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人文：百色粤东会馆——榜眼撰文，状元书写的《重建会馆碑》

百色城里，有一座广西境内最为著名的粤东会馆，因为这里是百色起义记忆最为深刻的地方之一，自然的，也成为了百色重要的文化名片，文旅宣传重点之一。

对于这座粤东会馆里，人们谈及最多，宣传最多，研究最多，展示最多的，是它经历过的那段红色岁月，可是，这是一座有着300余年历史沿革的古建筑，它所见证过的，不仅仅是百色起义彪炳千秋的时刻，还见证了百色城三百年间的兴衰发展。

自然的，记载的故事也就多了。

比如，百色粤东会馆里，还隐藏有一段少被关注的古代科举状元，科举榜眼的人文内容。

那百色粤东会馆，怎么和古代科举的状元，榜眼扯上关系呢？这就得从清末时的粤东会馆的一次重建说起了。

百色粤东会馆，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它的兴建，和往来两广做生意的广东商人有关。

清代初年，朝代更替，社会处于一个百业待兴的经济低迷时期，由此一些传统的商帮进入广西发展，由于地缘相近，文化相似，来自广东的粤商抓住机会，很快就发展起来，带动了广西各地的经济生活，为方便同乡，同业沟通交流，互助互惠，粤商在广西沿河很多的县城，或圩集都建起的了粤东会馆。

粤东会馆是一处有着很明显的地域性，行业性，商业性的场所，商旅到百色的粤商，也顺从大流，建起了一座同样的会馆，成为了粤籍商人在百色城的重要落脚点。

初建的粤东会馆，格局应该也有模有样，但岁月流转，风雨变幻，到清道光年时，这座历经一百多年的建筑，也略有旧相，所以，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当时的广东商人捐资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会馆重修工作，由此，基本确定了今天的会馆建筑范围，也奠定了会馆的在百色的地位。

但没过几年，在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大成国两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广西社会动荡，依水系而兴的粤桂间的商贸受阻，商贸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860年（咸丰十年），当时太平天国石达开回师广西，其部曾出兵攻打百色城，由此，位于城墙外街道，建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粤东会馆没能避免。

直到同治十年（1871年），社会秩序稍平，两广之间的商贸业重新流通，广东商人再次组织一次对粤东会馆进行重修。今天能看到的粤东会馆建筑主体，墙面绘盏，屋脊上各种装饰，基本就是这一次重修的遗存了。

百色粤东会馆在同治十年开始的重修重建，但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持续了好几年，主体建筑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完工，其他相关的建设，则一直延续到光绪六年（1880年）前后才基本结束。

因为是公共建筑，又有很强的地域性，加上是有着很重的“商会”背景，所以，当时很多的建筑材料，如木头，石料雕像构件，砖瓦等等，都是从广东顺江而上运来来，正是如此，会馆采用的是“分部承包捐建”的方式，接受各位商众乐捐与建议，简单说，就是整个建筑的资金来源很多，集资方式有众资与独资，认捐认建。

打个比方：普通的就是你捐一块我捐两块集中起来，资金由相关重建管理的人员专门统筹运购，特别的如李商户说屋顶装饰所有资金由我一人出，我在广东购买材料运来；梁商户说一进大厅墙面所有绘画装饰的费用我包了，材料我在广东运来；又或是几个商户共商出资买某些用料建设某一部分，也是从广东自己购运过来等等。诸如此类，零零散散，最后归置统一用于会馆的建设与装饰。

在古代，一座公共建筑基本建设成形，或是建设完成，都会有一个惯例，就是为建筑作个碑记，或是作个序文，并刻成石碑，置于建筑内，以示兴祝铭记传世。这类碑文一般是请有一定社会地位，社会成就的德高望重之人写的。

百色粤东会馆也不例外，那这样重要的碑记，序文由谁写呢？

这是由广东商人所建的会馆，这些商人南来北往，当中有不少人不说是人脉通天，那交友也是十分广泛的，三流九教，达官贵人都认识个把，不知道是哪位大商，回到广东南海，请出了谭宗浚写碑文。

谭宗浚，广东南海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进士，他这进士名头得来可不简单，本科一甲第二名，即传统中所说的榜眼。

一位科举榜眼，一位朝廷官员，他怎么会为远在桂西腹地的百色粤东会馆写重建碑文呢？具体很难考证，但现在流传有两种说法。

一说他这人十分“好吃”，“会吃”，如现在饮食界中算是有名的老字号“谭家菜”，就和他有关系，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翰林创造的“菜”的说法，要是饮食文化中的菜系评选宽泛一点，不限于八大菜系的话，估计“谭家菜系”会有一席之地。相关的可以上网一搜，这里就不谈了。可能正是某次宴席上，有往来百色广东的商人遇上和谭宗浚一桌，想到粤东会馆碑文这事，于是请他所写。

二说他早期是到过百色的，因为他在光绪二年时，出任四川学政，由广东顺水路绕道百色去四川赴任，他是广东人，到百色时自然对粤东会馆这样的本籍会馆有很多的亲和感，有了亲身体会，所以就写出了这篇很有“亲历”感的《重修粤东会馆碑记》，后来，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从云南回广东，经广西隆安时，卒。

如碑记开篇：三江西去盖羁人游眺之乡六诏东来是大贾贸迁之地烟茅瘴箐久洗荒凉峒草瑶花近多农冶，这意境，可以说没有到过百色，看过百色山水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特别是在古代的环境下。

《重修碑记》写出来了，当然是要刻石的，可能谭榜眼写的文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写下的，环境不同，字体不适合直接换成碑刻，于是，又有人找到另一位广东人，梁耀枢。

梁耀枢，广东顺德县人，这也是一位牛人，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状元！清代广东三位状元中的最后一位。

他怎么会抄写这篇《重修碑记》的用于会馆刻碑呢，这个也没法考证了，估计和谭宗浚有关。

两人虽说年龄差十四岁，但县籍同属当时广州府，科举学习，考试过程必定是有过交集，交流的，两人前后差一年中举（梁1862年，谭1861年）；前后科进一甲前三，一个状元 ，一个榜眼；同有过任翰林编修经历，写百色这碑文时，又正好都是同级的学政官，一个湖北提督学政（梁1875年），一个四川提督学政（1876年）......

总之，看两人的人生经历，无论是在学途在仕途，在家乡在外地，两人交集都很多，也很类似，熟悉之下，不说惺惺相惜那也是相互欣賞了。

那一个状元帮一个榜眼抄个文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了，具体是怎么个事，现在说不清了，但简单的一块石碑上，出现“榜眼撰文，状元书写”，这也算是“百色粤东会馆的石碑传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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