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精心谋划3件事，均未能如愿，如何刺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1936年的局势，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日本关东军在北方扶植傀儡政权，国民政府则在西北苦苦挣扎，南京政府的外交碰壁，战场上的冲突此起彼伏。

当所有的棋子落定，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德王，这位蒙古贵族，原本只是个地方势力的代表，但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他的野心迅速膨胀。1936年初，他在察哈尔省北部建立了所谓的“蒙古军总司令部”，打着复兴蒙古的旗号，实则是日本扩张势力的工具。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应对这一局势，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削弱德王的影响。

双方的较量，表面上是民族自治问题，实际上是中日之间的一场隐形战争。

日本的目的很明确——利用蒙古问题制造混乱，为进一步侵华铺路。

关东军不仅提供武器和资金，还直接插手伪政权的运作。

到1936年中，伪蒙军已经扩编到九个师，随时准备对绥远发动攻击。

而国民政府这边，傅作义的部队成为抵抗的中坚力量。

他们在绥远一带布防，随时准备迎战。

然而，真正让局势升级的，并不仅仅是蒙古问题，而是日本内部对华政策的变化。8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的对华策略，明确要求“华北特殊化”，也就是说，要让华北地区脱离南京政府的控制，成为日本的经济和军事附庸。

这一策略的核心，是通过支持地方势力，让中国内部出现分裂。

蒙古问题、华北自治、经济渗透，都是日本推进这一计划的手段。

与此同时，成都事件的爆发，让日本有了新的借口向中国施压。

日本在成都强行设立领事馆，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愤怒，最终导致日本人员被袭击。

日本政府随即以此为借口，向南京政府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包括缔结防共协定、开放四川经济、禁止排日活动等。

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赤裸裸侵犯。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南京政府试图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但局势并没有因此缓和。

此时，日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越来越频繁，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压力巨大，而傅作义在绥远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11月，伪蒙军在日本支持下进攻绥远，但傅作义的部队以顽强的抵抗击退了敌军，甚至反攻收复了百灵庙。

这一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成功，更是士气上的提振。

然而，就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整个中国政局发生剧变。

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一事件，让日本的侵略计划出现了变数。

日本原本希望中国内部矛盾激化，从而坐收渔利，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反而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可能。

面对这一局势，日本内部的意见开始分裂，关东军希望直接出兵，而东京政府则更倾向于继续施压。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侵略计划逐步升级。1937年6月，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提出，应该先对南京政府发动攻击，以此改变局势。

而在华北，日军的演习变得更加频繁，最终在七夕之夜，卢沟桥事件爆发，全面侵华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有人说，1936年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预演，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在这一年集中爆发。

蒙古问题、华北自治、成都事件、绥远抗战、西安事变，每一个事件看似独立，实则环环相扣，共同推动了战争的到来。

历史从不突如其来，每一次战争的爆发，都是无数次试探和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