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父亲黎笋去世后，河内的街头巷尾都在说他老糊涂了。
说他放着北边巨人“同志加兄弟”的情分不要，非要领着越南这头小牛去顶那棵参天大树。
可我，黎汉，作为他的长子，晓得这盆泼在坟头上的脏水，不干净。
我家那张压在箱底的老照片里，父亲搭着中国专家的肩膀，笑得牙不见眼。
那种滚烫的笑，怎么一夜之间就结成了冰，最后在战场上碎成了炮火？
我想不通，直到那场风暴来临前的一个深夜，父亲才把那个咬碎了牙往肚里咽的秘密，告诉了我...
河内的雨季，总带着一股子霉味儿。
空气是湿的，墙壁是湿的，人的骨头缝里都像是长出了青苔。
我坐在那把用了几十年的藤椅上，藤条的缝隙里，积着一层洗不掉的灰。手里捏着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已经磨得发软，像一块被人反复揉搓的旧布。
照片上的我，还是个毛头小子，个子刚到父亲的腰。
父亲的手掌很大，像一把蒲扇，搭在我的肩膀上，很稳。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干部服，瘦，但精神头很足。
他旁边站着几个人，也是一样的打扮。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笑跟我们越南人不一样，不那么收敛，咧着嘴，露出白牙，像北方秋天裂开的石榴。
背景是乱糟糟的工地，竹子搭的脚手架戳向灰蒙蒙的天。那是中国专家在帮我们盖房子。
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我记得父亲的笑声最响，像打雷。
那声音，很多年以后，我再也没听过。
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院子里的那辆解放牌卡车，是家里的常客。司机是个山东人，姓王，我们都叫他老王。老王的嗓门大，普通话带着一股海蛎子味。
他每次来，都会变戏法似的从军绿色的挎包里掏出点东西。有时候是几颗硬邦邦的水果糖，有时候是一小袋炒花生。
他会把我举起来，放在他长满胡茬的下巴上磨蹭，弄得我咯咯直笑。他教我用筷子，他说：“小汉，你看，两根小竹棍，就能夹起整个世界。”
厨房里，母亲的米缸总是满的。米袋上印着一颗巨大的红色五角星，下面是两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那米煮出来的饭，又香又糯，和我们南方的米不一样，有一种厚实的、太阳晒过的味道。
父亲的书房，是家里的禁地，但那时候对中国人是开放的。
书房里总有两个人，我父亲，还有一个姓李的中国顾问。李顾问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说话慢条斯理。他们经常为了一张地图吵架。
父亲指着一个山头说：“这里，必须埋伏一个团。”
李顾问摇摇头，用铅笔在另一处画个圈：“不，这里才是咽喉，一个营就够了。”
他们用蹩脚的对方语言，混着比划，有时候急了，就直接在纸上写汉字。
吵到最后，总是李顾问拍拍父亲的肩膀，或者父亲给李顾问递上一根烟，然后两个人一起沉默地抽烟，烟雾缭
绕，像刚打完一场仗的战场。
“没有中国同志，我们还在丛林里喂蚊子。”父亲不止一次在饭桌上这样说。
他说这话时，会看一眼坐在旁边的中国专家，眼神里是那种实打实的、不掺假的感激。像一块刚出炉的面包，热乎乎的。
我们家对面住着阿南一家。
有一回，美国的飞机又来了。尖锐的警报声像一把锥子，扎进人的耳朵里。我们都躲进了防空洞，阿南那孩子贪玩，慢了一步。
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我们跑出去一看，阿南家的半边墙塌了，那孩子被埋在了砖头和泥土下面，只露出一只小手。
阿南的妈妈当场就瘫了。
所有人都吓得不知所措。
这时候，医疗队的陈医生冲了过来。她是中国人，个子小小的，平时说话细声细气。
但那一刻，她像头小豹子，两三下就扒开土堆。她的手被碎瓦片划破了，血顺着指缝往下流，她好像没感觉。
她把满身是血的阿南抱出来，做了简单的急救，然后背起他就往医疗站跑。
后来，阿南的腿保住了。
陈医生给我膝盖上的一点擦伤抹药，她的手很巧，动作很轻。她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出几块大白兔奶糖，奶糖的包装纸上画着一只白兔子，很精神。
她把糖塞进我手里，用她那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小汉，记住，中越友谊，比这个糖，还要甜。”
我剥开一颗，放进嘴里。
浓浓的奶香化开，甜得我眯起了眼睛。
我以为，这种甜，会一直持续下去。
甜味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淡的？
大概是1975年吧。
西贡解放了，最后一架美国人的直升机，像一只断了翅的蜻蜓，从大使馆楼顶上歪歪扭扭地飞走。
越南统一了。
整个河内都疯了。人们举着旗子，唱着歌，在街上跳舞。我也在人群里，跟着他们一起喊，喊得嗓子都哑了。
我们赢了。我们把法国人打跑了，又把美国人打跑了。我们是顶天立地的民族。
可是，家里的气氛，却一天比一天沉闷。
胜利的喜悦，像退潮一样，从父亲的脸上迅速消失了。
他不再在饭桌上讲那些战争时期的笑话。他吃饭很快，吃完就钻进书房，把门关上。
深夜里，我能听到他跟母亲在房间里争吵。声音压得很低，但那种压抑不住的火气，还是像针一样，穿透了门板。
我听不清全部，只零零碎碎地听到几个词。
“北方……”
“柬埔寨……”
“不能总是听他们的……”
家里的客人也换了一拨。
老王回国了，走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军用水壶，还摸着我的头说：“小汉，长大了，到北京去看看天安门。”
