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第四年，为何“真金白银”难换新生儿？

文：周君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140489万人，全年减少339万人，这是中国连续第四年人口负增长。从2022年首次负增长的76万人，到2025年的339万人，负增长的斜率正在陡然变陡。而这并非中国独有的困境——韩国总和生育率跌至0.72的历史谷底，日本连续17年人口减少，台湾地区生育率仅0.83，东亚地区正集体遭遇“生育寒流”，成为全球低生育率的集中样本。

“少子老龄化”成为常态，东亚各国政府纷纷祭出“真金白银”的生育激励政策。这些横跨中日韩的举措，有着怎样的共同逻辑？看似力度空前的政策为何难以逆转生育率下滑的颓势？在生育焦虑弥漫的当下，“多生孩子”是否是破解老龄化、财政压力与规模萎缩的唯一钥匙？低生育率的深层症结究竟何在？

殊途同归的“撒钱式”突围

面对持续低迷的生育率，东亚各国政府政策虽细节各异，但核心逻辑高度趋同，形成了鲜明的“东亚特色”。

现金补贴与税收优惠成为标配，这是最直接也最普遍的政策选择。中国大陆多地已形成梯度化补贴体系：深圳对三孩家庭发放累计1.9万元生育补贴，杭州给予二孩家庭一次性5000元、三孩10000元补助，部分区县还对育儿家庭每月发放500-1000元的育儿津贴。韩国的补贴力度更为激进，对生育三孩的家庭提供最高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4万元）的住房补贴，每月发放30万韩元育儿补助直至孩子6岁，同时减免子女教育税与遗产税。日本则推出“育儿对应金”，每个孩子从出生到15岁可累计领取约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补贴，多孩家庭的所得税减免额度最高可达年收入的30%。中国台湾地区更是将“生育奖励金”提高至每个孩子2万元新台币，育儿津贴覆盖至小学毕业。

托育服务扩容与教育减负同步推进，试图破解“没人带、养不起”的现实困境。中国提出2025年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7.5个的目标，北京、上海等城市对民办托育机构给予最高50万元的运营补贴，公办幼儿园优先招收二孩、三孩家庭子女。韩国将公办托育机构的入托年龄降至0岁，对双职工家庭提供全时段托管服务，同时推行“义务教育全免费”政策，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部学费。日本则通过“认定儿童园”制度，实现托育与学前教育一体化，对低收入家庭减免80%的托育费用，同时将公立高中tuition全面免除。

住房倾斜与就业保障形成配套，直击年轻人的核心压力点。中国部分城市对三孩家庭在购房时给予最高20万元的补贴，或在公租房分配中给予优先资格；江苏、浙江等地明确规定，女性职工产假最长可延长至158天，男方享有30天护理假，且假期工资全额发放。韩国为多孩家庭提供低息购房贷款，最高可贷房产总价的80%，同时立法禁止因生育而解雇女性员工，企业需为育儿女性保留岗位至孩子3岁。日本则对养育3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减免部分房产税，企业若为员工提供育儿设施或弹性工作制，可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这些政策的共通性显而易见：以经济激励降低生育直接成本，以公共服务供给缓解育儿后顾之忧，以制度保障减少女性生育的职业代价。从表面看，政策设计覆盖了生育全周期，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现实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为何“真金白银”难换新生儿？

尽管东亚各国政府不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但生育率依然“跌跌不休”。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20年的1.3降至2025年的1.05左右，韩国跌破0.8，日本维持在1.2，均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这些“撒钱式”政策为何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核心在于政策未能触及生育决策的深层矛盾。

政策补贴与实际育儿成本存在巨大鸿沟，是最直观的原因。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养育成本普遍超过200万元，而政府提供的补贴最多不过数万元，仅能覆盖1%-3%的成本。韩国的情况类似，尽管补贴总额看似可观，但首尔地区的房价与教育支出居高不下，养育一个孩子到成年的成本高达2亿韩元，远超政府补贴额度。这种“成本与补贴的失衡”，让很多家庭觉得“生不起”的核心问题并未解决。

