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里的男孩，还有女孩

月光里的男孩，还有女孩

———观《月光里的男孩》后评

由万玛才旦老师监制、达杰丁增导演的《月光里的男孩》是昨天在电影院跟我读初二的女儿一起看的。这是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但电影里的儿童，是已经长大的我们，已经忘记了童年模样的我们。

昨天上午，我去海北出差，从西宁到海北的路上几乎都是草原。我将风景照拍给我的一位早已在城市定居的藏族文学家朋友，问：是否还眷恋草原生活啊？回：当然，需要时不时回草原生活几天。复回：真好，你的草原一直都在，而我的老宅却早已不在了。

当电影一开场，一位神情落寞的叫扎西的藏族作家回到草原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草原上也有固定几十年的老宅，也面临着老宅安置的问题。虽然墙面已经斑驳，虽然屋舍已经松散，虽然院落已经荒芜，可挂在屋檐下的一个铃铛发出的清脆声响，犹如漫威里的那个威力巨大的响指，让老宅里发生过的一切重新在扎西的脑海里，也在电影院里坐着的每一个观众的眼前，过了一遍。

电影看完，女儿说，这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我说这就对了，因为这部电影并不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套用讲故事的模式，窥视一个男孩的全部世界。你几乎能看到他所能看到的一切，你感觉导演就把镜头悬浮在扎西的脑后，确实有好多镜头对准了扎西的脖颈，扎西看到什么，我们就能看到什么。所以这不是故事，这是场景还原，这是生活的日常，这是镜像投射，这就是那个残酷的生命真相，需要我们拿出足够的勇气去直面。

这部电影主创团队都是藏族。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 - 施特劳斯用一句话奠定了他在哲学界的至尊地位：“Language is a form of human reason, which has its internal logic of which man knows nothing”（语言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形式，它有着人类所不了解的内在逻辑）。他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础，不同文化的语言差异会导致认知差异，某些文化概念难以精准翻译。你使用的语言，决定了你的文化背景，也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一定有一些难以逾越的鸿沟。

鸿沟是距离，距离，可以产生美。

我本人就很喜欢藏语奇特的韵律。我有好几位藏族朋友，我发现，如果现场有两位母语是藏语的人，他们之间的对话一定是藏语，而且切换的非常丝滑。我比较不走运，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现场只有我一个听不懂藏语的普通话使用者。可能这部电影的原创小说作者赤桑华老师已经忘记，我和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饭桌上加的微信，当时无论谁说话我都煞有介事的去认真听，甚至听的津津有味，因为就像这部电影里的“录像厅”就是用普通话的发音一样，我努力从一两个普通话发音的词语里拆解他们聊天的信息。不要认为他们没有礼貌，我从他们刻意躲闪我热烈的眼神中发现了他们努力掩饰的真相：他们的普通话不太好，尤其跟一个说普通话的作家圈的女同志用普通话交流，谁也不想承担用词不准说错话的风险，他们纯粹是害羞。而现场普通话最流利的那位藏族老师，就坐在我旁边，很明显，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母语世界，压根不想充当我的翻译，好像故意要欺负一下我这个普通话世界里的人，就像他可能曾经遭遇过的一样。

我认识的藏族老师或者年轻的朋友不分年龄都有一种萌萌的既视感，这跟大部分人对草原民族直爽威猛彪悍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如此，我看藏语电影，首先很亲切，有一种我就在近处观望的小傲娇，毕竟身为那么多藏族朋友的朋友，总感觉我有一天也能出现在电影描述的场景里。其次跟普通观众一样，有对异域风情的好奇，草原、牛羊、转经的老人、连绵的经幡、红色的氆氇、 热腾腾的奶茶以及刺眼的雪山，这些场景再配上悠扬高远的藏族音乐背景，画面会立即有一种高原自有的神圣和巍峨的气势呈压倒状扑面而来。

写到这里，还没有触及电影本身，并不是我跑题，而是想交代我在观影之前的心理预期：我即将看一部藏语电影了，比如《静静的嘛呢石》，我可以看到寺庙里小活佛和他的随侍真实的生活，比如《冈仁波齐》，我可以看到藏族人对神山的敬仰和尊崇，比如《阿拉姜色》，我可以看到藏族村民对信仰、家庭、生命、婚姻的态度，比如《雪豹》，我可以看到新时代下一个普通牧民在生存和大自然之间的艰难抉择。那么《月光里的男孩》，我可以看到怎样的一个藏族男孩的故事呢？

我带着好奇和期待而来，刚才提到，不同文化之间一定有一些难以逾越的鸿沟。当我们都把目光聚焦到鸿沟上的时候，导演达杰丁增，却把目光投射到普世的文化公共领域。所以我们没有看到策马驰骋的藏族男孩扎西，我们看到的是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山路上的扎西，我们没有看到领着一只藏獒徒手与狼对峙的扎西，我们看到的是与一只金毛犬一度水火不容的扎西，我们没有看到持诵经文的扎西，我们看到是在作业本上写日记的扎西，我们没有看到与神秘人物神秘事件产生关联的扎西，我们看到的是为了宣泄情绪往老师办公室放牛粪并立即被识破被罚站的扎西，一个被母亲过度宠溺被父亲过度规训的扎西，一个和三个死党一起做傻事的扎西，一个嘴馋的扎西，一个喜欢做梦的扎西，一个，怎么说呢，几乎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扎西。只是他叫扎西，而我的童年里他叫建武、松涛、继业、红强、大伟，只不过，扎西说的是藏语，而我和小伙伴们说的是河南话，扎西和小伙伴采摘是野草莓，我们是捉蜻蜓、扑蝴蝶、偷甜瓜，扎西的痛以及快乐，与我们的痛以及快乐，以及全人类的痛以及快乐，都一样。

