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段模型，识别不良从业者如何侵犯性边界

作者：Wohlberg

译者：许标

第一阶段:早期性引诱行为

大多数来访者进入心理治疗时，对心理治疗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了解。即使是那些对权威人物高度不信任的来访者，也倾向于从治疗师那里寻求指导——因为治疗师“了解此领域”。Simon注意到，大多数（不是全部）变成虐待的治疗，在开始时看起来很正常。有问题的线索——如果有的话——只有在事后才能发现。根据Simon的观点，当治疗师的主要满足来源，是直接源自来访者，而不是源自与来访者共同参与治疗过程，边界侵犯便出现。在治疗早期，来访者可能难以察觉治疗师的满足来源。即使在治疗后期，随着情感卷入和满足加深，来访者同样可能察觉较少，且越来越多地寻求治疗师的关注和认可。对不道德和伺机式治疗师来说，来访者(尤其是此前受过创伤的来访者)是“易上钩者”，含蓄地——最终明确地——让来访者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获得并保持这种认可。

因此，在虐待行为开始时，典型的受害者通常意识不到它，更不用说报告了。现在，大家普遍认识到，一些令人难忘但不一定是创伤性的事件，在时间、此后经历和不同视角的影响下，可能会变成创伤性。当边界从一开始就被越过或侵犯，并逐渐被进一步侵犯，来访者可能会认为，（治疗师问的）这个问题和时机是奇怪的，甚至是不合适的，但不一定是性侵犯，且自己未必会因此而受到创伤。实际上，来访者可能会安慰自己，这种素材在心理治疗中是常见的，治疗师最了解情况。

随着治疗师不正当行为的持续和升级，越来越多的诱惑行为开始了，包括反复保证，来访者不仅来了“正确”的地方寻求帮助，而且来了“唯一”有帮助的地方。治疗师明说或暗示，“你是特别的来访者，我是唯一有能力理解和治疗你问题的治疗师。”通过在治疗环境内外提供强化的关心和关注，治疗师越来越多地关注来访者感知到的“需求”和特殊性。随着第一阶段的继续，治疗师在互动中变得日益过分亲密和随意。治疗师称赞来访者的外表和衣着，可能会以渴望的眼神注视来访者，盯着或评论来访者的身体。

在这个阶段，受害者可能会越来越依赖治疗师的关注，以定期预约的形式获得“修复”。在此期间，来访者会得到针对他们特定需求的特别关注。来访者可能会在预约之间花时间期待和渴望下一次治疗，并对治疗师着迷。通常在这个时候，治疗师会提出更频繁和更长时间的预约（常常是在一天结束时），表面上是为了“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但也是为了逃避被发现。治疗师的这种额外考虑，对来访者来说可能像是“天降甘露”，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独特的、被需要的，同时也抵消了不被人喜欢的感觉。

第二阶段:从暗示到行动

如果人们试图在性边界侵犯发生的情境之外理解它，就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它看起来不合理。在这两阶段(可能持续数周、数月或数年)期间，来访者-受害者被反复告知(但也可能是间歇的，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强化形式)，他/她们是独一无二的，是治疗师所渴望的，对治疗师来说是不可抗拒的，治疗师感到被他/她们吸引和诱惑。存在反复和持续的歪曲；彻底的谎言；否认；言行不一；积极的、间歇性的强化，来混淆和设定期望以及责备的投射。随着时间推移，来访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感知，变得迟缓而渐进地被操纵，因为掠夺性治疗师掌控着现实，获得了控制和影响。治疗室内外发生的事情，可能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现实和想象变得模糊，受害者的现实和自我意识受到质疑和不公平对待。受害者可能会怀疑和质疑，但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看法被压倒。她越来越困惑，同时变得“恍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她的认同感、感知和自我价值。她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正在失去道德准则和心智。

随着影射和暗示的不断积累，它们会导致日益明显的行动。在这一阶段结束时，治疗师通常(不恰当地)过度暴露了更多的个人生活细节，其中一些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故事”，比如：不能交谈、患有慢性病并将离世的配偶；没有意义的婚姻和不和谐的性生活；任性或不懂感恩的孩子；空巢或其他中年危机；正在进行或即将到来的痛苦的分离或离婚；疾病；职业和经济压力。这些信息的作用，是引起来访者的关注和同情，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吸引和诱骗他/她们。对于那些渴望提供帮助和在家庭中学会了照顾者角色，作为获得认可或控制方式的来访者来说，被给予治疗师如此个人的信息，尤其诱人和满足。照顾治疗师往往会加强来访者被特别选中的感觉，让他/她们觉得自己因拥有回应他人的特殊能力，而很特别和受到赏识。

虽然大多数性引诱行为都发生在治疗环境，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关系增进，它可能发生在治疗环境外，变得不那么正式和专业，变得更轻松、社交和浪漫。从喝咖啡的户外会谈，可能会变成午餐，然后是亲密的晚餐。乘车或在树林或沙滩上散步，都可能导致身体接触。这种关系看起来越来越像求爱和约会，而不是治疗。在某种程度上，会谈变得更加具有性意味。治疗师可能会承认自己渴望更多接触，并开始谈论自己对来访者的性幻想，并鼓励来访者同样这么做。其中一些这类行为，可能会被半夜的电话、信息或电子邮件而强化。如果来访者和治疗师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人，意识到两人之间似乎越来越多的迷恋，并试图指出、质疑或阻止，两人可能会迅速产生愤怒、防御和否认。