托育服务“供给不足”与“质量不均”并存，政策落地效果大打折扣。中国虽然提出了托位数目标，但实际供需缺口依然巨大，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仅为6.8个，远低于发达国家15个以上的水平，且优质资源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农村与偏远地区几乎是“空白”。很多双职工家庭面临“公办托育抢不到，民办托育买不起”的困境，最终只能由老人帮忙带娃。日本的托育机构虽然覆盖率较高，但“待机儿童”（等待入托的儿童）问题依然存在，东京部分热门托育机构的排队周期长达1年以上。

女性职业发展与生育的冲突尚未根本缓解，成为制约生育意愿的关键瓶颈。在中国，超过60%的女性在生育后遭遇过职场晋升停滞或薪资下调。韩国女性的“生育惩罚”更为严重，生育后重返职场的女性薪资平均下降30%，且晋升机会大幅减少。这种“生育=职业倒退”的现实，让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陷入两难。即便有育儿假，很多家庭也因经济压力不敢足额享受——日本的男性护理假虽然长达1年，但实际使用率仅为12%，核心原因是假期工资仅为原工资的50%，难以支撑家庭开支。

生育观念的深刻转变，让“多子多福”成为历史。随着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提升，东亚年轻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增至11.3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置于生育之上，不再把“传宗接代”视为人生必选项。韩国的调查显示，30-40岁的年轻人中，超过70%认为“没有孩子也能拥有幸福人生”；日本的“单身贵族”群体持续扩大，终身未婚率已达25%。这种观念的转变具有不可逆性，单纯的经济激励难以改变年轻人的核心诉求。

“多生孩子”是唯一选项吗？

面对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双重压力，很多人陷入了“唯数量论”的焦虑：似乎只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儿，才能填补劳动力缺口、支撑养老金体系、维持国家规模。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从全球经验与东亚的现实来看，“以更多新生儿挽救人口结构”并非唯一选项，甚至可能不是最优选项。

人口红利的核心已从“数量”转向“质量”，这是破解老龄化困境的关键。中国2025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8.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60%，劳动力资源总量依然充裕。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质的提升正在创造新的“质量型人口红利”——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日本的经验也证明，即便人口总量下降，只要人力资本水平足够高，依然能维持经济竞争力。日本65岁以上的“银发人才”就业率高达25%，很多老年人凭借丰富的经验与技能继续贡献价值，成为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力量。

“银发经济”的崛起，为老龄化社会提供了新的增长点。2025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升至23%，庞大的老年群体催生了巨大的消费与产业需求。目前中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涵盖养老服务、健康医疗、老年用品、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日本通过发展“介护保险制度”，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照护问题，还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韩国的老年教育产业蓬勃发展，超过40%的老年人参与各类学习活动，形成了“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这些实践表明，老龄化并非只有“负担”，更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

延迟退休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能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目前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55岁，而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2岁，健康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这为延迟退休提供了现实基础。按照“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方向，若将退休年龄逐步提高至65岁，预计可增加劳动力供给约3000万人。日本已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部分企业甚至允许员工工作至70岁；韩国则推出“外籍专业人才签证”，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弥补本土劳动力缺口。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降低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过去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人口红利+出口导向”模式，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正推动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保持在5%，总量跨越140万亿元，证明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可以并存。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能够在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维持经济活力。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低生育率、老龄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实现良性循环。

因此，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更理性的思路是“数量适度增长+质量显著提升+结构优化调整+制度创新保障”的多元协同，而非单纯追求新生儿数量的增加。“多生孩子”是重要选项，但绝非唯一选项。低生育率、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这些看似是“人口问题”，实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观念变革的必然结果。理想的人口政策不应仅仅是“花钱鼓励生孩子”，而应转向“全方位赋能家庭”，构建一个“愿意生、生得起、养得好”的社会环境，让每个家庭都能在生育与个人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良好的养育与教育，让每个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