一部纯粹的藏语电影，竟然拍出了我最熟悉的内容，太惊喜了。现场众多八零后，无论是不是藏族，都有同样的感觉，甚至还有小观众看到了他们熟悉的内容，仅仅因为听父母讲过一些他们儿时的片段。这肯定不是巧合，这是记忆的搬迁，就像流浪的西南联大一样，地理位置不重要，人，人的精神，才是唯一的主体。

这很像是赤桑华老师自传式小说，因为扎西最后成了一名作家，他返回草原后，仿佛还没有准备好让老宅变成民宿住进陌生人，巨大的失落感仿佛一颗坏了的牙齿引起一排牙跟着发炎，甚至头也莫名其妙的跟着疼了起来。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隐秘的角落，那里往往藏着一个坏了的牙齿，就像埋伏着的雪豹，只要靠近它的狩猎范围，它就会发起猛烈攻击。

这部电影没有不断反转的剧情，只有一个又一个生活的碎片，这些碎片构成了一个关于扎西的故事。我觉得故事的讲述还可以更流畅，我觉得扎西在家里的生活内容可以再丰富些，导演刻意让扎西吃烙饼，而不是奶茶和手抓，导演有没有故意回避藏族符号化内容我不确定，不过藏族普通人的生活真的很吸引人，没有必要刻意回避，比如扎西，一个男孩，那么他一定有一件“擦惹”。作为观众我还是希望看到一些藏族文化里非常具有特色的内容，尤其我也带着女儿来看，希望她通过看电影了解其实与她近在咫尺的可她却不熟悉的伟大文明。同时，我还觉得扎西和狗扎西的故事还可以再饱满，毕竟是一部儿童电影，用只言片语交代扎西和狗扎西的渊源很容易被错过。

我最后再说录像厅，不是要压轴讲，虽然电影从头到尾都在围绕录像厅来讲，但录像厅只是一个隐喻。从小处讲，是扎西梦想开始的地方，最后他成为了一个编辑去讲故事，与儿时录像厅里的光怪陆离分不开。从大处说，录像厅确实是录像厅老板说的那样，世界已经变了，我们即便不变，也要接受这个现实。传统和新生事物的冲突是永远循环存在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想当年我们的父母看到贴到墙上半裸的陈浩南也吓的面目狰狞，如今我们八零后多么的坚韧靠谱。现在我们当父母了，看到我们孩子沉溺手机、平板，也茶不思饭不想，会不会，也有点儿过度担心了呢？

录像厅老板被因循守旧的村民歧视，小扎西因为与狗重名也心有不甘，但是他们都把自己的愤怒对准了最无辜的狗扎西，那是懵懂年纪遭遇混乱时期的一种正常的合理的冲突。录像厅老板最后何去何从了电影没有交代，但是扎西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甚至总觉得自己的眼睛早晚会赔给受伤的狗扎西。我们的童年总有一些伤痛说不出口，但是悲伤在佛家看来是慈悲的珍珠，怀揣悲伤的人，总归是善良的，笼罩着人性慈悲光芒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在“居善地”，无论卵生胎生的生命，如若遇到这样的人，总能被救赎，就像电影最后镜头里的那头奶牛。

有一位老师说我观影量太少，所以在讲一部电影的时候拿不出不胜枚举的例子，不能随时蹦出一个大导演的作品做类比，不能从更专业的角度或者某一个特殊的细节来做点评，显得我很不权威，这是事实。可我从来不觉得专业影评人比普通观众更有资格点评电影，电影本身是一个艺术品，就像腊八粥里的满满当当的货实，你不能把里面的东西分开来吃。我最近因为一个书名买下了一本书，叫《纪录片也要讲故事》，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形式是这本书的反面，是把故事拍成了纪录片，让真实更真实，让故事更梦幻。

这是达杰丁增导演的首作，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新鲜的电影，犹如雨后的野草莓，果肉不如榴莲肥硕，产量也比不上挂满枝头的苹果，但是它代表大地的慷慨，代表着自然的意外馈赠，代表着未来成为更大更饱满更多产更多人喜欢的可能性。

我希望身边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成为《月光里的男孩》这部电影的观众之一，是对藏语电影的支持，更多的是这部电影真的能反哺观众，我本人也曾是月光里的女孩，感谢这部电影让我重新找回她，回归她，以后也会好好疼爱她，就像善良的扎西一样，那个曾经的男孩，最终从月影里走出来，与曾经那个迷茫的小扎西和解，直面阳光，坦然又从容的拥抱美好的明天。

注：本文配图由达杰丁增导演提供

《月光里的男孩》正在全国院线公映中

作者简介：

杨玉婷，出生于1985年7月，2008年毕业于青海大学，2008年7月就职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青海省作家协会、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青海省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青海省自然文学协会会员。2019年出版散文集《时间不是小偷》，2022年合著的报告文学《解码四分厂》获得青海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2025年出版散文集《记忆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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