第三阶段:现在确定是受害者

这个阶段是当关系从诱惑和性暗示的强烈和兴奋，过渡到更明确的性行为，包括脱衣、相互手淫、口交和性交。包括一些毫不隐晦和公然的活动，可能被看见、发现或报告给其他人——包含配偶和知己，执照管理委员会或其他官方机构，此后的治疗师或其他幸存者等。在某些情况下，性活动是由任何一方录制的音频或视频，表面上是为了提供订婚的纪念品；然而，它们也可以被用来勒索或作为诉讼中的证据。到这个阶段，任何“治疗”伪装都已成过去，尽管讨论治疗问题的“会谈”可能会继续，但只是为了在配偶或办公室同事问问题时，顾及表面上的面子。大多数施虐治疗师继续为服务收费。

此时，来访者可能会被治疗师警告，如果有人发现了这段关系，它将不得不结束，而且治疗师可能会失去他/她的执照、地位、婚姻和家庭。如果他/她不得不面临指控，他/她可能会失去自由，并暗示这将是来访者的错。来访者被要求保密和不得泄露，伴随治疗师的恳求(“请不要这样对我，没人会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或威胁(“反正没人会信你。这将是你作为一个来访者对我说的话——一个在同行里备受尊敬的专业人士，被一个精神不稳定的来访者勒索了”)。来访者很可能越来越痴迷地(上瘾般或解离般)陷入这段关系中，与自己正常的支持系统隔绝，并且习惯性地或“程序化”地相信，自己对施虐治疗师的幸福负有责任，对最初引诱治疗师进入这段关系负有责任，因此也有责任通过保守秘密来保护治疗师。受害者可能会相信自己“恋爱了”，被治疗师无条件地爱着和接纳，相信他们的生活将永远交织在一起，他们将一起生活。施虐治疗师可能会积极地鼓励来访者的这种期望。

性本身可以是高度刺激和满足的，但也可能是矛盾的感受，甚至是失望的来源。许多幸存者，描述了与参与和沉溺禁忌活动有关的兴奋和内疚的快乐。然而，他们可能会为自己的不忠感到内疚和羞愧，尤其是如果任何一方已经结婚，或处于稳定的恋爱关系中。有些人描述在发生性关系过程中和过后，感到亢奋或去自我感(或两者兼而有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感觉如何。成瘾模型可能是一种理解受害者经历的有用方式。受害者描述了在自己与治疗师发生性关系时，感到自己还活着(“多巴胺激增”)，而在私通之外感到空虚和失落。创伤史也可能与来访者在性行为中分神有关，因为性接触是一种触发解离的因素。

矛盾的是，许多来访者后来说，治疗师对他/她们并没有特别的外表吸引力(因为许多治疗师往往是中老年人，且不一定“老而有魅”)。相反，这种兴奋是被治疗师提供和承诺的东西所诱惑，或者被强迫接受。通常是非“性”的条件化作用，会给受害者造成最严重的心理动荡和伤害。因此，来访者不仅受到性行为的伤害，更受到性引诱的伤害。但是，在那些性行为明显畸形、有辱人格或暴力的情况下，性行为可能是创伤的主要来源。最终失去这段关系，无论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都可能是高度创伤性的，来访者经历的是决裂而不只是结束。

煤气灯效应

“煤气灯效应”一词来自乔治·库克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讲述了一个女人被丈夫故意逼至精神失常的边缘，其丈夫为了自身利益，撒谎和质疑她的现实和看法。类似地，心理治疗中的“煤气灯效应”，是治疗师出于自私的企图，利用和滥用自身权力和影响力地位，改变、修改或扭曲来访者对现实的感知，以达到个人满足的目的。它被定义：在心理治疗情境下，治疗师对来访者心理现实的非难，导致来访者相信治疗师呈现的现实才是真实的，而不顾自身的感知与之相反。在治疗时间涉及的“煤气灯效应”，被认为是对来访者心理的隐喻强奸，或者被强奸犯更粗暴地称为“精神折磨”。这也被Courtois和其他人贴上了“专业乱伦”的标签，因为他们认识到性接触的禁忌性质：它涉及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父母形象，和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依赖他人的孩子形象。因此，它涉及重大背叛。虐待治疗师使用的许多辩护和合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动力，类似于父女关系以及其他形式的乱伦。

在常规动力学心理治疗中，治疗师接受的训练是预期所谓的“退行移情”：在这个过程中，来访者将与童年时重要的依恋对象，尤其是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顾者的关系，投射到治疗师身上。以这种方式，退行的成年来访者在与父母式权威人物的关系中，将自己体验为一个孩子，而父母式权威人物被视为全知全能的形象。在这种退行的剧痛中，来访者无法独立地评估其治疗师(就像他/她无法评估其父母一样)，并且可能会相信父母不会做错，他们的观点总是正确的。有利用倾向的治疗师，可以轻易操纵来访者的这一移情，使之对自己有利。当“煤气灯效应”是性引诱过程的组成部分时，施虐治疗师可能会进一步声称，性接触对治疗师和来访者都有好处，这对她/他的婚姻有好处，这是现场性教育或性治疗用来“教她/他和使之放松”，这对她/他的心理健康有好处，或者这是为了她。在“被洗脑”后，“被洗脑的人”放弃了独立，接受而不是质疑或拒绝治疗师的观点。这样做，她/他试图避免失望、愤怒，或失去治疗师以及他们之间的特殊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