李顾问也走了。
陈医生和她的医疗队也走了。
那些熟悉的面孔，像潮水一样退去。随之而来的，是另一批人。
他们是苏联人。
他们个子很高，鼻子很挺，说话的声音很大，笑起来也很大声。他们一来，家里就充满了伏特加和黑面包的味道。
他们管我父亲叫“达瓦里希”（同志），搂着他的肩膀，用他们那生硬的俄语，说着“伟大的胜利”。
父亲也笑着，用酒杯碰着他们的酒杯。
但那种笑，是浮在脸上的。我看得出来。那不是他跟老王、跟李顾问在一起时的那种笑。这种笑，像一层薄薄的冰，客气，但冰冷。
父亲的书房里，那张巨大的越南地图，被一张更大的印支半岛地图取代了。
他的手指，不再仅仅停留在河内或者西贡。他更多的时候，是在抚摸着版图上与越南相连的那两块地方——老挝和柬埔寨。
他嘴里开始出现一个新的词：“印支联邦”。
他说这个词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我在丛林里的狼眼中见过，灼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野心。
有一次，我看到他又在修剪院子里的那棵三角梅。那棵花，也是中国专家当年送的。
我走过去，小声问：“爸爸，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怎么了？”
他手里的剪刀停住了，没有回头。
过了很久，他才说：“阿汉，你见过竹子吗？”
我点点头。
“竹子长大了，就要有自己的根，就要自己往天上长。不能总活在旁边那棵大树的影子里。会不见天日的。”
他“咔嚓”一声，剪掉了一枝伸得过长的花枝。
那朵开得正艳的红色花朵，掉在地上，被泥土弄脏了。
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一下。
影子。
他把那个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北方巨人，称之为“影子”。
空气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先是从报纸上开始的。
以前那些“同志加兄弟”、“唇齿相依”的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地区霸权主义”、“忘恩负义”。
街上的气氛也变了。
我家附近，有一家开了几十年的华人米粉店。有一天早上，我路过那里，看到店门口的玻璃碎了一地，墙上被人用红漆刷了很难听的话。
店主陈伯，一个总是笑呵呵的老人，正蹲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捡着碎玻璃。他的腰弯得很低，像一只被踩了壳的乌龟。
我的一些华人同学，也开始变得沉默。他们在学校里走路都贴着墙边，不敢大声说话，看人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然后，是边境。
父亲带回家的内部简报，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厚。
上面记录着各种冲突。
今天，北边的边防军越境巡逻了。
明天，我们的渔船被他们的炮艇撞了。
后天，我们一个哨所的士兵，失踪了。
简报上的文字，是冰冷的铅字，但我仿佛能闻到血腥味。
我坐不住了。
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阮明，他就是华人。那天，他哭着来找我。他说，他父亲的工厂被没收了，他们一家人，被勒令在三天内离开越南。
“阿汉，我们去哪里？”他抓着我的胳A膊，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啊！”
我看着他绝望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拿着一份最新的边境冲突报告，冲进了父亲的书房。那份报告上，写着我们这边死了三个人。
父亲正背对着我，站在那张巨大的地图前。他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
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成了山。
“爸爸！”我把报告狠狠地摔在他的书桌上，纸张发出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缓缓转过身，通红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我们真的要打仗吗？”我的声音在发抖，一半是愤怒，一半是恐惧，“为了那些所谓的‘国家利益’，就要把阮明一家赶走吗？就要让陈伯的店被砸吗？就要让边境的士兵去死吗？”
我指着他的胸口，几乎是吼了出来：“您忘了吗？陈医生！那个救了阿南的陈医生！她也是中国人！老王！那个教我用筷子的老王！他也是中国人！他们现在，都是我们的敌人了吗？”
我脑子里，全是那些温暖的画面。
老王粗糙的大手，陈医生温柔的眼神，李顾问和父亲一起抽烟的剪影。
这些画面，和眼前这份沾着血的报告，怎么也无法重叠在一起。
父亲的脸上，肌肉在抽动。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疲惫，有愤怒，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痛苦。
“阿汉，”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破了的风箱，“你还小，你不懂政治。政治不是一碗米粉，不是一块糖果。它要用血来换。”
