于1月20日启动，但因控制棒相关报警系统在测试中出现设置错误，导致警报未正常触发，东京电力公司决定推迟一天。问题解决后，1月21日反应堆成功并网发电。预计约一周后达到50%功率时将进行短暂停机检查，随后逐步提升至满功率，并计划在2月底进入商业运营阶段。这一重启将显著提升东京首都圈的电力供应稳定性，尤其在冬季高峰期和能源进口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

福岛事故后，日本核电政策经历了从全面停摆到逐步重启的转变。目前，已有15座反应堆重新并网运行，另有约11座计划在未来几年内重启。政府目标是将核电在电力结构中的比例尽快提升至约20-22%，甚至更高，以支持能源安全和碳中和承诺。

这一政策转向的转折点出现在2022-2023年。时任首相岸田文雄在俄乌冲突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天然气供应紧张的背景下，果断调整能源战略。他公开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核能”，并推动多项关键改革：

• 允许反应堆运行寿命延长，可能超过60年（原有规定为40年+一次性延20年，现改为每10年评估一次无上限原则）。
• 加速闲置机组重启。
• 规划在现有核电站址内建设新一代先进反应堆（next-generation reactors），以替换老旧机组。
• 强调核电作为高脱碳、稳定基荷电源的作用，与可再生能源共同支撑能源转型。

这些决定写入2023年的《实现绿色转型基本方针》，标志着日本从“尽可能降低核电依赖”转向“最大化利用核电”。

相比之下，德国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德国在默克尔执政时期推动“能源转型”，决定彻底退出核电。2023年4月15日，最后三座反应堆永久关闭，至此德国核电比例降至0%。尽管2022年能源危机期间曾短暂考虑延寿，但政治偏执最终维持了退役计划。拆除工作迅速推进，包括去燃料化、关键系统拆解和部件退化处理，一旦越过“不可逆点”，重启在技术上将变得极其昂贵甚至不可能。一些能源专家评估，即便有政治意愿，少数机组最早也只能在2025年底或2028年左右勉强恢复，但现实中拆除已不可逆转。

两国路径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在福岛后经历了长期反思，但面对能源安全、地缘政治风险和气候目标压力，选择重返核电；德国则坚定执行“无核”承诺，尽管这导致电力结构更依赖化石燃料进口（尤其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波动，电价长期居高不下，并对欧洲整体能源稳定产生连锁影响。

回顾默克尔决策，许多政治观察家、能源分析师和国际组织认为，她在核电退出上的坚持构成了多项重大战略失误，这些错误不仅影响了德国，还波及整个欧洲数十年。国际能源署负责人法提赫·比罗尔公开称德国的核电退出为“历史性错误”，而保守党领袖梅尔茨则直言这是“严重战略失误”。根据多项研究和报告，默克尔的政策至少犯下了以下五个关键错误：

• 低估地缘政治风险，加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默克尔推动核电退出时，同时深化了与俄罗斯的天然气合作（如北溪管道项目）。这导致德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陷入能源危机，进口天然气中断，电价飙升。如果保留核电，德国本可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避免能源短缺和经济衰退。默克尔本人在回忆录中坚持认为“无需核电也能实现气候目标”，但现实证明，这是一种短视的赌注，导致德国付出高昂代价。
• 增加碳排放和环境污染，违背气候承诺：核电退出后，德国转向煤炭和天然气，导致碳排放不降反升。根据普华永道分析，如果核电站继续运营，2024年德国无碳电力比例本可达94%。相反，煤炭燃烧增加导致每年额外释放数千万吨二氧化碳，并造成空气污染加剧。研究显示，这每年导致约1100人因呼吸系统或心血管疾病额外死亡，社会成本高达每年120亿美元。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欧盟专家警告，这直接阻碍了德国到2045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使欧洲整体减排努力受挫。
• 抬高能源价格，损害经济竞争力：核电作为稳定基荷电源的缺失，导致德国电价成为欧洲最高之一。企业抱怨高能源成本削弱了制造业竞争力，引发经济衰退迹象。德意志银行早在2007年就警告，核电退出将导致电力短缺、黑灯现象和更高的进口依赖。2025年的一项研究确认，这一政策已造成数千亿欧元损失，包括对中小企业的打击和就业流失。默克尔忽略了核电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转而补贴风能和太阳能，却未能解决间歇性问题。
• 忽略公众误导和长期技术自主性：尽管公众支持退出，但许多专家认为这是基于对核能的误传（如过分夸大福岛风险）。默克尔早期（2008年）曾称退出“绝对错误”，但在2011年福岛后逆转立场，被指屈从于政治压力和反核游说集团。这导致德国丧失核电技术领导地位，无法参与新一代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发展，而邻国如法国和波兰正加速推进。结果，德国在能源独立上落后，未来可能需进口更多电力。
• 阻碍欧洲能源安全和转型：默克尔的政策不仅影响德国，还波及欧盟。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其高排放和进口依赖加剧了区域能源不稳定。批评者指出，如果默克尔在2011年选择关闭煤炭厂而非核电站，德国本可提前实现减排目标，成为“欧洲气候冠军”。如今，保守党内部呼吁重启核电，但拆除进程已不可逆，留下一个昂贵且遗憾的遗产。

这些失误在历史书中将被视为影响深远的战略错误，凸显了意识形态主导下忽略现实风险的危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下，正推动一项与日本遥相呼应的能源政策，强调能源独立和务实主义回归。川普早在2017年上任时就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批评该协定削弱美国能源独立、推动气候资金再分配，并强加净零排放合规压力。他明确表示：“我们的纳税人资金不会再流向那些不配得到援助的国家。”这一立场在2025年川普重返白宫后得到强化，他签署多项行政命令，加速核电复兴，包括简化审批流程、投资新一代反应堆（如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延长现有核电站寿命，以减少对外国能源进口的依赖。

川普的政策与日本岸田文雄的“最大限度利用核能”战略高度呼应：两者均优先考虑能源安全、地缘政治独立和经济实用性，而非盲从极端环保主义。川普政府强调核电作为清洁、可靠基荷电源的作用，支持“全能源”战略，包括核能、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平衡发展。这不仅帮助美国在2026年实现能源净出口，还降低了电价，刺激制造业回流。相比默克尔政策的“历史性错误”，川普和日本的举措被视为“常识正在回归”——回归到基于科学事实而非意识形态的能源决策，避免了德国式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

在全球能源格局剧变的时代，日本柏崎刈羽6号机组的重启，以及美国川普政策的呼应，或许将成为未来能源政策辩论的重要案例，提醒各国避免类似德国的“历史性错误”，而选择务实、独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