“我不懂！”我感觉眼泪涌了上来，“我只知道，我们不能向帮助过我们的人开枪！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您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书房里陷入了可怕的寂静。
墙上的老式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那声音，像是踩在人心尖上。
父亲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他眼里的那种坚硬，似乎有了一丝松动。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作一声长长的、充满了无力感的叹息。
他摆了摆手，转过身去，重新面对那张地图。
“你出去。”他的声音，冷得像冰，“你什么都不懂。”
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我靠在门上，感觉天旋地转。
是的，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甜会变成苦，为什么笑会变成刀。
但我知道，在那扇门后面，藏着一个快要爆炸的秘密。
那次争吵后没几天，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
河内像死了一样安静，连虫鸣都听不见。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阮明哭泣的脸，和父亲冰冷的眼神。
我起身，想去倒杯水。
经过父亲书房的时候，我看到门缝里透出一丝微弱的光。
我心里一紧，蹑手蹑脚地走过去。
门没有锁，虚掩着。
我悄悄推开一条缝，往里看。
书房里没有开大灯，只开了一盏小小的台灯。父亲没有坐在书桌前，而是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他整个人，都陷在阴影里。
他没看地图，也没看文件。他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手里攥着一个东西，在台灯昏黄的光晕下，一闪一闪的。
那个背影，不再是我印象中那个能扛起天的巨人。那是一个……被什么东西压垮了的、苍老的背影。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地板的“咯吱”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响。
他好像被吓了一跳，身体猛地一颤。他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神有些茫然，像刚从一个很遥远的梦里惊醒。
“爸爸，这么晚了，还不睡？”我走过去，声音放得很轻。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然后，他缓缓地，把那只一直紧攥着的手，摊开在我的面前。
他的手心，躺着一枚徽章。
徽章已经很旧了，上面的颜色都磨掉了不少。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很多年前，中国顾问团撤离前，送给我父亲的纪念品。
一枚“中越友谊徽章”。
上面，一面是我们的金星红旗，一面是中国的五星红旗，紧紧地交叉在一起。
父亲的声音响了起来，沙哑，干涩，像是从一口枯井里捞出来的。
“你不是一直问我，为什么吗？”
他停了一下，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着。
“那我就告诉你。”
他的目光，穿过我，飘向了窗外无尽的黑暗。仿佛要从那片黑暗里，挖出一段被埋葬的往事。
“那年，仗打得最凶的时候，美国人的飞机跟下雨一样往下扔炸弹。国家的储备快打光了。我，作为特使，秘密去了北京。去要东西，要粮食，要炮弹，要所有能让我们活下去的东西。”
“他们很慷慨。会谈就在人民大会堂。他们答应了我们所有的要求。我记得当时，我心里……除了感激，还是感激。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兄弟。”
“会谈结束，一位身份非常高的中国领导人，亲自送我到门口。他一路上都拍着我的肩膀，很亲切，就像一个兄长，一个长辈。”
“快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他脸上的笑，还是那么亲切。他用那种半开玩笑，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了一句话。”
父亲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
我看到他的手，那只摊开的手，在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那枚小小的徽章，在他的掌心，跳动着，像一颗濒死的心脏。
他的脸上，涌起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那是一种被巨大的羞辱感瞬间击穿的表情，混杂着无边的愤怒和彻骨的冰冷。像一个人，在最信任的兄弟面前，被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
他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像是把整个房间的冷空气都吸进了肺里。
然后，他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模仿着当年的那种语气，那种带着恩赐和敲打的、云淡风轻的语气，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